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刑事合规视角下单位再犯问题法律研究

预防犯罪与再犯是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也是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的重要问题。与刑罚处罚不同,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具有事先性、内部性、激励性等特征,在预防单位再犯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然而企业合规制度作为舶来品,要想更好地解决我国实践中的预防再犯问题,还应进行本土化改造。并且在注重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完善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传统刑事理论中单位再犯理论的完善。只有双管齐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单位再犯的法律问题。     

企业刑事合规的实践风险及管控

刑事合规是国家和企业共治型的预防犯罪的手段,体现出“事前预防+事后惩罚”的理念,通过给予企业一定的刑罚“恩惠”,鼓励企业经营管理者进行合乎规范的经营。然而,当前我国的企业刑事合规实践尚存在一定的实践风险,主要表现为企业内部人员及机构的刑事合规风险、企业整体的单位犯罪刑事合规风险和企业被害主体的刑事合规风险。为此,要提出企业刑事合规的风险防控策略,完善刑事合规的相关制度,从而更好地促进企业的依法自治。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点的实体法困境与应对

随着我国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工作的持续深入推进，给予涉案企业司法红利背后的实体法支撑不足的缺陷逐步凸显。我国单位犯罪存在单位意志认定不清晰、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入罪标准不统一及同罪不同罚的问题，导致现有单位犯罪体系无法对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工作起到正向激励效果；“放过企业”的同时亦“放过企业家”与刑事合规理念相悖，且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嫌；自首制度作为我国法定量刑情节，未在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中被合理运用。为解决上述困境，则需在实体法中探寻现有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工作的正当依据。运用组织体责任模式切割单位意志和自然人意志后，有效的事前合规可视为企业的违法阻却事由，从主观层面对企业予以出罪；有效性不足的事前合规亦可视为企业不起诉或从宽处罚的量刑激励机制。事后合规可视为企业的预防激励机制，其中需关注企业是否具有自我披露行为、是否自愿提交合规计划并进行合规整改、是否自发修复法益，综合考量预防刑的裁量。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企业都可称之为“组织体”,对于我国众多小微民营企业而言，保护民营企业家即等同于保护民营企业，故在必要时，亦需对企业家予以量刑上的优待。     

预防刑法立法背景下刑罚限缩论

长期以来的有罪必罚观念和犯罪化刑事政策，体现着较强的刑法工具主义色彩，虽有利于社会防卫却有失于人权保障。一方面，预防刑法立法确有预防犯罪之效；另一方面，对于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无适用刑罚必要性的犯罪人判处刑罚并不能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与刑罚个别化和精准说法的要求尚有距离。有效的犯罪治理不能仅靠立法扩张犯罪圈的做法来“堵”,同时也要注意从刑罚限缩上对犯罪造成的社会问题进行“疏”。鉴于当前刑事立法无法满足刑罚限缩的实践需求，因此有必要从实体法上建立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以及刑罚替代措施，从程序法上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引入暂缓判决制度等，以此应对预防刑法立法带来的犯罪圈扩张问题。     

刑罚个别化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我国《刑法》施行十六年,“罪刑相适应”作为刑事处罚基本原则,即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的处罚,并一统适用于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犯罪两个不同特点的司法空间,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基本上照套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原则和指导思想,从而较难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司法保护.基于未成年人及其犯罪的特点和未成年人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应在未成年人司法领域内,确立“刑罚个别化”原则,即实现刑罚对罪行的处罚向刑罚对犯罪人的处罚之转化,以指导并制订出符合未成年人犯罪及其身心特殊性的刑罚方法、内容,这样才能实现对未成年罪犯科学、合理地适用刑罚,加速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的进程.     

刑事合规在企业犯罪治理中的"正负双向激励"模式分析

刑事合规对企业犯罪治理的作用路径有三条:第一,扩大企业犯罪刑事责任的认定范围;第二,增加刑罚种类和加大刑罚力度;第三,在扩大刑罚梯度的基础上,施行有效合规的企业可将合规作为责任的阻却或者减轻事由,取得无罪或者减免刑罚的效果.本文主要分析了通过这种"正、负双向激励(stick-carrot)"模式,激发企业自主选择合规的...     

企业犯罪与合规建设的探究

企业犯罪是单位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一大阻碍,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极强的破坏力.因此通过不同监管系统部门的积极响应将企业合规建设借鉴运用于企业之中,借鉴刑事法律的理念等让企业合规建设呈现"刑事化"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使企业犯罪与企业合规建设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从企业自身预先进行犯罪防控管理.本文...     

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实施问题及优化建议

企业刑事合规是指企业为应对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违反规定的行为,而采取的一种管理办法,其既体现出企业法律运营的内涵,也是企业自我管理、监管、整改的管理手段,更是企业由于违规行为被执法调查时争取从轻处罚的激励措施。在我国,公司合规不起诉制度是促进企业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模式,但是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在中国企业中的应用还存在诸多问题,故此本研究主要探讨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内涵及价值,分析其应用于中国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建议,以供参考。     

再识、透视与审思：罪错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的理论辨析

在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是司法机关裁决免予刑罚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时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被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适用刑罚以外的替代性措施和方法的总称,具有"教育矫治、促进复归"的目的。从刑事责任的角度来说,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是基于犯罪对象特殊性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新方式,是对刑罚措施的必要补充,具有非刑罚性、复合性、可谴责性等特征,兼具实体性与程序性措施,由司法机关共享适用,针对犯罪情节较轻的未成年人。通过对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与保安处分、保护处分、社区矫正、免予刑事处罚等相似概念的辨析,加深对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概念的理解,以期更好地在司法实践中进行适用。     

我国合规不起诉制度实践与理论探索进程

企业合规已经从民商事和行政领域慢慢走入刑事司法领域,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构建使得检察机关既可以打击企业犯罪,又能够规范企业运营和维护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综合治理,符合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同时,在合规不起诉与认罪认罚从宽、单位犯罪等制度的参照和比较适用的过程中所发现的一些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之处,也为未来...     

实践过程中企业刑事合规适用问题研究

企业刑事合规,是现代企业治理新理念、新模式,对企业管理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对刑事立法和司法具有深远影响。但是当前企业刑事合规实践中暴露出诸多的问题,如：刑事合规激励对象泛化、出罪的理论支撑不足等等,极大地增加了刑事风险发生可能性,进而影响企业生存与健康发展,因此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改进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概述了企业刑事合规的概念及适用范围;其次分析了企业刑事合规现状;再次分析了企业刑事合规实践问题;最后探讨了企业刑事合规改进路径。     

刑事合规背景下单位犯罪治理的价值转向——兼及企业合规不起诉的路径选择

本文从分析刑事合规背景下单位犯罪治理价值与治理现状入手,发现企业合规不起诉价值主要体现在企业内部和外部激励两个层面,在促进企业有序发展的同时,亦能提高检察机关执法力度与执法效率,犯罪治理价值显著,但是在单位犯罪治理中仍然存在诸多困境。鉴于此,在今后工作中,相关部门应该基于刑事合规背景,基于单位犯罪治理现状,给出针对性的完善建议。     

论非刑罚处罚方法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

非刑罚处罚方法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具有天然的优势和重要的理论根据，应当重视非刑罚处罚方法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当前未成年人犯罪中非刑罚处罚的适用上还存在许多缺陷与问题，应当加以完善和解决。     

数据犯罪刑事风险与合规治理路径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据已成为企业单位运营和管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也催生了数据犯罪这一全新的问题。数据犯罪不仅给企业单位带来经济损失,还会对企业单位的声誉、客户信任度等方面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刑事合规视野下数据犯罪的治理路径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刑事合规视野下数据犯罪治理的相关内容。     

我国现阶段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建设工作——以某市的企业刑事合规工作为例

近年来,我国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建设因关系到企业甚至是企业员工的命运而备受瞩目。本文以某市的企业刑事合规工作为例,探究了我国现阶段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建设情况。本文先是梳理了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又以某市为例,从建设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对某市企业的必要性、某市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建设的相关政策解读及某市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建设典型案例等三个方面探究了某市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建设的工作现状,并提出了对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建设工作的一些针对性建议。     

论刑事合规不起诉中的检察建议——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81号指导性案例为视角

我国各地检察机关在办理企业犯罪案件中自发探索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其中,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在刑事合规不起诉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拟对涉罪企业做不起诉处理时,基于对企业经营、管理状况的调查和评估,就如何推动企业合规经营所提出的检察建议。它既为涉罪企业开展合规建设提供了参考和指引,也是检察机关在后期考察涉罪企业合规改进状况进而决定是否不起诉的重要依据。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与检察机关在刑事合规案件中提出的量刑建议、检察意见存在本质区别,也承载着有别于传统检察建议的制度功能。从我国刑事合规的实践探索来看,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存在具体指向型和概括引导型、检察建议前置型和检察建议后置型等不同模式,其各自适用条件、运行机制、法律效果等并不相同。为了保障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过程的正当性和内容的科学性,应建立企业犯罪案件的社会调查、合规听证等配套制度。     

浅谈未遂犯的处罚根据

当前,在世界各国的刑法理论研究和立法研讨中,对于犯罪未遂行为均给予一定的刑事处罚。但对犯罪未遂的处罚根据却存在诸多争论。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向来以"主客观统一说"来说明犯罪的理论中的各种问题,但是,对于刑法处罚未遂犯的基本理念,缺乏深入研究。关于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上存在着客观未遂论,主观未遂论,和折衷未遂论三种观点。事实上,犯罪未遂的处罚根据涉及许多刑法根本问题,本文从刑法基本理论出发,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探究未遂犯的处罚根据。     

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若干问题

我国刑事立法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刑罚上虽然有若干区别于成年人的特殊规定，但依然比较粗疏，刑罚体系总体上并没有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区分开来。未成年人在无期徒刑、财产刑、资格刑等刑罚的适用中存在着一定争议和困惑。为更好地教育、挽救、改造未成年犯罪人，应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在刑罚适用上区别对待。对未成年犯罪人，应禁止适用无期徒刑，限制罚金刑的适用，并建立罚金刑配套制度，以及禁止适用剥夺政治权利。     

试论未成年罪犯行刑目的及行刑模式的发展与完善

未成年罪犯的刑罚执行制度是我国刑事执行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程度、人权保护状况的重要标志。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横向比较移植的方法，对国内、外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目的、刑罚执行模式的现状及发展与完善进行论述，并以作者的工作单位——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为例，就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实践中的一些有效做法进行阐述与论证。     

监护侵害行为的刑事法规制研究——以《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为视角

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是处理监护侵害行为的基本原则。刑事司法与《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衔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护犯罪被害人"的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相契合;二是监护侵害行为报告主体的开放性便于有效打击刑事犯罪;三是检察院代表未成年人以虐待罪向法院起诉并未突破现有刑法框架。刑罚处罚措施与非刑罚处罚措施是承担刑事责任的两种形式,对于监护侵害行为刑罚处罚方式的完善,应从确立剥夺监护权的资格刑与增设亲职教育两个层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