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与政治学方法论的演进

自然科学的发展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并使政治学理论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的形成是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在政治学研究领域运用的必然结果。但行为主义政治学全盘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使其走向了新的形而上学。要使政治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关键在于确立真正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情结——兼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起因

自然科学的发展总以某种形式体现在科学研究的方法中.自古以来,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总在自觉不自觉地借用和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概念,政治学研究也不例外.20世纪在美国迅速崛起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其方法论特色之一就是提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主张政治学研究的纯科学化.自然科学方法与政治学研究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政治学的缺陷,同时又带来了政治学研究新的困惑.     

论政治学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以行为主义政治学为例

政治学发展除了需要理论传统和制度前提外,还必须具有相应的物质技术基础。行为主义政治学在20世纪迅速崛起,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当时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各种研究方法和手段的革命。如计算机科学的产生,现代统计学的迅速发展,都为行为主义政治学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行为主义政治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     

比较政治学视域下量化研究方法的边界

比较政治学视域下,量化研究方法对学科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推动了整个学科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推动了方法论范式遵循着"密尔五法—量化研究—多元方法论范式"的路径发展,推动了理论范式遵循着"国家中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主义为代表的多元范式"的路径发展。但是,量化研究方法存在的局限性阻碍其进一步发展。为解决统计数据真实性、学术研究独立性、研究议题解释性等问题,研究者需要以"解释政治现象"为研究目的,以"实证主义、经验分析、比较研究"为研究路径,以研究问题和对象为导向来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设计中结合定性、定量、质性比较研究的优势,构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范式。     

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是政治实践的需要和科学发展的需求,在政府管理、行政研究、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分析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很大的推广。对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基本研究成果和对传统理论的发展进行论述,其主要目的是对传统新制度研究的总结与提升,对行为主义和理性分析主义的扬弃。其发展研究成果对我国现代制度的构建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比较政治视野下历史制度主义论析

作为比较政治学范式沿革下的一个范式创新,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与解释路径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并已成功取代行为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成为比较政治学的主流范式,对比较政治学有着重要的理论发展和创新价值。本文主要从比较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学派、历史制度主义与比较政治学的耦合、制度变迁的比较历史关键节点等方面,对比较政治学中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现状与理论发展进行综合性的探讨。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价值中立论”与西方政府中性化理论评析

行为主义政治学是二战后在西方世界风行的政治学流派 ,其核心方法论原则便是它的“价值中立”论。政治学研究既不应当绝对地“价值中立” ,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 ,它应当是价值与事实的统一 ;而且建立在“价值中立”原则基础上的所谓政府中性化理论也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国家观为我们正确地认识政府的本质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 ,而政府作为国家的一种权威性公共管理机构 ,其履行社会职能、实施社会管理 ,从根本上讲还是为统治阶段服务的 ,政府不可能是中性的。     

论传统政治学和现代政治科学--兼论现代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广义的政治学既包括传统政治学,也包括现代政治学,而狭义的政治学只指传统政治学.传统政治学与现代政治学既在时间上有先后衔接的现象,但又不是简单的相互更替,它们在现当代是共同并存的.现代政治学或曰政治科学是指试图用科学主义的方法(特别是行为主义方法)研究政治现象发生、发展的规律,使政治学研究与现实政治之价值取向相对分离,而更趋学术化、独立性的研究方法或学科.而传统政治学或曰政治学是指沿用旧的研究方法(前科学主义、前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研究政治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使政治学研究更具有现实政治功能(或批评检讨功能,或认同完善功能等)的研究方法或学科.鉴于此,当代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新的"政治学"概念,即政治学是研究公共权力主体对社会资源的强制性分配及由此达成的相互关系的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     

21世纪美国政治学的新革命

自20世纪50年代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兴起以来,美国政治学越来越追求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从经济学中产生的理性选择理论、博弈论、数量统计等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在政治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即使是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也没有改变政治学这种追求科学化、数量化的倾向.直到2000年,一封电子邮件的批评向美国政治学这种过分追求科学化的状况提出了挑战,这个挑战很快引发了美国政治学在21世纪之初的一场新革命.     

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选择及应用

比较研究在政治学领域中运用广泛,个案研究方法又是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主要研究策略之一.本文阐述了个案研究方法的性质与特征,分析了六种不同个案研究类型,以及就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如何进行个案选择和研究设计作一简要概述,期冀比较个案研究方法上的突破能对理解转型期的中国政治发展有所裨益.     

当前我国比较政党制度领域中的几个问题

许多深受传统意识形态干扰的非科学的东西制约了当前我国的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使之难以走向深入。要使我国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真正步入科学研究的境界,并真正发挥其应有的有益于社会实践、社会发展的功能,就必须认真把握好可比性的问题和切入点的问题,紧密结合政治体系、政治过程和政治发展等重要维度,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客观公正地看待不同政党制度的长短优劣。惟其如此,我们才可能找到一条真正能够有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党政治稳健发展的现实路径。     

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以人为本方法论建构

在科学发展观的社会语境下，以人为本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价值观，还是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论。在这里，以人为本方法论不是指微观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而是一种宏观方法，或者说是微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所应体现的一种基本精神气质，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就会以多样的方式体现出来，主要有人与人的相互理解、有效对话、生活体验以及和谐交往等。     

犯罪危害性评价的方法论

犯罪危害性评价是我国传统刑法理论的核心内容。有关该问题的研究,学者们仅驻足于本体论与价值论层面,而在方法论层面则缺乏必要的深入。运用辩证思维探寻犯罪危害性评价的方法论,把握犯罪危害性评价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伦理性与政治性、历时性与共时性,不仅有助于犯罪危害性评价的科学化与合理化,而且对于进一步明确犯罪危害性理论的学科地位也将大有裨益。     

从广义维度看人类社会政治实践的历史形态

政治实践与人类社会同步产生，并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从立体结构的视角来看，政治实践发展的主流形态表现为“社会政治实践-国家政治实践-社会政治实践”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轨迹；而从政治主体的视角来看，人类社会政治实践的历史发展表现为“氏族型政治实践-阶级型政治实践-人民型政治实践-人类型政治实践”整合性推进的历史沿革。     

行政主导下的简约治理——省级人大预算监督权悬空的政治逻辑

审核政府预算是现代议会的核心权力,然而,中国省级人大作为监督政府“钱袋子”的核心政治机构,其功能尚未得以充分发挥,法律赋予人大的预算监督权存在突出的虚置现象.深入研究省级政府运行过程可以发现,包括省级人大的预算监督权空泛化在内的很多政治现象都和“行政主导下的简约治理”这一政府管理模式密切相关.当前,应针对存在问题,从扩大公民参与;提升人大预算监督能力;修订公共预算的法律框架等三个层面入手,落实省级人大的预算监督权.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必要性和发展趋势

由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存在着一些尚未解决的严重问题,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前提条件下,为了促进“个人全面发展”,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在考量我国目前的具体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后,可以看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正朝着灵活多样化、科学民主化、应用性和实效性的方向发展。     

期待可能性理论之探析

期待可能性理论是指根据具体情况,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违法行为而实施其他适法行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存在根据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缺乏期待可能性的行为应减免处罚;通过对主观罪过的影响进而影响刑事责任的有无或轻重。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合理因素可以为我国刑法所吸收和借鉴。     

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交易成本分析

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过程中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而经济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行为,无疑是这股浪潮背后重要的推动因素之一。跨国公司之所以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是因为跨国公司和作为其东道国的发展中国家是一种交易关系,交易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交易成本。而民主政治制度可以有效地降低跨国公司的交易成本。     

从技术理性到政治理性:政策分析的方法论转向

政策分析关注的是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与否对能否有效地解决政策问题至关重要。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着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争,西方政策分析经历了从技术理性到政治理性的方法论转向。这一方法论转向并不意味着政治理性已然完全否定甚至替代了技术理性。事实上,作为政策分析的两种方法论维度,技术理性关注的是公共政策的技术属性,政治理性关注的是公共政策的政治属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政策分析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它们的辩证综合也体现了公共政策科学性与民主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