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决策、公共对话与地方治理创新——以温州特色智库体系为例

面向和回应日益高度复杂的决策生态,开放型决策及其公共对话过程是新常态背景下公共决策咨询的基本模式。温州特色智库体系基于“总部—网络”的组织创新与多元智库主体线上线下良性互动的公共对话网络,构成了我国地方政府探索建构开放型决策模式的典型案例;其有效整合了官方智库的政策性与服务引导、专家与高校智库的理论性与专业知识、民间智库的民生性与民主参与、企业智库的应用性与实践影响等多维力量。温州智库体系的开放型决策过程不仅促进了多元主体间实现“1+12”的信息聚合,而且有助于平衡多元利益偏好诉求和保障公共利益实现,增进公众民主智识,回应充满不确定性的动态治理情境,有效促进公共决策的社会建构过程,通过扬长避短、合作共谋的聚智促公模式,最终积极推进了多元治理主体的有序衔接与良性互动。     

风险社会邻避困境的化解:以共识会议实现公民有效参与

当今世界是个充满风险、各种风险叠加的风险社会,公共决策因之变得更加困难,因邻避设施建设而形成的邻避困境充分显示了公共决策的困难性。本研究针对目前正困扰政府治理的邻避问题,认为邻避决策实质上是对利益和风险进行分配的一种风险决策。在对风险认知存在巨大差异的背景下,政府封闭式的决策模式、公民利益诉求表达不畅以及专家遭遇社会信任危机是导致我国邻避困境的主要原因,化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实现公民在公共决策中的有效参与,通过理性对话打破邻避设施"建与不建"的冲突困境。而共识会议作为一种科技风险的民主治理模式,强调公众与专家平等、充分地理解和对话,是实现公民参与的一种有效形式,对化解我国的邻避困境将有着重要助力。     

论组织模式转型与政策过程的重塑

政策过程是基于组织来开展的,不同组织模式下所开展的政策过程也完全不同。工业社会以官僚制组织作为社会生活的载体,政策过程也是基于官僚制组织的运行来开展。官僚制组织是工具理性的典范,基于官僚制组织所形成的是一种常规决策。但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越来越多地面临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政策问题时,官僚制显得缓慢且僵化,常规决策模式受到挑战。社会发展推动官僚制组织逐渐向合作制组织转型,常规决策模式也逐渐向更为灵活的非常规决策模式转变,政策过程得到重构,成为一个合作行动系统。     

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研究

法治政府的建设离不开科学、民主和合法的重大行政决策制度,其中公众参与就是保证重大行政决策科学、民主和合法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达到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和防止社会矛盾激化的效果。本文在分析了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背景和前提的基础上,从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立法、公众参与主体、公众参与启动模式、公众参与形式以及公众参与反馈机制五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俱进而非失衡:政府决策中的精英与公众

政府决策是一项面向社会公众甚至面向国际的活动,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某种精英主导或垄断取向由来已久,在现实生活中表现明显。当代中国精英垄断政府决策主要是断裂社会的阶层固化导致既得利益集团能够在正式机构内按非正式程序进行变通性运作,具有强烈的"内输入"特点。在精英内输入的政府决策模式和凝闭型政策体制的双重作用下,公众参与决策过程的形式大于实质。事实证明,凡是政府具有吸纳公众参与决策过程的主动意识并且引导公众积极有序有效参与决策过程,往往都能获得共赢效果。因此,从精英垄断的现实情形出发,充分考虑公众参与的现实条件,通过规范的程序构建公众参与渠道,倡导并建立一种精英与公众共同主导政府决策的俱进道路,势在必行。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然选择

将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政府决策结合起来 ,突出政府决策的公众参与性 ,是群众观点在决策领域的升华。扩大公民参与 ,是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关键。目前 ,我国公民社会的参与程度还不高 ,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在政府的动员下参与的。因此 ,我们应当从观念层面、技术层面、制度层面、公众利益表达等层面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机制 ,切实维护公民参与的权利。     

我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社会背景分析

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是中国在社会转型中的必然。社会的转型带来了一连串的社会背景的变迁,从各个层面上呼吁公民参与到政策制定中去,并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建立在公开讨论协商和公民、社会与政府共同参与政策制定的民主氛围。对于推进我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具体社会背景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从而推动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和科学。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与博弈——基于云南昆明的调查

本文在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做出的重大决策和2018年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背景下,昆明市官渡区、呈贡区等各区县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本研究在合作与博弈的视角下,通过对昆明市三个区的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居民进行调研,从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中的博弈关系及困境成因及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良性关系互动策略进行探究。     

从“公地悲剧”看区域政治协同发展——基于“武陵山经济协作区”的思考

"武陵山经济协作区"是适应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新趋势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举措,但"公地悲剧"严重制约区域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文章通过对西方经济学家解决"公地悲剧"问题对策的考察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相关理论的分析,提出解决"公地悲剧"问题的根本在于推进区域政治协同发展,包括在宏观层面上,弘扬区域政治协同发展理念,完善和健全区域组织机构;在中观层面上,创新区域地方政府间政治协调机制、合作制度;在微观层面上,改革和完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以及鼓励公民参与社会管理。     

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应然性、存在问题与优化路径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政府改革和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作为联系"互联网+政务服务"顶层设计与落实工作的桥梁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的应然性表现为:以人为本与协同创新的理念导向,体制完善与流程再造的主要内容,服务升级与体验优化的成果评价。当前,地方政府推动在线政务服务建设中存在一些问题,表现为:数据基础层面存在数字孤岛困境,平台应用层面存在管理低效问题,信息决策层面支撑力度不足,整体建设过程协同创新动力缺失。为此,可通过以下四个策略推动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促进共建共享的数据互通,强化平台应用的规范管理,提升信息支撑决策的应用深度,促进治理视角下的协同创新。     

论风险社会中的决策

在工业社会中,政治的文明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意味着人的一切理性化的行动都是在决策的前提下进行的。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是两种基本的决策模式,特别是在20世纪得到了自觉的建构,成为成熟的决策模式。这两种决策与工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化大分工是一致的,都是专门性的活动。民主决策表现为政治精英和社会治理专家的职业活动,而科学决策则属于政策科学家的专业活动。因而,都存在决策者与执行者相分离的问题。与一切社会活动一样,专业化使决策显示出优势,但在风险社会中,也就是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种分离则会使决策脱离实际和出现时间滞后等问题。因此,我们主张一种新型的"行动中的决策"。行动中的决策是一种即时决策,行动者既是决策者也是执行者,是决策与执行的统一化。     

论服务型警务模式的特性与运行机制

服务型警务模式是以人民是否满意为标准和是否满足公众安全需求为本位的警务多元供给模式,通过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个方面的相互配合,协同供给警务产品来实现社会基本的公共秩序和满足不同阶层民众的多元安全需求。它具有服务性、有限性、参与性、回应性、公开性、有效性等特征。公民对警务的参与,实际上反映了警察职能所经历的后现代解构,政府控制的正式警务不再是公共安全唯一的供给者,警务供给结构完整性仰赖警务服务的多元化与社会化格局。     

贵州公共服务缺失的现状、原因及对策

贵州公共服务严重缺失,突出表现在人均卫生资源严重不足,科技成果数量偏低,教育经费困难,人口素质普遍低下,社会保险参保率极低,且分布不均衡.究其原因,主要有片面的"政绩观",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社会协同缺乏,公众参与不充分.应通过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决策水平、促进民间组织的发展、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等措施加以弥补.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协同演进及其创新发展

依据"实践发展-法律与政策指向-理论回应"的三维分析框架,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大体上经历了"选举民主主导""协商民主后来居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同发展"三个发展阶段。未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需要在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协同发展的框架下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通过强化制度设计,在坚持协商无果必经投票表决、投票表决前充分协商沟通和重要决策投票表决与一般抉择诉诸协商相结合等原则下建立和完善协商与投票表决衔接机制,致力于促进协商与投票表决机制的有序衔接转换;另一方面是立足于基层民主自治,通过法治、问责、便利化民主参与平台建设和公民教育等途径,致力于提高农村基层民主质量。     

政府治理中网络众包模式的生成、构建及效用

通过对国内外政府培育和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过程中的公共政策制定案例进行回顾与凝练,运用归纳演绎的方法,系统性地探讨了网络众包模式的基本内涵、构建方法及现实效用。提出:信息时代下的网络众包模式是"组织分包、大众参与、网络平台支撑"的一种常态化组织形态,是政策受益者兼政策制定者的一种政策制定模式,它既是信息时代各类组织(政府、社团、NGO、企业等)必须高度重视和研究的一种看似"随机的"、"碎片的"、"自生自灭的"却是必然常态存在的、不可忽视的、无组织的组织形态,而其模式又是协商民主、公民治理、公民参与、决策民主的新模式与新途径,为我国决策民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同推进提供一种全新的实现途径。     

自主与嵌入: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逻辑与模式

伴随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各地探索出不同形式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实践形态,表现出了独有的治理特征与差异化的参与模式.借鉴嵌入自主性理论,从社会组织而非国家的"自主性"与"嵌入性"两个属性着眼,构建一个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分析框架,将社会组织的参与模式分为基层自治型、协同共治型、行政主导型等三种有效治理模式,并运用相应的实践案例对其解释力进行分析.由此探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何以能够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共生,并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提出不同参与模式可能发生的类型变迁及相关治理建议.     

台湾网络政治参与的兴起及其对政治生态的影响

网络政治参与是民众在网络空间借助网络媒介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台湾网络社会的发展成熟为台湾民众开启了释放大众政治参与需求的窗口,网络政治参与以其匿名性、开放性、互动性与草根性等特征降低了参与者的行动成本,提高了民众的参与意愿,改变了台湾传统政治生态。新媒体时期的网络政治参与逐渐发挥着从虚拟到现实的强大现实影响力,近年来台湾社会运动的话题兴起、结社、组织策划都源自网络并形成线上与线下密切配合联动,形成了颇具台湾特色的"网上串联、网下集会"公民运动模式。网络政治参与已然从政治人物生态、选举生态、政治舆论生态以及青年政治生态几个层面改变并重塑着台湾社会的政治生态。     

中国发展转型问题研究(上)

中国正面临着"第三波历史性大转型"。此次转型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在内的"全方位发展模式"的转型。它始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在未来"中期"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基本方略应实行八字方略,即"人本"、"绿色"、"创新"、"协调"。"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新的理念与思路应包含:(1)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宗旨的核心层面的转型;(2)以绿色发展、创新发展为主题的战略层面的转型;(3)以内外协同、产业协同、区域协同和城乡协同为内容的结构层面的转型;(4)以"五环改革"为重点的全方位体制转型,从而为上述发展模式转型提供体制支撑。     

"精英决策"模式下的公民参与研究

自1949以来,"精英决策"模式一直是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模式.在改革开放之前,"精英决策"具有典型的"内输入"特征;改革开放之后,"精英决策"呈现出与大众民主调和的趋向.当前我国"精英决策"模式下的公民参与呈现出如下特征:一是参与主体、参与渠道和参与内容的广泛性;二是参与的整体有序性和局部无序性;三是参与中的"公意"性取向与"非公意"性取向并存;四是参与的非均衡性.     

社会治理跨越与政府服务锲入

社会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相互协同协力、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建构过程,从政府独治、督治,经过协商、参与、协同的探索,逐渐走向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模式。社会治理主体结构的模式转换,意味着社会独立性、主体性的逐渐到位。如果说,在协商、参与、协同模式中政府角色仍然处于主导地位,那么,在合作模式中政府与社会将归于主体地位平等,这需要在实体范畴实现"倒置",即政府在理念中更新换位,在姿态上放下身段,在行为中创新服务介入,从而实现党的以人为本的政治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