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时代价值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形式,是中国民主政治在农村发展的最广泛实践。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一种村民的价值理念,是一种农村社会治理机制,更是一种村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在规范村民选举行为,推动农村选举公平公正;提升村民参与能力,推动农村决策科学民主;完善农村治理结构,推动农村治理创新优化;确保村务信息公开,推动农村监督规范完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对改变村民的政治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协商治理: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路径选择

以民主选举为重心的村民自治面临三个问题:一是村民自治从参与到选举的扭曲,村民自治变成村官自治,民主的本质被掏空;二是精英牟利和民众权益被损害,村民自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目标遭破坏;三是以民主选举为重心带来精英主政以及"封闭式决策",造成村级决策的合法性脆弱。以协商治理为重心的村民自治的比较优势在于:一是以协商治理为重心更能体现村民自治的民主本质;二是协商治理更能促进村民自治中村级公共事务决策的合法性;三是以协商治理为重心的村民自治提升民众的政治效能感,有助于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因此,一是要搭建日常协商治理的平台和载体,二是要加强农村协商治理的程序化、制度化建设,三是要提升民众的协商治理意识和能力。唯其如此,才能促进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     

发展基层协商民主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正>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的主要形式,因其价值理念、内生禀赋、运行特色契合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凸显出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比较优势和适用价值。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就指出:"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协商民主,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     

乡村振兴进程中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

协商民主作为重要的民主制度设计和治理形式,对于优化乡村治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将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协商民主与乡村治理的有效融合,契合党和政府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迫切需要。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不是单纯的制度吸纳和整合,而是包括制度嵌入、行动嵌入和认知嵌入在内的多维嵌入结构和过程。从全国各地的治理实践来看,民主协商机制尚未真正嵌入乡村治理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和治理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为此,必须加快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进程,将协商民主理念嵌入到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认知之中,形成有事好商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不断健全与完善协商民主的各种体制机制,促进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     

农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意识：基于利益相关者角度的分析

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农民(村民)是其主体力量。如何增强农民(村民)的主体意识,激发其主观能动性,更好地参与乡村治理,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课题。增强农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主体意识的困境在于:城乡分割体制消解了农民(村民)的主观能动性,人际关系疏离弱化了农民(村民)淳朴的乡土情,较低的文化素养羁绊了农民(村民)的认知水平,松散的乡村社会结构淡化了农民(村民)的组织观念,多元化价值观动摇了农民(村民)的信任与合作意识。因此,增强农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主体意识的对策,即在主观(思想)层面,最大限度地重视农民(村民)主体参与的理性选择;在政策层面,最大限度地增进农民(村民)的公共利益;在社会层面,最大限度地消解城乡阶层分化带给农民(村民)的现实困扰;在市场层面,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物质需要(积累);在伦理层面,最大限度地引导农民(村民)培育"大公无私"的公共精神。     

互动与融合: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内在逻辑

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协商治理,协商治理的趋向是良政善治。国家治理的旨意与协商民主的内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即利益均衡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一致的目标追求,公平正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相同的价值取向,主体平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同一的根本原则,公民精神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共同的理念诉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协商民主提供承接载体,反之,发展协商民主也需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架设运作平台。即,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为国家治理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决策的质量,有利于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够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疏通协商渠道、拓展操作场域、提供坚强保障。因此,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具有逻辑上的内在契合,二者在结构上是一种互动与融合的关系。     

公民社会视角下的村民自治研究

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公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关系。公民社会是公众参与性社会,是公权力有限的社会,是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的社会,是具有包容性的多元社会。公民社会视角下的乡村自治组织的建设发展,目的在于构建公众参与性的乡村社会,保障广大农民的民主权利,培养农民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使农民真正成为村庄治理的主体,使村民自治在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     

中层设计: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探索——对成都彭州市社会协商对话的考察

协商是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从协商到协商民主,标志着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成都彭州市开展的社会协商对话,构建了县、镇、村三级联动的社会协商机制。这实际上是以县为单位,在国家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顶层设计框架下的中层设计。经济、政治、社会条件,应纳入中层设计的现实考量。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需要顶层设计使其高屋建瓴,中层设计使其切实可行,基层探索使其落地生根,并在动态设计中不断完善协商民主制度。     

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耦合机制与实践理路

党建引领是推动乡村振兴与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动力与组织保障。协商民主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治理理念及工具，党建引领与乡村协商民主之间具有特定的耦合机制，主要表现为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是提升政党合法性与有效性所指、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以及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需要党建供给结构性与行动性条件。另外，概观来说，对于基层党组织而言，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可以从文化、政制、主体以及技术等四个维度进行实践拓展。     

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互动关系及共进路径探析

我国的国家治理具有人民性、公正性、包容性、法治性等特点,为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良性互动奠定了现实基础。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演进历程顺应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时代发展要求,随着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和民主制度化程度的加深,二者的互动性进一步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平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二者内里相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良性互动中,以政党协商、政府协商、基层协商和网络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路径选择,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以政党治理、政府治理、基层治理和网络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河北乡村治理中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研究

乡村协商民主就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利益攸关方的村民通过平等的对话、讨论等方式,围绕乡村社会中的公共问题达成共识,从而赋予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河北乡村协商民主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探索出了月协商制度和搭建三个平台等形式。公共问题意识不足、组织化程度不高等因素阻碍了河北乡村协商民主进一步发展,因此,发展乡村组织和培育协商文化是解决该问题的必由之路。     

基层协商民主:概念的界定及其解读

基层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层次,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在内涵上,基层协商民主就是我国基层组织和基层单位的各类主体,通过有组织地协商,依法参与基层公共决策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民主实践;在外延上,基层协商民主的领域和范围包括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农村协商民主和企事业单位协商民主。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形式的完善

协商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有效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等层面形成的政党协商、立法协商、政协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领域协商等多样化的实践形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水平。与此同时,在具体实践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我们应当直面现实,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采取有效举措进一步健全完善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康发展。     

乡村公共事务决策中的村民代表——基于一个案例的调查

本文是关于一个村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实践的个案研究,主要利用一个村庄的日常政治生活的材料反映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运作状况及其实施效果。研究认为村民代表能否在村级治理的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中发挥效能,不仅与制度建设有关,而且与村庄治理多元主体间的民主协商以及村庄社会信任分不开,三者缺一不可。乡镇政府、村级自治组织需要通过与广大村民及其代表共同遵守一定的制度和规则,在理性协商的基础上处理乡村公共事务。其中任何一方主体的"缺位"、"错位"、"越位"都是对协商民主的损害。这样做的结果,既可以防止村民自治蜕变为村干部自治,又能够纠正乡村治理主体行为关系的紊乱。     

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

我国悠久的协商思想为基层协商民主奠定了政治文化之基,而新时代则赋予了基层协商民主以新的内涵和实质。基层协商民主的演进发展之路,不断凸显出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基层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形式,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体现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把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有:坚持党对基层协商民主的领导,更好发挥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强化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执行力;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自信宣传教育,培养人们积极参与基层协商的意识;建设高素质基层协商人才队伍,为把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供人才支撑。     

以协商民主创新社会治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不是简单的概念变化而是理念的升华,社会治理的理念包括了"法治"、"共治"、"善治"三个方面。协商民主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对于实现社会治理的三个理念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树立协商于决策之前的理念,建立协商于决策之前的机制,探索多种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增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代表性,以协商民主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     

论村民委员会作为乡村社会维权性组织的可能与路径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权益问题，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应成为维护乡村社会权益的组织依托；当前在我国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乡村自治性组织的维权性功能存在着缺位、错位和异化的现象，这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着力构建以保障农民权益为根本的乡村治理新机制，推进乡村自治组织的社会性复归；通过政治环境的发展、制度机制的重构、文化观念的培育，挖掘和塑造村民自治性组织作为村民群众维权性组织的组织资源和实践能力。     

社会组织协商“失灵”风险及其规避

社会组织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形式和重要渠道。积极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有利于推动治理现代化、发挥我国民主政治制度优越性。但是,社会组织协商也可能出现"失灵"现象,诸如协商群体极化、协商过程裂化和协商结果异化等。导致社会组织协商"失灵"的原因有:社会组织的自利行动取向、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失灵、社会组织协商的制度缺陷等。规避社会组织协商"失灵",需要做到三个方面:加强社会组织协商制度建设;加强社会组织协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组织协商能力建设。     

协商民主——村民自治权利有效实现的新范式

协商民主理论不仅与中国村民自治制度具有极大的耦合性,同时,也是化解当前村民自治权利实现困境的途径和办法。因此,强化基层组织的协商民主气氛,倡导对话与协商,提高农民的参与意识与民主信念,对于保障村民自治权利的有效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以特大城市上海为例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场域表征为响应度低的流动人口、关系疏离的陌生人社会、网络业态的社会组织、阶层族群的理念分割、职能同构的科层压力、智慧社会的数据治理。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创新主要是顶层设计系统科学、社区委员会共建模式、"三元复合"共治模式、"1+1+X"共商模式、"老乡管老乡"维权模式。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的上海经验主要在于:强化党建引领,转变政府职能;倡导协商民主,促进选举民主;培育社会力量,推进协商法治化;创新协商模式,完善基层共治;推进数字治理,提高协商能力;厚植协商文化,推动法德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