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条件下“弱有所扶”:何以可能,何以可为?

"弱有所扶"是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当前,中国发展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弱有所扶"的提出将会推动中国反贫困的目标从目前的绝对贫困群体转向更大规模的相对贫困群体,由此不但扩大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范围,而且将会推动从多维贫困的视角对弱势群体进行政策干预。为此,应推出低收入标准(线),全面开展多维贫困的监测和政策干预;推动《社会救助法》早日出台;通过对弱势群体的分类管理,建立弱势群体激活的政策体系;落实针对贫困儿童与家庭的公共服务清单,强化公共服务清单执行的监督和管理。     

资产社会政策与农村贫困治理

在社会贫困治理进入后攻坚时期,要适当调整扶贫策略,将传统的单纯依靠发展经济治理贫困的模式逐步转向具有生态持续发展理念、融合社会公共政策与经济政策为一体的资产社会政策模式,已经迫在眉睫成为时代要求。建立具有资产建设性质的个人资产账户,在当前及未来的贫困治理工作中应有重要担当。     

农村贫困治理中的政策依赖行为及其矫正

共同富裕是我国贫困治理的终极目标，也是全国人民共同的期盼。充分发挥政策效应，采取有效的政策干预已成为推进农村贫困治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阶段，脱贫群众由于长期接受超常规政策的扶持，产生了政策依赖行为，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不足已经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制约因素。因此，必须进一步发挥政策导向作用，持续优化贫困治理政策搭配组合，根据不同类型的政策依赖行为分类施策，增强群众内生动力，消除其依赖心理，完善贫困治理风险防范机制，为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省际边缘区域贫困的整体性治理途径

2016年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省际边缘区域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封闭落后的特征使其更容易陷入区域整体性贫困状态,而在贫困治理上通常面临区域发展政策边缘化、部门政策叠加与冲突并存、区域壁垒与地方竞争并存的困境。解决这些困境应引入整体性治理分析框架,采取构建省际边缘区域贫困治理目标导向、主体结构、制度体系、跨界协作和信息平台等整体性治理途径。     

试论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历史演进与现代转向

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我国农村社区及其治理先后经历了传统时期的"自我性"、近现代以来的"国家化、政党化"、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化"几个主要发展阶段。不过,随着现代社会的深入发展,当代乡村社会正经历着重大的历史转型与变革,城乡社会逐渐趋向一体、融合,与此同时,国家在农村社会治理上的政策及目标也做出了相应调整),这些(变化)都对当代农村社区治理实践带来了较大冲击。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内外各种力量的综合推动下,当代农村社区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呈现出"复合化"特征,这些种种因素都在客观上推动着社区治理的现代路向转换。实现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转型,需要从价值目标、治理理念、治理进程、治理体系、治理机制、制度体系等方面进行创新与发展。     

精准脱贫的可持续性：一个概念性分析框架

实现可持续脱贫是落实新时代党中央"脱真贫、真脱贫"要求的新指向,更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视角,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可持续脱贫相关研究的梳理,阐释了精准脱贫的可持续性在风险防范、经济效益、社会公平和能力提升等四个层面的基本内涵,其内涵有机构成了"经济—社会—生态—文化—能力"等五维复合系统。从外部环境的脆弱性、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存在的不足、脱贫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欠缺等方面分析了影响精准脱贫可持续性的多维因素。基于内外协调与系统性治理的视角,从"建立动态风险预警机制,提高抵御外部脆弱性的防控能力;完善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强化脱贫效果的整体性和发展性;培育贫困治理内生动力,提升脱贫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能力"等层面,提出提升精准脱贫可持续性的路径选择。     

我国社会治理中的“内卷化”风险及其规避之道

在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过于偏重绩效考核,偏离公共服务的价值目标,陷入"内卷化"泥沼,导致社会矛盾与风险积聚。为破除治理过程的"内卷化"困境,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积极促进汇聚政策溪流,推动"政策之窗"开启,构建科学有效的治理机制,努力获得民众对政策的信任和支持,提升协同治理能力,推动社会走向更加文明、公正、和谐有序的境域。     

后小康时代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动因及现实路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非意味着我国贫困问题的彻底终结,后小康时代我国减贫工作将面临重大战略转型,即由整体性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持续性化解相对贫困。聚焦相对贫困治理,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路向选择,是消减返贫和新致贫风险的现实要求,是破解"精神贫困"与"能力贫困"难题的应有之义,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保障。应以综合协同思路凝聚治理合力,实现贫困治理由"超常规"向"持续性"转型,协同推进贫困治理与区域综合开发及社会保障建设,巩固"扶志扶智"长效机制,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着力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兼论广西“三区”计划的成效与不足

在我国,当社会管理模式向社会治理模式转变时,社会工作的角色和地位将发生明显变化,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也将会增强。由于社会工作具有助人自助的专业价值观,在缓解个体现实困境、提升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以及改善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将起到积极作用。本研究通过列举和分析广西"三区"计划实施近五年来的成效与不足,来探索如何开展具有适切性的专业服务,以及发展出适合民族地区需要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从“救济”到“治理手段”？——当前农村低保政策的实践分析：以河南F县C镇为例

作为国家推行的一项福利政策，农村低保要实现对农村贫困人群的救助。然而，在现实中，低保政策经历了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从以户为单位到以人为单位的扭曲和变通，以至低保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基层政权的一种治理手段，从而背离了政策的本意。事实上，低保政策执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既是监管力度不够及制度建设不到位所导致，更与税费改革后乡村组织的治理困境密切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基层政权的治理状况既是保障低保政策能否顺畅执行的根本，也是一个现代国家基本治理能力强弱的重要体现。     

我国城市贫困救助政策调整的动因探析

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贫困救助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传统的、主要针对"三无"人员的贫困救济被逐步取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国正式确立起来.不能把这次政策调整的动因单纯地归结为传统城市贫困救助政策本身的缺陷,也不能泛泛地归结为社会转型.我国社会转型带来的"主流干预"方式和社会保护方式的失效,以及传统贫困救助政策各种问题和缺陷的相互作用、相互交织,才是城市贫困救助政策调整的根本动因.     

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

贫困问题一直是中国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目前,中国农村已经进入到反贫困的紧要关头。农村的贫困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要使农村贫困居民真正摆脱贫困,就必须在扶贫政策中贯彻发展的理念。笔者发现农村的反贫困主要存在贫困人口脱贫能力不足、贫困文化的影响以及社会福利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发挥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上游干预原则,削弱贫困文化的影响力,增强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阻断贫困"蔓延"。     

“第三条道路”与西方社会政策转型

"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于西方国家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反映了西方左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努力尝试,其理论观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众多领域。在社会政策领域,"第三条道路"对福利国家及其改革作出重新反思,提出"无责任即无权利",倡导积极的福利观和建立社会投资性国家,标志了西方社会政策新的转型。而西方社会政策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我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中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效能提升北大核心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多元协同共治、平等协商的过程。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自组织力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在创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目标和要求下,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然而,囿于政策、体制和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等多重阻滞性因素,社会组织与政府在合作机制上存在着诸多障碍。要破解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功能输出的难题,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于政策制度、社会支持、社会组织自身参与能力及协同共治机制的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能。     

中国古代的贫困勘定及其现代启示

我国以最低生活保障为主体的城市贫困救助制度,为城市贫困群体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和发展支援。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存在贫困勘定难题而无法有效甄别出贫困的程度差异和维度差异,城市贫困救助中存在着标准不合理、手段单一、范围狭窄等问题。历史上中国各个朝代在灾荒救助过程中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的贫困勘定方法,如保甲法、分层法、以民辨民法、容貌辨别法、公众检举法等,其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对我们解决当代城市社会救助制度面临的贫困勘定难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中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效能提升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多元协同共治、平等协商的过程。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自组织力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在创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目标和要求下,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然而,囿于政策、体制和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等多重阻滞性因素,社会组织与政府在合作机制上存在着诸多障碍。要破解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功能输出的难题,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于政策制度、社会支持、社会组织自身参与能力及协同共治机制的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能。     

理念、 机制与路径:社会治理格局下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实践中,精准扶贫的"应然图景"与"实然现状"存在着巨大偏差。精准扶贫工作面临政府行政一元主导、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机制欠缺、政策效果不佳的现实困境。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内涵,从精准扶贫治理的理念、机制与路径三维向度,重点阐释社会治理格局下的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精准扶贫要坚持共建、共治与共享的治理理念,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机制,从而满足贫困群体更高层次需求,完善扶贫法律体系,打造"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培养职业扶贫队伍,推动精准扶贫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建设。     

青年知识群体居住贫困及社会适应研究——以上海为例

高房价使诸多家庭出现贫困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通过调查,本研究探讨了上海青年知识群体因居住成本增长过快而导致"居住贫困"的相关问题。调查显示,上海青年知识群体居住成本负担普遍偏高,居住贫困问题突出,42.6%的人处于住房迫切需求之中。居住贫困对青年知识群体正常的工作、生活及社会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主要表现为:工作业绩上追求短、平、快;消费上质量和档次下降,即兴消费减少;社交上频次下降,社交圈缩小等。因此,应通过自我心理调节和相关政策构建进行治理,提高其社会适应性。     

贫困治理中的政策依赖行为及其矫正——基于激励理论的分析

人类社会反贫困的努力始终受到诸多悖论的挑战,"政策依赖行为"便是一种与政府扶贫实践几乎如影随形的顽疾,存在于整个贫困治理过程当中,更是中国接下来以相对贫困为主题的后脱贫攻坚时代必须破解的一大难题。当前,理论和实践界对以"等靠要"为表征的政策依赖行为,更多地是从宏观上作出贫困人口道德瑕疵等感性归因,进而提出宣传教育、积分奖励、约束惩戒等治标之策,无法从根本上提供长效的制度性解决之道。通过激励理论之"需求—动机—行为"的基本逻辑可发现,政策依赖行为是对激励理论的现实背反:政府的扶贫政策供给作为一种外部干预性激励因素,当它作用于部分扶贫对象之后,产生了与预期激励目标(帮扶起来)相反的效果(滋生依赖)。面对避免贫困治理政策失灵、构建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挑战及任务,以期望理论、公平理论、强化理论等经典激励理论为分析工具,对背反现象发生机理开展微观层面的挖掘剖析,可进一步找到政策依赖行为矫正的关键路径——政策供给调适,具体包括转变政策供给机制、政策供给重点、政策供给理念和政策供给方式。     

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中的社会政策转型研究——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

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的基本框架是一种亲市场的经济政策与具有"剩余"特征的选择性社会救助,体现在生产性的开发式经济扶贫和处于"激活"程序中的农村五保与医疗救助政策.长期以来,旨在救助贫困者的社会政策成为经济政策的附属者角色,然而贫困者所面临的生计风险需要传统社会政策在扶贫框架中的转型.本文通过分析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在诸多方面的联系和差异比较,结合我国农村贫困的现实,以嵌入性要素来理解我国农村社会政策转型的方向.在这方面,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在反贫困战略中提供了可让我们选择的嵌入性要素.它们是:减少风险管理成本的社会资本、反社会排斥的劳动力政策、农村生计的保护与发展、健康与医疗政策的整合以及资产为本的个人账户建设等五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