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腐败行为的刑事规制

腐败行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国际性问题,我国在反腐败问题上一直努力不懈,但目前在反腐败制度设计上呈现出前置性法律阙如、刑事法网粗疏、司法认定过宽等问题。为有效遏制腐败行为,巩固反腐成果,应当制定合理的反腐败刑事政策;完善立法,将贪污贿赂犯罪由目前的数额犯、情节犯改为行为犯,兼顾情节;建立前提性的反腐败法律机制,使之与刑法规则一起构筑一道反腐败的防线;通过司法严格控制腐败,严厉入罪,避免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变相的出罪。     

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适用探讨

在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逐渐成为一项指导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刑事政策.非犯罪化刑事政策主要适用于法益不明的犯罪和恶性轻微的犯罪.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适用途径包括全部非犯罪化和部分非犯罪化、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适用途径不同,其适用效果也会有所差别.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从起步到较为全面展开仅用了短短四、五年时间。与此同时,作为刑事和解的一个重要领域,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刑事和解制度也理应得到迅速发展。从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角度出发,探索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上的运用,以期构建适合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的刑事和解制度。     

论刑事政策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影响

随着信息网络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刑法在面对复杂的犯罪类型时稍显无力,刑事政策开始不断地侵入刑罚体系。刑事政策是刑法规范与现实状况连接的桥梁,在规范判断中增加了事实判断,以解决刑法面对现实风险的困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是新型犯罪的典型,刑事政策从立法层面可为应保护法益选择提供指导,从司法层面可对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提供价值引导。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念与程序设置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和司法的灵魂,它不仅对刑事立法起着价值导向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刑事司法的前进方向.我国当前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了刑法谦抑理念、人权保障理念和和谐理念.为更好地实施这一政策,在程序设置上应当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积极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扩大不起诉范围,引进暂缓起诉措施.     

我国古代“恤幼”思想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启示

中国古代深受儒家人本思想影响,"恤幼"思想就是表现之一。"恤幼"思想认为国家、社会和长者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张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不同于成年的特别宽容,在刑事责任年龄上、在刑事处遇上主张对少年给以更多的关爱,并将其体现在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这些思想对我们当今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制定和完善仍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刑事立案程序的独立性质疑

本文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刑事立案程序中存在的弊端,并对其程序的独立性提出了质疑.认为现行立法的不合理导致在立案阶段侦查机关采用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的非法性,同时也是司法实践中不"破"不"立"现象的一个成因.在考察了国外相关立法之后,建议取消立案程序,代之以相对简化的初步侦查步骤,将其纳入侦查大程序之中.     

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域外经验与我国的未来调适方向

目前,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存在罪名体系滞后、法网疏漏和入罪门槛过高等立法弊端,不利于保护法益和打击犯罪。借鉴域外刑事立法经验,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未来调适方向既要注重严密刑事法网,又要注重刑罚缓和。具体而言,应以行为为中心构筑我国贿赂犯罪罪名体系,调适贿赂犯罪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增设"收受礼金罪",逐步走向废止贿赂犯罪死刑的征途。     

贿赂犯罪主观方面推定立法化问题探讨

新出台的《贪污贿赂司法解释》显现出贿赂犯罪刑事法网"趋密"的特征,但其有关"为他人谋利"要件的解释仍不能妥善解决新型贿赂犯罪激增下司法实践遭遇的问题。就广义而言,推定不仅是存在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一种证据制度,也是刑法中涉及特殊领域的立法设计类型;为适应打击贪腐犯罪的需要,目前最可行的做法是沿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模式,通过刑事立法方式设计贿赂犯罪主观方面的推定,应当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利"要件,从而完成贿赂犯罪领域的刑事司法推定(又称事实推定)向刑事立法推定(亦称法律推定)的转变。     

刑事和解制度检察实践问题浅析

2013年1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确认了刑事和解制度,回应了司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必要性的争议。然而,刑事和解的立法并不意味着研究和争议的结束,立法留下自由裁量空间使得刑事和解程序在司法实践存在被滥用和曲解的可能。刑事和解是刑事司法制度上的一项创新,实施存在风险性,只有正确解读该制度,走出认识的误区,才能不偏不倚地把刑事和解的核心价值落实到检察实践中去。     

刑事和解的探索与实践

刑事和解作为恢复性司法理念孕育出来的新型司法制度,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刑事法律政策的重要内容和刑事法律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对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司法领域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应充分借鉴国外刑事和解的理论与经验,积极探寻和整合本土资源,并结合我国已有的刑事司法实践,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     

从刑法修正案看我国轻微犯罪的立法趋势及其影响

随着我国确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指导立法和司法的基本刑事政策,以及受国家法治发展、国家权力重新配置、警察权限缩、司法权扩张的影响,近几次的刑法修正中出现了强烈的轻微犯罪立法趋势,且这种立法趋势在未来仍将持续,并成为我国刑法修正的主要内容。为有效应对该立法趋势将给我国现有的刑法体系、刑法制度、诉讼制度、司法救济制度带来的巨大挑战,应尽早建立轻微犯罪制度。     

检察机关自侦工作中运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几点思考

宽严相济是我们党和国家重要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检察机关正确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根本方针之一。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司法机关惩治犯罪、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若干意见》，明确了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导思想、原则，并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各环节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措施，也是对检察机关自侦工作执法办案水平和执法效果的重大考验。笔者仅就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如何贯彻宽严相济的司法刑事政策谈一点粗浅认识。     

青少年涉毒犯罪的司法防范与控制体系——基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分析

青少年涉毒犯罪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有关青少年涉毒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必须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特别是要结合近年来颁布的有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注重"双向保护",加强对青少年涉毒犯罪的司法防范与控制.     

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刑事实体法内的理论辨析

伴随公众权利意识不断提高,公民权益保障越来越成为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这在刑事司法领域内也尤为突出。刑事和解制度正在我国各地的司法实践中呈现一种日趋兴旺的势态,然而我国关于刑事和解的立法却尤显迟缓,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的立法者,包括社会公众对于刑事和解是否与我国的刑事实体法,尤其是与刑法基本原则和刑事责任是否存在冲突留有疑惑,为此,笔者将在综合现有学术观点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浅薄看法。     

简论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困境及出路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立法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立法者已经意识到证人出庭对于案件的审理以及确保判决公正性方面的重要性。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关系到司法公正,是现代庭审制度的改革需要。由于立法和司法上的原因,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的立法仍存在不足,证人出庭作证难已成为制约我国庭审改革的瓶颈。规范我国刑事证人作证的立法,完善相关配套细则,应是解决目前司法实践中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难问题的有效途径。     

浅谈我国盗窃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

盗窃犯罪是我国社会中极为普遍的一种犯罪形式,其数量在很多地方占据了犯罪之首。我国关于盗窃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不完善之处。本文从适当提高追究盗窃罪数额的起点、将虚拟财产纳入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单独设立单位盗窃罪、单独设立刑法条文追究盗窃珍贵文物犯罪行为以及将邮政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盗取财物的犯罪行为由盗窃罪改为职务侵占罪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盗窃犯罪刑事立法的具体建议,以期为我国法治建设尽微薄之力。     

刑事上诉功能之反思——从和谐社会的视角

刑事上诉程序作为救济性程序，是司法机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重要环节然而，从刑事诉讼立法与实践来看，我国刑事上诉程序并不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这是因为，我国刑事上诉程序在功能上仍然存在明显缺陷，既难以满足公平正义的需要，也无法充分发挥权利救济、吸纳当事人不满以及保障法律统一实施等方面的应有功能。     

论我国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建立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简称污点证人制度,其作为一项刑事司法处置制度在欧美等国家的司法实践中普遍应用,而在我国现行法律中一直没有明确规定。我国应当建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这对于有效的打击腐败犯罪、有组织犯罪等大有裨益。     

检察机关如何实践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目前,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已成为检察机关指导司法实践的基本刑事政策,但如何正确理解＂宽＂和＂严＂的确切含义,做到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则仍是司法实践的最大难点。必须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内涵及适用的原则有一个全面、确切的理解,才能够在检察实践中作到在个案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正确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