连续犯作处断一罪的理论根据研究

目前刑法理论界对连续犯作一罪处断的理论根据有:避免以实质竞合的方式来处理连续犯;具有一定的诉讼价值,符合刑法经济性原则;防止对犯罪人量刑畸重;是主观主义刑法思想的产物等观点。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都不能作为连续犯作一罪处断的理论根据。连续犯作一罪处断的理论根据在于:连续犯的主观恶性明显低于行为人实施数个独立的同种犯罪的情形。其造成的客观危害的大小,也比行为人实施数个独立的同种犯罪的情形低。因此,对连续犯不能数罪并罚。另外,连续犯是实质的数罪,对连续犯不能只按照其中一个犯罪进行处断。对连续犯只能处断为一罪,再考虑其他犯罪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的大小,依据刑法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处罚。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行为方式的学理审视与司法适用

为增强与新《证券法》之间的协调性，《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进行了联动修改。其中，本罪三项新型操纵市场行为的增设是对其行为方式的明确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修正前本罪行为方式的规定违背了明确性原则，仍有必要对明确性原则的具体内涵、判断标准与实现路径进行系统地梳理与澄清。此外，在体认立法上的犯罪化与司法上的犯罪化的语境下，犯罪化的概念应当重新界定。本罪增设三项行为方式虽系刑法修正，但并非立法上的犯罪化。在刑法修正与刑法解释的关系问题上，刑法解释的终点，即为刑事立法(刑法修正)的起点。但是，刑事立法(刑法修正)的起点，不一定是刑法解释的终点。在刑法解释所能辐射的范围内，除非基于价值上的重大考量，否则刑事立法无需加以修正，给予刑法解释足够的空间。本罪中兜底条款的规定为新型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的刑法规制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供给，同时也是本罪适用的难点所在。主流观点关于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存在概念混同、标准混乱、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难以兼顾等诸多缺陷。应重构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提倡兜底条款相对从属性说。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解析

根据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解析，尽管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是由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完成，但由于本罪侵犯的犯罪客体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也被限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不可能构成间接正犯。同时本罪的犯罪性质也决定了一旦“组织”行为中的暴力胁迫等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造成了未成年人不应有的伤害或死亡结果，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而不能依照转化犯、包容犯等来处理。     

“虐童”入刑的正当根据与路径选择

现行刑法欠缺对特定虐童行为给予否定评价的能力。虐童行为符合刑法所要求的犯罪化标准，存在犯罪化的现实需要。虐童行为的犯罪化宜采取：奉行刑法“最后手段”原则，合理设定虐童行为入罪的标准；采用行为类型化的立法模式，将虐童行为纳入整体的刑法健康权保障体系之中；理性审视刑法既有罪名规制范围与行为类型的内在关系，力戒“就事立法”的简单化操作；删除刑法虐待罪的规定，增设“虐待被保护人罪”。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司法适用

《刑法修正案（七）》第8条所确定的罪名应概括为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在司法实践中，应对本罪的犯罪主体、主观故意、组织行为、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含义和犯罪客体进行理解和把握。通过本罪的适用，还可以发现刑法在维护社会治安管理秩序上存在某些不足。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若干问题

组织未成年人犯罪一直是犯罪预防的重点内容,《刑法修正案(七)》第8条对此专门作出规定,立法者将其作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二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之中,但并没有确定具体的立法罪名。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但不包括单位。犯罪主观方面是故意。     

过失共犯之“过失正犯”探讨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由此可见我国刑法存在共同过失的提法,同样承认共同过失犯罪的,只是不以共同犯罪论处。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道路交通司法解释中第五条将共同过失犯罪明确,引起学界较多争论。我国共同过失犯罪的存在是有必要的,也是逐渐的在突破立法。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对待过失共同犯罪行为的入罪,不能将所有的"共同"过失行为都定为共同犯罪。应该明确共同过失犯罪的类型——共同过失正犯。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规制——性侵幼女构成强奸仍应以“明知”为前提

“明知”仍然应当是性侵幼女行为构成强奸罪的前提要件。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对于犯罪对象“确实不知”，就无法形成强奸的故意进而构成强奸罪。“明知”是存在犯罪对象的故意犯罪之构罪要件。犯罪故意的内在构造决定了行为人成立故意犯罪应以对犯罪对象的明知为前提，司法实践中对对象认识错误案件的处理模式也佐证了对犯罪对象的明知是成立故意犯罪的必要条件。适用严格责任制度违背了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也有悖于现代刑法的责任主义原则，来认定性侵幼女行为的性质。根据《意见》第19条第2款的规定，即便被害人是不满十二周岁的幼女，行为人要构成强奸罪，在主观上仍然需要具备“明知”的要件，只不过《意见》对行为人的“明知”采用了推定制度而已。采用推定制度来判定“明知”，不仅可以严厉打击性侵幼女的犯罪行为，也坚守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当然，司法机关应当允许行为人就其主观上不存在罪过提出反证。     

对《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的解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将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入罪,既是预防与惩治犯罪的现实需要,又弥补了现行刑法规定之不足,更是践行人权保障的要求。司法实践中,我们应正确理解本条罪名、个人信息、行为情节严重、主体范围等的含义以及在刑法中适用的相关问题。     

论未成年人犯罪出罪机制在刑法中的表达——对转化型抢劫罪司法解释合理性的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相对负刑事责任人排除在转化型抢劫罪主体范围之外，这一规定既不符合刑法理论通说，也与立法解释的精神相违背。基于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区别于其他犯罪人不同的刑罚处遇要求，应当重视未成年人犯罪出罪机制在刑法中的表达。我国刑法出罪机制不在于犯罪构成体系中，而在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中，这也成为未成年人出罪机制在刑法中的规范表达，应当充分重视对“但书”规定的认识和运用。     

论“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

我国立法、司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处罚措施处处体现了从宽处罚的刑事政策，这符合我国所签订的一系列国际公约或法律文件的基本要求。然而，根据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国刑事法应当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相结合的角度进行考察，并关注“行刑重其轻”刑法思想的运用。为此，有必要在刑事立法、司法两方面分别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时的“宽”和“严”进行具体修正，例如，“宽”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严”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等。     

《刑法》修改应体现少年司法的特殊性

刑法典的修改是刑事立法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形势的必然要求,也是刑法典自身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重要途径.由于我国尚未健全一整套少年司法制度,所以,目前我国现行的刑法典还未能充分体现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特殊性要求,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需要.这就要求通过对《刑法》的修改,弥补目前在未成年人犯罪处理方法上的缺陷.笔者认为,在修改《刑法》时,应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些特点,从有利于对其进行“教育、感化、挽救”的角度出发,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体现“区别对待”原则,完善“从轻、减轻”条件所谓“区别对待”,即指未成年人在犯有与成年人相当的罪行时,在量刑上应有所不同,一般对未成年人的量刑应较成年人为轻.目前的《刑法》除第十四条、第四十四条涉及未成年人量刑尺度外,其余条文均未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作出明确的规定.由于刑     

青少年网络欺凌现象的刑法规制

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因为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匿名性以及广泛传播性,加之青少年身心尚未成熟,而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人已经触犯了我国刑法。在公开的网络空间散布带有欺辱性质的内容或谣言涉嫌构成侮辱罪、诽谤罪,公开他人信息涉嫌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破坏社会秩序涉嫌构成寻衅滋事罪;但在非公开网络空间采取点对点式的青少年网络欺凌难以认定为犯罪。就目前实践的情况而言,应合理划分青少年网络欺凌的规制范围,同时适当对犯罪圈内的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加大惩治力度,并增强青少年寻求刑法保护的可操作性。     

教唆共同犯罪人包揽罪责的行为定性——评王某某故意伤害、妨害作证案

妨害作证罪是1997《刑法》设立的罪名,从罪状的表述内容看,该罪的犯罪主体、行为方式、行为对象都相当宽泛,并无特定的限制。然而,教唆共同犯罪人包揽罪责、包庇同伙的行为不应当构成妨害作证罪,因为这种行为本质上属于不如实供述行为。如果不如实供述一方面不能享受坦白的从宽待遇,另一方面还构成其他犯罪的话,这是对同一行为的重复评价。而且,现代刑事诉讼理念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没有义务就没有责任。而且,从期待可能性理论出发,既然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也就不能期待共同犯罪人互相揭发、如实相告。     

浅析犯罪未遂与共同犯罪

关于犯罪未遂、共同犯罪问题在法学界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列举王某与周某预谋盗窃本单位钱款,周某放弃实施犯罪行为,王某盗得单位保险柜后将其藏匿于单位储藏室的盗窃案件,提出王某的行为是否属于犯罪未遂以及王某与周某的行为是否属于共同犯罪问题。通过对国内外对犯罪未得逞的立法规定及我国刑法学界关于对犯罪未得逞的"犯罪目的说"、"犯罪结果说"、"犯罪构成要件说"三种不同观点进行论述,论证犯罪构成要件说的科学性。列举"否定说"、"否定说"观点,论证共同犯罪行为参与共谋即使未实行也构成共同犯罪。     

对少年刑法的立法思考与分析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立法采取附属条文的立法模式,主要体现并分散于《刑法》、刑法修正案和若干司法解释之中。从顶层设计来看,我国现行条文对未成年犯罪人已经足以达到教育、感化和改造的立法初衷,创设独立的少年刑法既无必要也难以操作。少年刑事立法应力戒情绪,防止被情绪化的舆论或者民意所牵制,对于刑事一体化的推翻与重建不能一蹴而就,应首先考虑能否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方式予以弥补,而不是依靠单纯改变刑事立法模式以适应现实少年司法的需求。在未成年人构罪问题上,应提高未成年人犯罪的准入门槛,平衡成人犯罪的量刑标准,加强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防治。从具体问题来看,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不应降低,对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无期徒刑     

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后实施帮信行为的定性分析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九条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来,该罪名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网络洗钱等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犯罪分子的手段日益专业化、精密化、隐蔽化、金融化和科技化,"卡商""卡农"的出现为打击此类犯罪制造了较大障碍,...     

性侵幼女构成强奸仍应以“明知”为前提

"明知"仍然应当是性侵幼女行为构成强奸罪的前提要件。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对于犯罪对象"确实不知",就无法形成强奸的故意进而构成强奸罪。"明知"是存在犯罪对象的故意犯罪之构罪要件。犯罪故意的内在构造决定了行为人成立故意犯罪应以对犯罪对象的明知为前提,司法实践中对对象认识错误案件的处理模式也佐证了对犯罪对象的明知是成立故意犯罪的必要条件。适用严格责任制度违背了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也有悖于现代刑法的责任主义原则,来认定性侵幼女行为的性质。根据《意见》第19条第2款的规定,即便被害人是不满十二周岁的幼女,行为人要构成强奸罪,在主观上仍然需要具备"明知"的要件,只不过《意见》对行为人的"明知"采用了推定制度而已。采用推定制度来判定"明知",不仅可以严厉打击性侵幼女的犯罪行为,也坚守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当然,司法机关应当允许行为人就其主观上不存在罪过提出反证。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立法审视与完善研究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增设,严密了我国未成年人性权利的刑法保护网,填补了我国性犯罪立法对负有照护职责人员实施性侵害行为的处罚漏洞,顺应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域外立法趋势。但是,该罪存在犯罪主体范围规定不周延,未对不同性别、年龄未成年人进行平等保护。此外,负有照护职责人员实施的猥亵未成年人犯罪未进行专门规制,刑罚设置未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不完善之处。因此,本文建议将三代以内直系和旁系亲属、与未成年人共同生活人员、国家工作人员等进行例举性规定,在罪状表述上采用中立化规定,以平等保护男女未成年人的性权利;负有照护职责人员实施的强奸、猥亵不同年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作为加重处罚情节进行规定,以强化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最大化保护。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刑事沉默权

我国刑法第395条第1款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仅涉及到刑事沉默权、诉讼理念、诉讼价值等深层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了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在价值目标上的内在统一问题．因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违背了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不必自证其罪的基本原则。为此，可以通过修改罪状表述来避免与刑事诉讼法原则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