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侵害他人权益型不当得利--兼析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竞合

侵害他人权益型不当得利作为一种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其制度基础在于违背权益归属。侵害他人权益型不当得利的构成除具备不当得利的一般构成要件外,尚有其特殊性。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均基于公平理念而产生,但两者在规范目的、构成要件、责任范围、举证责任、时效期限等方面不尽相同。     

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证明

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证明责任问题在诉讼中经常引发争议。根据《民诉法解释》第91条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无论在给付不当得利还是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中，应由原告/受损人固定地对“没有法律根据”要件承担证明责任。在给付不当得利纠纷中，原告应主张并证明“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基础事实，即作出给付行为的具体原因以及给付原因自始不存在或嗣后丧失的事由。这些待证事实内容明确、特定，不存在无法证明的困境。在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纠纷中，“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基础事实与“侵害他人权益”要件的内容一致，通过证明“侵害他人权益”要件，原告对于“没有法律根据”要件基础事实的证明也就同时完成。由被告/ 受益人证明其受益有法律根据并没有改变证明责任的分配，只是使提供证据责任转移至被告。     

论不当得利制度与侵占罪的界限以及区分的意义——以许霆案为切入点

早已以盗窃罪定性的许霆案仍存在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许霆的行为应该被界定为不当得利转化的侵占罪。民法中不当得利制度与侵占罪之间的关系颇具争议,两者应属于交叉关系并可以有条件地转化,理清两者的界限有助于防止司法实践中出现民事争议刑事化造成对公民权益的损害。     

公法上不当得利的法律效果研究

公法上不当得利作为公法之债的发生原因之一,在受益方与受损方之间成立公法上不当得利返还之债权债务关系。公法上不当得利的法律效果通常表现为不当得利之债,其涉及不当得利之债的主体、不当得利之债的标的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范围等内容。然而公法上不当得利之债的主体与返还请求权的范围是公法上不当得利区别于民法上不当得利在法律效果上的最大差异所在,而公法上不当得利之债的标的则基本可准用民法上不当得利的相关规范。     

不当得利类型论与不当得利法的发展——建构一个可操作的规范模式(上)

历经二千余年的演变,不当得利对现行法律的解释适用仍然具有重大影响。不当得利请求权是由罗马法上的个别诉权,经过长期的演变,直至近代,始发展成为一般的规定。本文旨在从不当得利类型论、区别给付不当得利与非给付不当得利,阐释不当得利的请求权基础,提供一种不当得利发展的思考方法。     

公法上的不当得利

不当得利是指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损害的事实。不当得利为债产生的法律事实,构成民法上的基本制度。不当得利的法理并非仅为民法独占,它同样也可用于解决公法上的问题。公法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与私法上的不当得利不同,主要表现在主体要件上。公法上不当得利的主要情形集中在税法、行政法和刑法领域。     

论不当得利受益人的过错——新视角下许霆案和梁丽案民刑之辨的关键

不当得利受益人主观过错对返还不当得利的利益范围有影响,但不影响不当得利之债的成立。备受争议的许霆案和梁丽案被错误定性为犯罪,根源在于他们认为不当得利受益人主观有过错时不能成立不当得利,进而将受益人有过错的不当得利与侵权相混淆,并最终将受益人行为定性为犯罪。     

对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再思考——从不当得利制度的机能说起

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确定是实现不当得利制度之机能的关键性问题，然而目前学界关于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界定标准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其主要表现在对不当得利制度机能的机械理解，没有从不当得利的类型化角度出发来细致的考察受益人不同主观状态下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甚至有忽略民法中自己责任这一基本原则之嫌。鉴于此，文章试图对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进行再追踪，以求针对这些不足之处给出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期为完善我国不当得利之立法有所裨益。     

论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致他人财产遭受损失而取得的不正当利益。因不当得利而产生的债,称为不当得利之债。对不当得利之债的处理,《民法通则》92条规定:“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但是,由于《通则》对不当得利没有进一步的进行限定性的解释,对不当得利的表现形式又未作列举性的规定,因此,不当得利到底应该包括哪些类型,学术界众说纷坛。实践中,司法人员对与不当得利相近似的几种     

论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

按照不当得利制度要求,受害人主张返还利益时应当就无法律上原因的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然而,现实中不当得利的情形错综复杂,简单地适用划一标准分配证明责任可能会导致严重不公正现象的发生。通过比较分析证明责任的分配标准,我们认为应当区分不当得利的不同情形,针对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及其各自特殊情形,适用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完善我国的不当得利制度。     

美国法上董事注意义务的善意要求及借鉴

美国法对董事注意义务的规定都引入了善意的要求,尤其是将对善意要求的违反作为规避商业判断规则的条件,即违反了善意要求就可以追究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的责任。从善意的界定及其与董事注意义务的关系出发,探寻"善意要求"在这些具体义务上的适用情况,从而明确"善意"尺度对于注意义务的重要意义,并结合我国公司法的现实情况,进一步提出立法建议,有助于对我国董事注意义务制度完善。     

论表见代理的法律价值及构成要件——兼论《合同法》第49条之缺陷及完善

表见代理制度的法律价值在于侧重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以保护动的交易安全，同时兼顾无过失被代理人利益以维护静的交易安全；构成表见代理必须具备外观事实、第三人善意无过失、被代理人无过错三要件，在被代理人过错问题上应适用过错推定。我国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存在明显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     

中国青少年从众性消费行为实证研究

从众性消费是指消费者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团体的购买行为、评价与意图所影响,进而改变自己对产品的评价、购买意图与消费行为,以符合团体期望。基于青少年是所有年龄群体中最可能迫于从众压力的人群这一观点,以大连市中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青少年从众性消费行为的动机。发现个人特性、群体特性、品牌特性和情境特性各指标对青少年从众性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服从与驯服这一个人特性对从众性消费行为影响最大,其余依次是社会大众、媒体曝光率、同伴群体、品牌知名度、自信与自尊。性别差异不会对从众性消费行为产生影响。最后指出了研究的局限与未来研究的建议。     

多平台互动的大学生创业教育体系探索与实践

文章以宁波工程学院在校大学生群体为样本对象,以创业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学生创业意向以及创业教育为主题的问卷调查,分析该校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多平台互动的大学生创业教育体系。     

讯问人员的信誉证明

讯问人员一旦在犯罪嫌疑人心目中树立公正、诚信的形象,能使讯问顺利开展;主要使用政策、法律教育、情感、逻辑、公正、品德、善意和素质使犯罪嫌疑人佩服讯问人员,口服而且心服。     

楼宇认购书的法律性质之我见

楼宇认购书是商品房售购双方在签订预售或出售合同前达成的拟购签约意向。签定认购书的主体必须合法 ,认购书的内容必须合法 ,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购买人签定楼宇认购书应谨防误入陷阱。     

论盗窃罪的不法领得意思——兼析盗窃罪与毁弃罪之法条关系

不法领得意思是盗窃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素,其内容在于排除意思而非利用意思。当然,这里的"排除意思"是指永久性排除他人占有的意图,只有坚持如此理解,才能符合盗窃罪是侵犯所有权及其他本权的本质特征,更好地实现保护财产法益之目的。     

对契约正义的一种解读——现代法律对契约自由的限制

现代法律中的契约正义,并非古典契约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只要契约是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表示,那就是公正和正义的。古典契约理论“契约即正义”的命题受到了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契约自由予以法律上的诸多限制,以期通过契约法律实现社会分配的公正,是现代契约正义的应有之意。     

法律语言模糊性对法律制度的影响

模糊性和准确性一样,是法律语言的特征,是法律语言难以消除的现象,贯穿于立法、司法、执法活动的整个过程,对法律制度既具有积极的功能,又有消极影响。法律语言是在准确性和模糊性之间求得平衡,但不可能通过立法的方法克服法律语言的模糊性。     

国外系列杀人案件研究概述

近年来，国外系列杀人案件逐渐增多，一些外国学者因之对其概念、发生率、动机及类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解释和观点。在系列杀人案件中，男性系列杀人犯、女性系列杀人犯及小组系列杀人犯均有其自身的特征，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