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制度性政治参与和基层政府信任

制度性政治参与依据农村居民政治参与态度的不同可划分为积极制度性政治参与和消极制度性政治参与,积极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农村居民比消极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信任水平更高。提升农村居民的基层政府信任水平需要畅通制度性政治参与渠道,增进农村居民制度性政治参与意识,重视养老、教育、社会公平等其他政府工作。     

人际信任、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基于数据CGSS2010的实证分析

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广大学者关注,但关于社会公平对其两者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试图利用CGSS2010的调查数据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析,研究发现不仅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特殊信任对居民的政府信任也存在显著影响;社会公平的三个维度(整体社会公平感知、自身收入公平感知、是否受到政府工作人员不公正对待)对普遍信任均存在显著影响;在普遍信任一定的情况下,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受到居民社会公平感知的制约。这表明,社会公平对于提升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及政府信任水平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增强社会平等对于改善"信任危机"现状至关重要。     

新时代政府信任的来源——社会公平和经济绩效及其影响力比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社会公平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政府对公众期望的有效回应,构成政府信任的来源。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年数据,检验社会公平和经济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得出研究结论如下:在社会公平方面,公众对财富及收入分配公平、工作与就业机会公平和司法与执法公平的评价与政府信任正相关,公众对社会公平程度评价越高,可能越信任政府。在经济绩效方面,公众对发展经济、增加人们的收入和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的评价与政府信任正相关,公众对政府的经济绩效评价越好,可能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从总体上看,社会公平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力大于经济绩效,其中最主要的贡献来自司法和执法公平。区分来看,仅比较财富及收入、工作与就业机会公平和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力,经济绩效因素则显示出更大的影响力。     

福利制度的过程治理：再分配、政府质量与政治信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生产主义福利"到"民生导向"适度普惠性福利制度的转型。福利制度通过国家实施的再分配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公众提供了理解政治过程的机会窗口,福利制度的过程治理是国家再分配能力的基础来源。福利制度的过程治理要求福利制度从制度设计、制度运行到社会反馈的全过程体现代表性、程序公正和廉洁性等政府质量要素。本文基于实证研究,通过考察政府质量对国家再分配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发现政府质量在福利制度生成政治信任时发挥着关键调节作用,代表性、程序公正和廉洁性均显著地影响着再分配项目对政治信任的强化效应,政府质量的中介作用在选择性福利和普惠性福利之间存在异质性效应。总之,共同富裕的政治逻辑要求构建具有代表性、回应性的福利制度决策过程和程序公正、廉洁高效的制度运行过程。     

和谐语境下政府执政的价值取向与现实进路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是我国政府在执政过程中对长期以来履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价值观的反思与检视,和谐理念更加关注公民的民主权利、社会公平公正原则、政府对公民服务需求的回应性等问题,彰显了未来我国政府执政的民主与宪政蕴涵.为了切实地贯彻这些民主宪政理念,政府应健全公民参政议政的渠道与程序,扩大公民参与权;落实行政问责制,实现依法行政;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增强政府对公民服务需求的回应性;提供相关的制度保障,促进实现社会公平、公正.     

电子政务背景下政府透明度与社会公平感对公众政府信任水平的影响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已经成为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而电子政务则被当作扭转政府信任危机的一种解决方案被提出,因此,辨析中国情境中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探寻背后的作用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着重研究了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影响过程中政府透明度感知的中介作用及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机制。通过对2629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电子政务的使用和推广可以有效提升社会公众的政府透明度感知水平,而政府透明度感知对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提升有着积极的作用;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正向形塑效应正逐渐显现;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提升作用部分归因于政府透明度感知的增加;就政府透明度感知对政府信任的促进作用而言,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具有放大效应。     

政治公平在社会公平实现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对公平问题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政治公平在实现社会公平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处在价值核心的地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政治公平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公平尤其是政府权力干预社会运行,实现社会公平的核心调节器;政治公平是社会稳定的价值轴心。     

何种信任与为何信任?——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现状与来源的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从政治信任类型、政治信任稳定性、政治信任来源等方面全方位考察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样态,以期从一个侧面回应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理论论争。为此,以期望和风险为核心理论视角,以东亚民主化调查中关于中国大陆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当代中国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要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对于政治体系执政能力的信任要高于其为民执政意愿与品质的信任,存在着"中央-地方"与"能力-意愿"双重差序信任格局;当代中国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更多倚重于政治体系的过往声誉与当下的表现,而不是依据是否存在对政治主体的失信惩罚机制的判断,公众的政治信任稳定性不高,比较容易因为社会事件和思想风潮而出现波动;在政治信任来源方面,公众对政治体系治理绩效的感知和儒家文化传统会影响公众的政治信任,但是,公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更大,是公众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基于上述统计结果,发现学界对政治信任的粗线条或"省略式"测量是造成政治信任水平测量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与应对策略——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差序政府信任是我国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的现实写照。通过分析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问卷,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人、政府和社会等三个维度探讨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因素是引起差序政府信任变化的关键变量,中央政府的反腐倡廉力度与回应性、地方政府的经济绩效等因素会对差序政府信任产生显著影响;个人的人际信任水平、政治效能感、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越高,其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就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不明显;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程度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小,而社会宽容度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大。为了夯实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基石和改变差序政府信任格局,中央政府应持续推进反腐败工作,增强对公众诉求的回应,维护好中央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地方政府则应在做好经济发展工作的同时不断提高政府透明度,提升公众满意度;央地政府还应共同促进社会发展更加公平,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积极防范由差序政府信任带来的社会风险。     

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

现代社会的媒体已成为公共领域信任关系的中介。公众对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可能对政治信任产生复杂、多元的影响。本文总结出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两种影响路径:直接的认知效果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果,并分析互联网作为公众政治认知、互动、表达和参与的媒介,对其政治信任水平的可能影响。对一项2010—2011年全国性公众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和电视与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具有不同的政治涵义。当控制住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后,在网上接触海外"另类媒介"越多、网上公共事务参与越频繁的公众,其政治信任水平越低;但网上政治信息获取、政治互动和表达与政治信任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研究还发现,传统媒体在"涵化"公众政治信任方面的功效极其微弱,体现出新媒体互联网对传统媒体政治传播效果的"挤迫效应"。本研究的结果提请相关管理部门以互联网为平台展开有效的政府-公众沟通,以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未来研究有必要采用随机样本,同时需要对政治信任概念的测量更加精细化。     

青年网民的媒体使用偏好与政治信任

基于"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相关数据,探讨媒体使用偏好对青年网民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日常情境下,青年网民的官方媒体使用偏好会对其政治信任产生正面的影响作用,而社交媒体使用偏好的影响并不显著,对青年政治信任具有负面影响的是海外媒体使用偏好;在突发事件中,媒体使用偏好对青年政治信任的影响出现两极分化效应,官方媒体使用偏好越强,青年网民的政治信任程度越高,而社交媒体与海外媒体使用偏好则会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青年网络表达参与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他们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水平。网络时代媒体使用偏好是影响青年政治信任的关键因素,这为数字政府治理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政治资源配置与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导致了社会的断裂,社会断裂的倾向和由此产生的不断增强的社会冲突意识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因此,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是引起社会不和谐的根源性原因.通过构建由"市场体制、服务政府和公民社会"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政治资源公平配置体系,来探索建设和谐社会的路径选择.     

平等、公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平等是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指向与要求,是衡量社会行为主体价值的一种尺度.公平是一种特殊的平等.和谐社会首先应是一个基于平等价值的公平社会,平等与公平的价值是和谐社会的底蕴与前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应当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平等与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以和谐为标准,以自由与平等完全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为归宿.社会主义的原则与本质内在地要求我国执政党和政府应遵循平等原则,在公民基本政治、经济权利方面,应当无差别地"按需分配",而在非基本的政治、经济权利方面,则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就是要求人们在公共理性的支配下,逐步由不尽平等走向平等,在科学发展中实现公平与和谐.     

论政府信任的概念内涵、形成因素与政治功能

在西方学术界,目前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再造工程推动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因此,政府信任应该成为政治学予以重视并加以研究的主题."政府信任"在概念内涵上是指公众在期望与认知之间对政府运作的一种归属心理和评价态度.事实上,公众对于政府信任的程度高低,乃是众多影响因素交互作用的混合结果,如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等,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公众对政府的认知与公共期望之间的相对落差.政府信任涉及的是民众与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它能够扩大执政者的合法性基础,实现有机的社会整合,提高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绩效.     

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如何重塑公众对政府信任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工作非常关键的公共课题。社会资本理论家对于不同形态的社会资本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没有形成共识。为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在CGSS2005调查数据基础上,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不同形态的社会资本对中国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存在区域差异。在区域差异前提下,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显著提升了城市居民对政府信任,无论是实质性社会资本——"普遍"信任和互助行为,还是形式社会资本——开放型的社会网络,均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区域的社会资本对于提升政府信任不具有与个体层次社会资本同样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创建社会资本过程中,依托开放型社会网络和社区为平台,树立互惠互利的道德规范,培育互助文化和合作精神,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普遍信任,从而创建政治资本,提升政府信任。     

经典作家社会公平理论及其当代发展与反思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未来社会公平的实现在于消灭阶级和人类自由全面的发展。列宁在"过渡时期"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公平的重要条件思想,并开展"计算和监督"活动。在当代,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在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共存、交流和冲突、对抗中发展自身,寻求世界秩序的社会公平与本国人民的在经济政治财富共享的社会公平的统一,发展了经典作家的理论。但理论与现实的差异,也说明了理论的不彻底,未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的统一。     

政策缝隙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以苏州“通安事件”为例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调节利益分配的基本手段,必以公平或公正作为首要准则。当前,政策实践中出现的大量"缝隙"导致政策在横向与纵向的比较中有失公正。由政策不公给部分政策利益相关者带来的相对剥夺感,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很大威胁。本文以苏州"通安事件"为例,对政策缝隙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进行分析,提出通过"无缝政策"实现社会稳定由反馈控制到前馈控制、由"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的转变。     

"公平与效率"观演进的行政哲学反思

公共行政学创立以来,伴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而几经变迁,但对"公平与效率"的探讨与追求是百年不变的主题.从传统公共行政对"效率至上"的单向度追求,新公共行政学对"社会公平"的倡导,到新公共管理运动尝试追求"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政府改革运动,对于我们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中正确把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促进社会协调、全面、有序的持续发展,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民众社会公平期望的结构及其预测机制

本研究旨在编制民众社会公平期望问卷及对影响民众社会公平期望的机制进行初步探索.在广泛访谈的基础上,经过问卷的编制、初洲和再测,形成了三个维度,即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公平控制;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6,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证明了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通过问卷编制发现:民众的社会公平期望在年龄和职业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年龄差异上,41～50岁年龄段的民众程序公平期望最低,31～40岁年龄段的男性社会公平期望水平要远高于女性；在职业差异上,无业人员的分配公平期望最低,而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公平控制期望最高.同时研究发现了积极社会信念在公平体验和公平期望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研究没有发现过去生活满意度对公平期望的预测作用.     

论公平观思想与社会正义

公平观思想作为构建理想社会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和原则,在人类思想史上源远流长。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又明确提出,我国要在今后的政府工作中更加注重公平。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针对中国具体国情,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思想,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地看待今天的社会诸多不公正的现象,同时也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公平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