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机制构建

跨境数据流动是全球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也是全球治理的新兴议题。在数字经济发展和东盟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下,东盟从统筹数字经济发展与数据保护入手,着眼于提升东盟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制定并完善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机制。这一机制的构建始于新加坡对数据保护规制的探索,基于东盟个人数据保护框架,在东盟数字一体化总体框架下制定数字管理框架,并以“东盟示范合同条款”和“东盟跨境数据流动认证”两大关键手段促进机制落实。该机制具有灵活性、包容性和指导性的特征,有利于促进东盟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降低谈判成本与合规成本,获得更多全球竞争优势。对于中国而言,在与东盟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机制合作对接方面具备可能性和可行性,需要充分认识和评估东盟机制对世界数字治理的影响、对地区数字经济秩序的挑战,推动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     

数字贸易中跨境数据流动法律规制的实践研究

跨境数据流动是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环节。呈现出地区区域跨境数据流动法律规则碎片化,WTO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跨境数据流动法律规则缺位等阻碍数字贸易中跨境数据流动的现实问题。跨境数据流动法律规制具有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非限制性,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受限性的特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以尊重主权,安全合作,多边共赢等作为努力方向,是解决数字贸易中跨境数据流动法律问题的有效途径。     

论刑事合规不起诉中的检察建议——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81号指导性案例为视角

我国各地检察机关在办理企业犯罪案件中自发探索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其中,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在刑事合规不起诉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拟对涉罪企业做不起诉处理时,基于对企业经营、管理状况的调查和评估,就如何推动企业合规经营所提出的检察建议。它既为涉罪企业开展合规建设提供了参考和指引,也是检察机关在后期考察涉罪企业合规改进状况进而决定是否不起诉的重要依据。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与检察机关在刑事合规案件中提出的量刑建议、检察意见存在本质区别,也承载着有别于传统检察建议的制度功能。从我国刑事合规的实践探索来看,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存在具体指向型和概括引导型、检察建议前置型和检察建议后置型等不同模式,其各自适用条件、运行机制、法律效果等并不相同。为了保障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过程的正当性和内容的科学性,应建立企业犯罪案件的社会调查、合规听证等配套制度。     

跨境资金流动的法律监管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跨境资金流动日趋频繁,由此也带来了经济危机和金融风险。因此,要明晰跨境资金流动的基本概念和特征,从法律的角度进行跨境资金流动渠道分析,剖析跨境资金流动监管存在的问题,并从跨境资金流动法律体系、部门监管等不同维度入手,探讨跨境资金流动的法律监管策略,从而更好地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促进涉外经济稳定发展。     

构建全球数字经济规则的基础性难题、路径分化与前景

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涵盖数字主权与安全、数据流动与应用、跨境电子商务、数字跨境传输与交付、设施与设备的互联互通、数字技术标准、人工智能治理等诸多问题,关系国家、企业、个人参与全球数字市场和利用数字技术的权利和义务。面对信任缺乏和数字鸿沟等基础性难题,全球数字经济规则构建路径呈现碎片化和分化态势。当前,全球数字经济规则构建应当坚持开放、包容和可持续原则的共识日渐形成,为打造融合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     

总法律顾问与首席合规官的岗位联系

近年来,Z公司、H公司等知名企业因为合规问题接连被国外政府调查、处罚,合规管理开始被我国的监管层和企业界重视起来。本文拟从首席合规官与企业总法律顾问发展历程、职责进行分析研究,结合中央企业在设置企业总法律顾问与首席合规官上的具体实践,分析总结了其今后工作将面临的挑战,为企业法治合规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参考。     

企业刑事合规视角下单位再犯问题法律研究

预防犯罪与再犯是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也是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的重要问题。与刑罚处罚不同,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具有事先性、内部性、激励性等特征,在预防单位再犯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然而企业合规制度作为舶来品,要想更好地解决我国实践中的预防再犯问题,还应进行本土化改造。并且在注重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完善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传统刑事理论中单位再犯理论的完善。只有双管齐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单位再犯的法律问题。     

数据犯罪刑事风险与合规治理路径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据已成为企业单位运营和管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也催生了数据犯罪这一全新的问题。数据犯罪不仅给企业单位带来经济损失,还会对企业单位的声誉、客户信任度等方面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刑事合规视野下数据犯罪的治理路径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刑事合规视野下数据犯罪治理的相关内容。     

强人工智能时代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研究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给现代生产生活提供更多解决方案,在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医疗诊断、智慧教育、金融投资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带来高效率和便捷之时,个人信息侵权问题越发严峻。由于智能机器需要巨量的数据信息进行“喂养训练”,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泄露、滥用等侵权案件刺痛大众敏感神经。实践中由于个人信息范围规定宽泛、公民个人诉讼举证难、侵权主体难确定、企业数据合规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通过明确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范围、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适用规则、探索个人信息侵权的惩罚性赔偿、立法为主企业合规为辅协同治理,探索强人工智能时代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新措施新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跨境农产品知识产权保护路径探究

跨境农产品知识产权保护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措施,本文旨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践提供参考。以跨境农产品知识产权保护为视角,分析跨境农产品知识产权保护与乡村振兴的关联性,通过分析跨境农产品交易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品牌意识薄弱、知识产权交易与转化不畅、知识产权恶意侵权频发、知识产权立法不健全、知识产权执法乏力、知识产权司法救济疲软、缺乏国家层面的系统性软法规范等问题,从培育品牌、构建合规体系建设、健全跨境农产品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制度、营造跨境农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的营商环境等方面探究乡村振兴背景下跨境农产品知识产权保护路径。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与发展研究

2022年检察机关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共办理5150件企业合规案件,社会各界关注并认同企业合规改革的良好氛围已经形成。但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在适用过程中还存在对企业和涉罪责任人“双不起诉”、广泛适用于中小微企业而忽视大型企业适用、普遍适用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案件而忽视重罪案件的适用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所带来的理论争议和实践困境,本文对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对象和适用案件范围两方面进行具体界定,以扩宽企业合规改革发挥作用的范围,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涉案企业通过合规审查的有效途径

以《关于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的方案》为标志的企业刑事合规审查制度已经实施一年有余,在全国多个试点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不少企业自查自纠,全面深入地建设合规制度,并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充分实施相应合规制度,在通过了合规考核后,从濒临倒闭的边缘回复活力,得以继续依法经营,回馈社会。不过在实务中,由于该制度仍属于新鲜事物,不少有机会进行企业合规审查程序的涉案企业,由于经验缺乏或对企业合规审查制度的核心要素把握不准,导致最终未能通过第三方组织机构的考核,未能触发检察院对其适用合规不诉,作出从轻、缓刑等量刑建议。因此有必要从企业合规审查制度的核心要素出发,帮助企业更好地进行全面有效合规建设。     

企业刑事风险的公诉激励引入逻辑及路径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增强自身实力。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法律和法规约束。企业合规已经成为一项越来越重要的任务。同时,随着刑事风险的增加,企业合规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本文旨在探讨在刑事风险下企业合规引入公诉激励的现实逻辑和实施路径,并通过分析公诉激励在企业合规中的应用,探讨其在现实中的逻辑和实施路径,以期为企业在刑事风险下加强合规提供参考。     

台湾金融机构跨境经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台资银行进入大陆市场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加快。对于一个地区来说,金融资本是其进行生产活动、进一步带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同时,金融机构的自身功能特征与社会经济现象的空间格局不断发生作用,导致其可以选择不同的经营区位。随着海峡两岸投资限制的逐步放宽,大陆和台湾的金融产业合作日益密切,金融资本的双向流动不断加快,两岸经贸关系出现全新的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台湾金融机构纷纷加快进军大陆的步伐,积极利用相关政策开展跨境经营活动,以便为大陆台资企业提供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因此,在当前热络的两岸经贸交流环境中,探讨台湾金融机构在大陆地区的跨境经营及其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辩护律师在刑事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和建设中的作用研究

近年来,刑事涉案企业合规建设和合规整改成为法律学术界和实务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在最高检主导的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全面推进的大背景下,对于企业涉及的串通投标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类经济犯罪、污染环境犯罪等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的犯罪,检察机关充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秉承“少捕慎押慎诉”的理念,坚持“刑事惩罚和教育挽救”并重的原则,对涉案企业进行合规考察,参考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考察验收报告,通过公开的听证程序,广泛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侦查机关、行业主管部门、法律专家、合规专家等关于适用合规不起诉或宽缓量刑的意见,对一批刑事涉案企业和企业负责人依法相对不起诉或提出宽缓量刑建议,挽救了一批企业和企业家,对有效惩治预防企业违法犯罪,服务保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显著助推作用。本文旨在通过近期笔者代理的一起某建筑工程企业涉嫌串通投标案,探索分析辩护律师在刑事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和合规建设中如何发挥作用,才能最大限度促使检察机关对刑事涉案企业作出合规不起诉决定。     

律师纳税合规顾问的三种角色功能

2023年,行业合规将是企业监管的主流。由检察机关启动的企业刑事合规为指引,其他的有权机关的部门事项合规将会顺势启动。税务机关作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担负着为国家主体发展征税的重任;以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为讨论目标,背靠专业第三方律师为纳税合规顾问,针对纳税人的纳税合规相关事宜,分析律师在企业纳税合规中能够起到的三种角色功能。     

我国刑事合规视域下单位犯罪制度的重塑

刑事合规是在加强企业违法犯罪预防中有效而切实可行的重要对策。我国刑事合规视域下单位犯罪制度的重塑源起于刑事合规强大的外在驱动和企业刑事风险发出的失控预警。在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制度中纳入刑事合规具有实践基础和现实必要,构建了我国刑事合规与单位犯罪制度重塑之间紧密的逻辑关系。我国刑事合规尚处于起步阶段,当务之急是解决单位犯罪归责理论的界定问题、刑事合规个性化参考因素在单位犯罪制度中的适应问题以及刑事司法模式由对抗性走向合作性的改革问题,对刑事合规预设行进弧度。我国刑事合规的实践和单位犯罪制度的重塑既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也是相互通联的关系,无法将我国刑事合规的实施与单位犯罪制度的重塑割裂开来讨论。应当围绕企业独立意志理论、单位注意义务、犯罪量刑标准、处罚方式、刑罚的种类、刑罚的处罚力度等方面推进单位犯罪制度的重塑,避免我国刑事合规流于形式,更好地将我国刑事合规植入单位犯罪理论。     

涉农小微企业合规审查认证机制初探

企业合规制度全称为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源于西方法学界为了保护企业免于因其经营者违法行为而额外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和损失而建立,由此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市场经营主体的存续。本文叙述了企业合规的缘起、发展及在中国的现状,归集了当下法学界有关企业合规的相关理论,分析了目前宿州市涉农小微企业因企业合规前置审查不足而对经营和生存造成的不利因素,探讨了建立涉农小微企业合规认证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现阶段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建设工作——以某市的企业刑事合规工作为例

近年来,我国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建设因关系到企业甚至是企业员工的命运而备受瞩目。本文以某市的企业刑事合规工作为例,探究了我国现阶段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建设情况。本文先是梳理了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又以某市为例,从建设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对某市企业的必要性、某市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建设的相关政策解读及某市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建设典型案例等三个方面探究了某市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建设的工作现状,并提出了对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建设工作的一些针对性建议。     

实践过程中企业刑事合规适用问题研究

企业刑事合规,是现代企业治理新理念、新模式,对企业管理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对刑事立法和司法具有深远影响。但是当前企业刑事合规实践中暴露出诸多的问题,如：刑事合规激励对象泛化、出罪的理论支撑不足等等,极大地增加了刑事风险发生可能性,进而影响企业生存与健康发展,因此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改进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概述了企业刑事合规的概念及适用范围;其次分析了企业刑事合规现状;再次分析了企业刑事合规实践问题;最后探讨了企业刑事合规改进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