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机制调整促进体制完善:基于地方预算权力结构的视角

预算权力结构是影响人大监督政府"钱袋子"是否有效、有为和有位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各地方人大积极探索,形成了以人大提前介入为基本导向的预算编制监督,以预算草案初步审查为主要抓手的预算审查监督,以规范预算调整为主要内容的预算执行监督和以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为关键环节的决算监督。人大监督预算不是为监督而监督,其角色定位是寓支持于监督。在取得上述实际进展的同时,地方人大的探索也在完善和塑造着预算权力结构,主要体现为:党委领导下的预算监督机制不断完善,人大与财政、审计等政府部门的联动形式逐渐健全,人大监督与社会监督的配合越来越密切。提升地方人大预算监督能力的基本思路是,利用已有的制度空间进行创新,把程序做实、用一个个具体行动和微观运行机制调整推动预算权力结构逐步调整。     

渐进·均衡·有序:走出城乡统筹结构性失衡的三个维度

中国的城乡统筹发展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功,但面对的仍是一个美好且不确定的未来。这种不确定源自现实存在的诸多矛盾和结构性失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清晰纲领和精细化、定量化操作的双重缺失。走出双重缺失困局的出路在于:充分认识统筹城乡发展是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历史进程;夯实工业化、城镇化、城乡一体化、阶层结构转型、教育等支撑城乡统筹健康发展的五个主要支柱;在五个支柱间达成一种平衡,研究发展五个支柱的次序、其差距保持在多大比例上较为合适等紧迫的课题。     

轴心辐射模式:一个制度性分权长期难以推行的解释框架

合理划分各层级政府的职责和权限,即制度性分权是处理政府间纵向关系的主要思路.中国政府间纵向事权划分的工作长期以来一直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主要原因在于以轴心辐射模式为特征的国家整合方式.轴心辐射模式是对中国国家整合方式和政治权力结构的一个总体概括.这一模式通过以下几个中间变量和机制影响和作用于政府间纵向关系.第一,人事任命;第二,地方政府对民众的责任机制;第三,对地方政府"一把手"监督乏力使实行制度性分权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撑;第四,党政关系.     

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切实为基层政府减负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加重基层政府负担的影响,相继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持续推动基层减负.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解决形式主义问题做好2021 年为基层减负工作主要措施及分工方案》的通知,要求查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老问题和改头换面的新表现,逐项提出解决措施.     

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中央政府能力悖论的一个解释框架

中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一系列看似矛盾的基本事实:中央既强大、又脆弱;中央权力既是保障公民正常生活的中流砥柱,又是"遥远的权威".求解上述悖论有利于抓住维护国家统一与激发地方活力的"黄金分割点".这需要反思和超越已有研究方法,从概念和理论导向走向实践导向.深入考察中国政府体制的特殊经验,可以发现包括上述悖论在内的很多政治现...     

重庆完善第三方参与立法机制

正"近年来,重庆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的委托第三方参与立法起草、法规清理等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然而,与重庆立法的创新实践相比,理论研究尚未及时跟进,鉴于此,本文以重庆市人大开展的委托第三方参与立法为研究对象,力图归纳其类型、运作机制、经验和需要改进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第三方参与立法工作的对策性思路。"     

条块关系从合作共治到协作互嵌:基层政府负担的生成及破解

妥善协调处理条块关系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理顺条块关系、化解条块矛盾的有效途径既非对"条""块"二者关系的简单割裂,也非"条""块"的机械融合.简单割裂将致使治理资源分散,机械融合则易导致条块间职责不清.为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需要探求一条如何将"条条"的专业和技术优势与"块块"...     

党政关系规范化与中国政治发展

党政关系是中国政治结构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能否规范化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迄今为止党政关系的模式经历了以党建政、以党代政两个阶段,现实政治发展迫切需要以民主化、法制化、程序化为目标的党政关系规范化。     

党政关系规范化研究

党政关系是中国政治的主要问题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文章认为,正确地调整党政关系,应遵循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遵循组织结构和组织管理的规律性,并通过法制化的途径来规范;规范党在政府中的作用。     

省级政府到底在履行着何种职能——基于财政资金流向的分析

财政资金流向不仅是财政问题,更是法律和政治问题.在中国政府收入高速增长、财政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内财政资金到底流向了哪些领域?何种因素决定了资金分配的范围、重点和比例?这是学界和社会公众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深入考察省级政府过程可以发现:法律规定和中央政府要求、履行政府职能和维持社会秩序、省委执政导向和官员职业发展等是影响财政资金流向的四个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