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是如何认识和发展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原则一直是主张建立民主制，反对集中制；列宁早期创建“民主的集中制”，提出集中制必须建立在民主之上；在战争时期“民主的集中制”发展为极端集中制的党国一体制；战争结束和平开始时列宁提出党内民主初步设想。     

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

抗战胜利之后，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民建以民主、建设为宗旨，提出推进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要求建设、反对破坏的政治主张，在重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命活动。本文主要叙述了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成立经过、政治纲领和重要政治活动。     

民主和平与战争状态问题——再谈“民主和平论”与现实主义之争

“民主和平论”是一个特别制造的命题，与美国的对外意识形态政治紧密相关。梳理“民主和平论”与现实主义的对立与争论，可以发现诸多民主和平的事实只是特别制造的结果；但在这种经验事实层面展开反驳与再反驳，却只会陷入论证泥潭，民主和平依然可以作为或然命题存在。跳出泥潭的办法就是紧扣“战争状态”这一要点，检验民主国家是否加剧或者缓和了世界紧张局势，而不再纠缠于具体的战争。研究表明，号称关注世界和平的“民主和平论”丝毫没有致力于解决作为世界和平关键的“战争状态”问题，相反，它为某种加剧世界战争局势的干涉与扩张行动提供了意识形态借口。     

再论中国民主同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就迫不及待地进行发动内战的准备。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保卫抗日战争的胜利成果,制定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国共两党的关系出现了极为紧张的状况,内战有一触即发的危险。中国民主同盟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间积极开展政治活动,呼吁和平民主,反对专制独裁,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作了大量的工作。     

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在重庆活动的特点

抗战时期,重庆是民主党派的活动中心。这些党派在推进抗战救国、追求自由民主、反对内战、促进和平建国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活动具有从秘密到公开、以秘密活动为主,以建言献策、舆论监督为主要武器,以时事座谈会、走访、会餐、茶话会等为主要活动方式,与中共密切合作、共同战斗等特点。     

试论旧政协会议后国共两党在政协决议问题上的博弈

旧政协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五项协议，但是作为参加政协会议的国民党却出尔反尔．认为政协决议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绊脚石”，唆使特务破坏，并单方面修订政协决议的相关内容；而中共则认为，政协会议五决议是和平建国的起点，是国家制度民主化的第一步，积极准备执行五决议。对此，国共两党展开了一场博彝，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破坏和平民主进程的言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近代以来中国民主实践的程序化指向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民主程序化进程是在反对外来殖民侵略和挣脱封建专制束缚的艰难曲折中前行的。晚清政府在内忱外患的多重打击下，被迫推行“新政”，拉开了民主程序化的帷幕；民囝的政体经历了一系列演变，但终究不是真正的民主；新中曰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强调民主的制度化、法治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新时期团内民主建设的主要特点和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中国共青团，在团内民主建设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着重团的集体领导，反对和避免个人崇拜；着力于力内民主制度化、规范化，避免随意性、盲目性；着眼于团员主体地位和权利的保障，注重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立足于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务实团的基层组织建设。系统地总结和研究这些特点和经验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合作共赢：试论旧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共与民盟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召开的旧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共和民盟紧密合作,共同反对企图继续一党专政的国民党,而对中国和平民主建国的一次尝试.它对于我党以后的多党合作,共谋国事的政协模式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对政协会议期间,中共与民盟合作,共谋和平民主建国新模式作一论析.     

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 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学习十七大报告对台论述体会

十七大报告对台问题的论述，丰富完善了我们党对台方针政策。报告首次提出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两岸签订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两岸共同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等一系列新思想、新主张，表明我们党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既尊重客观现实，又与时俱进，既保持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定性，又在策略上更加灵活、务实，对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对台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