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的定罪量刑

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其背后许多帮助行为定罪量刑困难。应结合刑法及《刑法修正案(九)》《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科学合理地理清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定罪量刑的思路,严格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形成对该类诈骗犯罪全链条打击的高压态势。     

我国警察圈套辩护理由及其完善——以美国警察圈套辩护理由为借鉴

美国刑法上的警察圈套是一种合法的辩护理由,被告人如果因为警察的诱惑行为而实施了犯罪,可以以此进行辩护。美国刑法上警察圈套构成要件有主体、行为和主观三个条件,并有其一套认定标准。根据美国关于警察圈套的有关规定,我国刑事法上的警察圈套的完善应当包括明文规定刑事责任,明确警察辩护理由的适用标准,以及在司法上规定侦查人员应该出庭接受质证,在立法上确立有限度的警察圈套无罪辩护制度。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若干问题之探讨--对刑法修正案(五)第一条第一款之解读

200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五)).在该修正案第1条第1款中,将持有、运输伪造(空白)的信用卡等4类行为犯罪化,有效切断信用卡犯罪系列行为的链条,弥补了惩治信用卡犯罪的刑事法网之不足.对于该款,笔者以为可以独立规制为一个新罪名,即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并对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构成要件和司法认定做了相关探究.     

网络诽谤罪的犯罪门槛变动:趋势与意义

在我国刑法中,立法"定性加定量"的定罪模式决定了罪量要素作为一种"犯罪门槛"普遍存在于刑法分则的条文中,诽谤罪的成立也需要达到特定的犯罪门槛。"两高"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司法解释中对网络诽谤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作出了有针对性的细化,增加的"点击、转载次数"标准和"行政前置模式",促使网络诽谤罪的犯罪门槛下降,并使得网络诽谤罪表现出不同于现实诽谤罪的犯罪门槛。而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对于法益保护前置化、促进刑法的网络扩张以及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意义。     

对嫖宿幼女罪的否定性评价

嫖宿幼女罪是我国97刑法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一个罪名,关于此罪的设定有很多疑问,从是否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否符合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保护的法益是否明确,行为人主观状态和犯罪客观要件的构成标准诸方面来分析,笔者认为此罪不应单独成罪,而应与强奸罪中的奸淫幼女行为归于一罪进行处罚。     

运输毒品罪主观要件研究

当前,关于运输毒品罪的认定,有许多问题存在争议,特别是主观要件方面,如关于明知的认定,是否包括间接故意,主观动机和目的是不是必备要件,共同犯罪故意的认定,对象认识错误的认定和处罚等。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对铁路公安部门打击运输毒品犯罪有点滴之借鉴。     

《刑法修正案（八）》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法理解析

为加强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作出了重大修改。结合修改内容,研究对该罪构成要件中的食品含义、行为方式、明知的认定,量刑情节中“其他严重情节”、因果关系的认定,以及该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毒品犯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类罪的区分,有利于促进修订后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司法适用。     

浅析目前环境污染犯罪认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在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认定上存在的问题是,对于行为人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持不同的心理态度情况时无法认定其行为和在客观结果危害程度上如何认定的弊端.那么认定环境污染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根据危害行为还是危害结果.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应该从犯罪构成要件的主观方面、客观方面以及二者的有机结合等方面进行综合认定,这样才能较为科学认定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徇私枉法罪疑难问题探析

徇私枉法罪主体“司法工作人员”的界定应采职责说。“徇私”、“徇情”动机是主观方面构成要件,不包含徇单位、集体之私。利用职务便利是隐含的构成要件。在该罪的三种枉法行为方式中,“明知”是指有确定性的认识,但不一定要有实质性的认识;“有罪的人”的认定应采涉嫌犯罪说,“有罪的人”之外,皆为“无罪的人”;故意轻追诉可以纳入枉法行为范畴,但故意重追诉因不能为徇私枉法行为方式的最大可能含义所覆盖．故按照现行刑法规定．不能构成徇私枉法罪。     

贿赂犯罪主观方面推定立法化问题探讨

新出台的《贪污贿赂司法解释》显现出贿赂犯罪刑事法网"趋密"的特征,但其有关"为他人谋利"要件的解释仍不能妥善解决新型贿赂犯罪激增下司法实践遭遇的问题。就广义而言,推定不仅是存在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一种证据制度,也是刑法中涉及特殊领域的立法设计类型;为适应打击贪腐犯罪的需要,目前最可行的做法是沿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模式,通过刑事立法方式设计贿赂犯罪主观方面的推定,应当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利"要件,从而完成贿赂犯罪领域的刑事司法推定(又称事实推定)向刑事立法推定(亦称法律推定)的转变。     

转化犯与法律拟制之关系辨析

转化犯是指在实施某一故意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因又实施了一行为或者出现了某一较为严重的结果,而超出了原基本罪的构成要件范围,基于罪刑均衡原则的要求,刑法特别规定在这种情形下犯罪发生了转化,并以转化后的犯罪定罪处罚的犯罪形态。某些刑法条款之所以既被认定为转化犯条款又被认定为法律拟制条款,主要是因为转化犯与法律拟制之间存在转化犯内涵的法律拟制性和转化犯外延的法律拟制性这两个方面的关联性。而这就决定了转化犯与法律拟制的主要差别在于其外延的大小。详言之,转化犯条款中仅包含了对客观行为的法律拟制类型中将数罪拟制为一罪和将此罪拟制为彼罪的情形,以及对主观方面的法律拟制类型中部分法律拟制条款。     

网络犯罪的惩治与预防路径探析

网络犯罪是指针对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以及其他上下游关联犯罪。从纵向来看,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具有逐步扩张的趋势。目前,网络犯罪逐渐呈现出案件数量持续上升、犯罪过程链条化产业化、犯罪主体多元化低龄化、犯罪手段专业化等特征。网络犯罪的高发蔓延严重危害我国民众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司法实务中对该类案件的惩治和预防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微观层面,网络犯罪司法适用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并解决管辖权争议、证据取证难、罪名认定分歧多、共犯故意认定等棘手问题。在宏观层面,应当从法律规范完善、实践治理模式转变、民众观念引导提升三个层面,构建惩治和预防网络犯罪的多阶共治体系。     

内幕交易罪的认定与惩罚制度剖析

中国股市近年来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迎来新的挑战。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内幕交易行为一直严重影响其健康发展。笔者根据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规定的解释》相关条款,对内幕交易罪认定的时间性与处罚力度的重要性进行剖析,审视这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中应然与实然的博弈——兼评“两高”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15条

立法权的过度让与、司法权的就地膨胀,司法解释突破立法权限现象已非个例。基于严厉打击贪腐犯罪的需要和受贿罪传统犯罪构成间的冲突、博弈,近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15条第2款关于"为他人谋利前的数额一并计入受贿罪数额"的规定有突破立法权限之嫌。在理性的立法层面,目前最可行的做法是沿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模式,通过刑事立法方式设计贿赂犯罪主观方面的推定,提倡立法权的回归;在当前司法实践层面,应当严格适用司法解释第15条之规定,在坚持罪刑法定的基础上更多地应用出罪机制。     

论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

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作为1997年刑法新增加的一个罪名,在其构成要件和司法认定上存在着诸多疑难问题。本文在阐述本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的基础上,对其立案标准、刑事责任等进行了分析,并对认定本罪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公司集资类犯罪中的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以公司为主体实施的集资类犯罪的客观行为一般比较复杂,存在多人共同实施、多环节分担实施的现象,司法实践中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主观方面从证据上难以证明部分员工对公司的集资犯罪存在直接故意,其犯罪主观故意难以认定;二是公司员工之间的分工比较明确,个别员工实施的行为从外观来看,几乎与公司所从事的集资犯罪没有明显的关联,其共同犯罪行为也难以认定.但他们的行为却对公司的集资犯罪具有促成和加工作用,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解决这两个问题的理论出路在于,主观上可以引进间接故意理论来解决部分行为人的主观故意的认定,客观上采取“同心一体说”来解决其共同犯罪行为的认定.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若干问题探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为了适应惩治腐败犯罪分子的需要而规定的新罪。但该罪自设立以来,一直在刑法学界存在颇多争议,拟对该罪的犯罪主体、自首等若干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完善该罪的立法构想,以期待对本罪的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变造货币罪比较研究

尽管各国刑法大多在妨害货币犯罪中对变造货币行为予以规定 ,但是立法模式却各不相同。对其客观要件 ,中外刑法理论均认为是没有货币发行权的人 ,对于真实的货币进行加工 ,使其价值改变的行为 ,但我国尚有“数额较大”之标准。对其主观要件 ,中外刑法均认为只能由故意构成 ,但对本罪是否为目的犯则有不同的看法。此外 ,中外刑法理论对本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等 ,亦有不同的划分。     

渎职罪主体的内涵与外延辨析

犯罪主体是犯罪构成的要件之一，它对于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渎职罪中，这种作用显得尤其突出。因此极有必要科学界定渎职罪主体的内涵和外延。 一 目前，各界的通说认为渎职罪的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种认识主要基于以下几种理由：第一，刑法第 397条作为渎职罪一章的统帅和一般规定，在主体上使用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第二，王汉斌同志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订草案 )》的说明中指出：“针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严重不负…     

危险犯的心理联结模式及其罪过形式

犯罪可分为实害犯和危险犯两种。危险犯是指实施危害行为后以出现某种法定危险状态作为其构成要件的犯罪。由于危险状态是可以进一步发展为实害结果的,因此,行为人在实施危险犯罪时,其对危险状态和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所形成的心理联结状况会呈现多种模式。对于危险犯而言,在罪过形式认定上应以行为人对犯罪构成中的法定危险状态的认识和态度来判断。尽管行为人对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的心理态度并不能作为其罪过形式,但这一心态在主观上对危险犯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与另一种心态模式的危险犯在主观上区别开来,它是一种主观超过要素。司法实践中,正确分析危险犯的心理联结模式及其罪过形式,对于准确认定犯罪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刑法关于危险犯的规定仍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应在立法上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