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制结构:“联合党建”与“三社联动”科学对接

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三社联动"是我国社区治理机制的创新。当前,"三社联动"面临着政社关系没有理顺、联动工作体系不健全、居民参与不足等问题。实践证明,社区联合党建对破解"三社联动"治理机制的瓶颈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党建与"三社联动"科学对接的社区治理复合制结构,有助于形成新型政社关系,增强党的执政与服务功能,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公共理性的培育。     

苏州园区湖西社区“三社联动”治理模式探微

"三社联动"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参与的方式,增强"三社"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协作,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形成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文章阐述了苏州工业园区湖西社区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基本做法、特色、经验与启示。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三重机制与变革路径

政府购买是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重要途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融合创新了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的优势,并呈现出新的供给机理和特征。在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实践中,三重机制的作用发挥存在不少问题与困境,制约了政府购买的效果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基于三重机制的问题分析,在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渐进改革的推进中,要加强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中的政府引导,完善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相关制度,以增进竞争为核心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程度,以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为核心增强公共服务社会化供给能力,以理性的社会参与扩大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社会基础。     

构建公共服务的政社合作机制——以2010年北京市首都社会组织民生行动为例

政府购买服务作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新理念、新机制和新方法，已经逐步在各级地方政府中进行实践探索和推进。北京市于2010年开展的首都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探索实践了社会组织参与服务购买的新模式。本文着眼于此次实践的积极意义和不足，提出在公共服务领域建立政社合作机制的三点建议。     

“三社联动”的内涵拓展、运行逻辑与推进策略

个体化变迁深刻改变着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使得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新的形势。"三社联动"作为近年来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三社联动"的协调机制主要体现在街道-社区两级主体之间,协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工作站之间,合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各主体间的联动过程。推进"三社联动",要求通过政府体制创新,加快社区的本质重构;专业社会组织导入与本土组织培育并举,实现社区的再组织化;双向整合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提升社会工作者工作能力和水平。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文章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理论基础,强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主动性与合作性,实现社会组织由政府主导的单边模式向"利益相关者协作"模式转型。文章对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利益相关者关系协调进行了分析,剖析当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困境,并提出合作对象选择、信息沟通协调、公民参与和监督评估四大机制的构建,以期为推动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进程提供有益的启示。     

“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基于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探索

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然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而逐渐失效,而基层社会空间的成长必然推动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权力介入方式的改变。"三社联动"作为我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的供给侧路径优化,是实现基层治理从"行政化"迈向"社会化"、破除基层治理"内卷化"现象的重要举措。由于现实中社区"三社联动"的条件尚不成熟,政社互动、三社联动仍有一个缓慢过程,"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成为现实难题。因此,推进"三社联动"建设有必要从宏观(街道)—微观(社区)两个层面共同发力,实现社区层面"三社联动"与政府宏观架构的有效衔接,使"三社联动"建设做到有机制、有平台、有资源。通过综合运用街道—社区双层面的协调机制、协作机制和合作机制,共同推进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和社区服务功能的强化。     

西北民族地区村社联动治理的动力机制建构

村社联动治理是西北民族地区解决传统村两委治理乏力与边疆农民意识觉醒及多元需求矛盾的有效时代选择。而动力机制的构建是实现村社联动治理的基础。基于资源互补与组织协作的视角,分析联动治理动力源包括主体资源异质原生动力、利益分化驱动力、政策支持力和基层治理需求推动力,确定生发机理条件包括意识形态、权力效用、无形资产三方面,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集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决策机制、融资机制的"四位一体"动力机制,为实现西北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内驱力。     

公共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可持续性审视

政府与同一家社会组织建立持续性的购买服务关系,有利于应对公共服务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对上海市A街道的多案例研究表明,关系信任、项目成效和政府介入是影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其中,政府介入通过影响项目成效和关系信任发挥作用。为保证公平竞争和项目质量,政府持续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行为应受到制度规范,购买方需适度介入购买项目,社会组织需加强与购买方的协作和互动。     

西部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探讨

西部民族地区通过"民办公助"、"公办民助"、"公私合作"和"参与式发展"等形式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打破了政府作为公共服务唯一主体的治理模式。但由于市场发育尚不健全、政府转型滞后、公众参与性缺失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尚未健全,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的领域还很有限。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可通过构建多元参与的分担机制、探索民间组织管理运行机制、健全社会参与机制、完善保障机制等措施,实现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     

把政府带回来:政府购买服务的新趋向

近年来,通过合同外包的方式购买服务逐渐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重要模式。然而,不少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运作过程容易造成政府角色的迷失,在委托-代理、竞争性购买、合同契约、第三方评估和短服务周期等方面存在隐患。而广东省的"双百计划"实践,开辟了一种新的公共服务购买模式,它介乎传统的单位制和当下的市场制之间,通过建立直接委托-代理关系、非竞争性购买、事本主义、政府主导评估、中长期服务周期等,有利于规避服务外包中的隐患,显示着动态发展的政社关系的新前景。实践证明,行政的进入并不一定会挤压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专业性,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行政的进入反而是一种积极的保护。与此同时,技术理性和过度的市场化机制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管理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当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是也因为过程管理能力不足遭遇到一些问题。如何提升过程管理能力,需要进行经验借鉴和政策设计。北京市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良好效果。北京市的经验启示我们:要健全公共服务需求调查机制,以公众选择作为服务购买活动的起点;健全公共服务购买目录筛选机制,将购买内容聚焦于基本公共服务基础之上;健全服务购买的招投标机制,推动购买过程的独立性和竞争性;健全多方互动的动态项目实施机制,进行过程控制和监督;健全购买服务项目的绩效评价机制,对项目实施质量管理;建立项目承担组织末位淘汰机制,加强项目的后期管理。     

“三社协同”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以“项目”为纽带的协同实践

提供更优质的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发展与治理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开展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工作者"三社协同"的核心旨要。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与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视角,通过对成都市武侯区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三社联动"的实践考察,发现其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成效显著。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的活力得到很大程度的激发,"三社协同"参与社区服务与治理创新取得制度性的突破,特别是"以项目为纽带"激发社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模式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武侯区乃至成都市的"三社"活力。但是,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它也存在着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长效机制有待观察,社会组织民间性弱化、草根性缺失等发育不足,社会工作者尚未步入正轨。这些问题都需要正视,并在以后的实践中加以克服。     

公共文化服务市场化背景下政府如何扮演“精明的买主”角色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市场化改革的典型做法,也是我国公共服务改革的方向之一。然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是政府责任的退却,而是要使政府以公众需要为目的成为"精明的买主",有能力克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所存在的"供给方缺陷"和"需求方缺陷"。成都市通过"公共文化服务超市"这一实践形式,在政府、社会与公众之间搭建了一个双向互动的交易平台,该平台通过公众参与、政府买单的形式,保障了公共服务的精准性,实现文化市场与公共文化服务之间的有机融合,有效克服了政府购买服务中普遍存在的"供给方缺陷"和"需求方缺陷",使政府较好地扮演了"精明的买主"角色,对我国其他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市场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公共服务正义价值的悖反、裂变与修复

回应公众需求、维护公共利益以及追求社会公平,昭示着公共服务的价值确定、价值选择与价值追求,它们构成了公共服务的正义价值链条。然而,这一价值链条在政府垄断的阴影下变得黯然失色,公共服务体系表现出诸多背离正义价值的制度设计和行为导向。政府通过与社会协作供给公共服务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程序正义,但是协作模式所携带的"自利性"基因、所秉持的"效率优先"信条与公共服务的"正义性"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冲突,这致使公共服务的正义价值发生形式与实质的裂变。只有彻底超越协作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和工具主义思维,在平等自治的治理结构、"利他主义"的行动导向、伦理精神的道德指引的基础上构建起合作型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才能真正促使公共服务的正义价值在程序层面和实体层面实现融合共生。     

服务型政府视域下优化“三社联动”机制问题探讨

在新常态背景下,服务型政府建设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要求,要遵循五大发展理念,建设一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服务型政府。"三社联动"作为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处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系统中,其作用之发挥,除了重视自身系统的联动外,还不能忽视与服务型政府建设之间的关系。文章从服务型政府的价值理念出发,探寻"三社联动"与服务型政府间的内在关系,分析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以服务型政府价值理念为指导,提出了改进优化"三社联动"机制,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     

深圳“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践经验分享——打造信息惠民政府信息化可持续发展新模式

正"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实施要以解决当前体制机制和传统环境下民生服务的突出难题为核心,改变以往技术导向、项目驱动的信息化建设模式,有效整合孤立、分散的公共服务资源,强化多部门联合管理和协同服务,鼓励市场参与,创新服务模式,拓宽服务渠道,构建方便快捷、公平普惠、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信息体系,全面提升各级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和社     

公共项目暨政府购买服务的责任监控与绩效评估——美国《项目评估与结果法案》的洞见与启示

自我国出台《关于做好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之后,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成为一项日常性工作,社会多元主体提供公共服务、参与甚至发起公共服务项目成为常态。但这种多元化参与公共服务项目的做法,却带来我国对公共项目,尤其是外包公共服务项目、购买性公共服务项目的责任监控、绩效评价问题,引发了"楼歪歪""桥脆脆""营养餐霉变"等恶果。在目前我国尚无成熟办法的情况下,被我国学术界与实践界忽视的美国《项目评估与结果法案》及其配套做法无疑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综合来看,该法案以法律的形式推进全过程责任监控、外包项目不外包责任、项目绩效与项目责任以及财政预算挂钩、以项目绩效完善完整意义上的绩效型政府与责任型政府的做法对我国有着较好的借鉴作用,有助于我国更好地推动公共服务项目改革,尤其有助于促进外包公共项目的责任监控。     

欠发达地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以广东省Z市为例

随着公众需求日益多元化,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逐渐进入政府议程。当前关于欠发达地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研究与实践较少,但欠发达地区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呈现日益增多的趋势。因此,有必要以此为视角,借助于具体案例的实证解析,从政府、社会组织、公众三方进行问题切入,探寻解决的途径,进而有效推进欠发达地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     

官僚式外包: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逻辑及其对绩效的影响

"官僚式外包"是目前我国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出现的一种异化现象,既消解了社会组织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生产主体的能动积极性,也抑制了公众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享有主体的积极参与。通过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逻辑以及对绩效的影响机理透析发现,不仅社会组织与公众被政府行动逻辑裹挟,还改变了政府购买的项目决策、合同过程、绩效控制机制等关键环节,导致官僚目标对公众需求的忽略与替代,行政权力越界甚至挤占了社会的空间,严重抑制了政府购买的绩效。只有缓解官僚目标与公众偏好之间的冲突、加强行政权力规制与社会组织培育,才能不断改进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服务的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