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本·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在逻辑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念,是由本·阿格尔首次提出的。本·阿格尔用生态危机理论补充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不足,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起点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提出了以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的思想,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异化消费。阿格尔同时还提出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开启了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分析,旨在厘清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进而把握阿格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价值及局限性。     

商标法的语言与逻辑

语言是法律发生作用的媒介,逻辑是法律适用的前提。《商标法》中多使用日常生活用语,立法者在修正《商标法》时也只关注要解决具体问题的条文,没有照顾到语言的统一和逻辑的一致,由此导致《商标法》在屡次修正和适用中出现越来越多的混乱。对《商标法》的语言做了详细的梳理,明确其含义,从法律适用逻辑上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案,以期实现法律确定性,并为《商标法》的第三次修订提供素材。     

生态文明价值归旨的逻辑展开与践行

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旨趣,体现尊重、顺应、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形态。上个世纪的资源、生态与环境问题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人类传统文明的时代反思,从而形成了生态文明观,体现了生态文明价值归旨的逻辑展开。生态文明观的树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现代化的逻辑发展和实践要求,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执政理念的升华,集中体现为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的理性选择和价值取向,是生态文明观名副其实的积极践行者。     

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三重逻辑

理想信念是一种价值体系,理想信念的确立和巩固也是一个动态培育的过程。新时代理想信念教育需要常态化,而理想信念教育的常态化,则需要通过制度化加以保障。从历史逻辑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形成的理想信念教育的教育主题、教育内容和教育制度,为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提供了历史借鉴。从理论逻辑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想信念教育理论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理论,为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提供了理论渊源、理论依据和理论遵循。从实践逻辑看,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畅通学校教育主渠道,以网络教育为补充,以社会实践教育为验证。新时代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现实境遇与逻辑转换——从"劳动逻辑"到"承认逻辑"

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劳动逻辑"揭示的是人在物质生产生活领域获取"现实"自由的条件和途径.然而,西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救赎式批判理论却试图以告别"劳动逻辑"的方式"救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以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法性.由于缺乏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真正意义上的理解,这些救赎式的批判理论丢失了马克思曾经借以能够将解放理论同社会分析方案联系起来的规范内涵.但是,与众不同的是,霍耐特却突出了马克思的社会劳动与自由解放之间的密切关联,并通过"承认"概念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逻辑,主张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为社会承认而斗争.然而不幸的是,霍耐特却低估了马克思社会理论的解释力.     

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视域中的生态思想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是自然与人和自然与社会辩证统一的实践意义基础上的自然观,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视域中的生态思想,不仅科学合理地阐明了人与自然的合理关系和应有关系,更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们解决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行动指南。     

论弱势群体权利法律保护的理论逻辑

弱势群体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的总称.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期,该群体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弱势群体的权利给予法律保护是政府的义务.应然逻辑从制度、价值、伦理和效用等方面要求政府必须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实然逻辑要求政府建构以宪法为核心、立法为基础和司法为手段的弱势群体权利网络化的法律保护体系.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的三大逻辑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包含着历史、现实、未来三大逻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的历史逻辑体现在它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现实逻辑体现在它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我国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未来逻辑体现为在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把握中国未来的发展,从时代变革的大趋势中把握中国的走势。现实逻辑是以历史逻辑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洽的历史发展使我们能够自信地面对各种现实矛盾和问题。未来逻辑既以历史逻辑为基础,也以现实逻辑为出发点。     

论民法的逻辑表达

逻辑既是大陆法系民法内含的思维轴线,也是制度设计和体系构建应当遵循的基本方法,其本身十分抽象且不具备直接表达功能,需要借助立法语言进行表达。逻辑思维和逻辑方法在民法典的宏观设计和微观构造上均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中国大陆现行民法中逻辑矛盾丛生,造成法律适用的困惑与困难,给司法实践带来消极后果,影响民法调整功能的发挥和民法价值的充分实现,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立法思想摇摆不定和立法技术粗陋落后。未来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只有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立法指导思想,坚持科学的立法技术路线,增强立法的逻辑表达意识,选择合理的制度安排模式,采用恰当的立法技术处理规则,才能在规范、制度和体系上彻底完成一体贯通的逻辑塑造。     

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

中国学界在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主题上经历了数次范式转换,目前的代表性学说为"新三要素说"。这一学说的形成有其层层相因的发展脉络和合理性,但在理论上存在着重大缺陷,根本原因在于误识了逻辑结构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逻辑结构的性质。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学说属于法认识论,它要解决的是法律规则的形式、静态构成及其句法功能问题。新二要素说主张法律规则由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构成,满足了逻辑学说的基本标准,解决了过往理论的缺陷,实现了与法律推理的模式相衔接这一根本目标。     

Deontic Logic as Logic of Legal Norms: Two Main Sources of Problems

Abstract .
The paper offers a critical survey of two main sorts of problems hindering the possibility of conceiving deontic logic as a suitable account of the logical behaviour of (sentences expressing) legal norms. The notion of "legal norm" is viewed as the main source of the first sort of problems: (a) the typological variety of legal norms requires an account both of the differing logical behaviour of (sentences expressing) differing legal norms, and of the relations which might hold amon them; (b) the ontologic, semantic, and epistemic features of legal norms shed doubt on the very attempt to figure out a logical analysis of (sentences expressing) legal norms. The notion of "systemic legal validity" is viewed as the main source of the second sort of problems: Deontic logic does not provide suitable logical tools to account for legal phenomena like enactment, derogation, and conflicts between legal norms which rely on systemic legal validity.     

释明的理论逻辑

释明有时会使案件结果发生逆转,所以必须有逻辑可循。释明不得背离保护权利、维护实质正义的释明主旨和其他正当目的,不能超出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已呈现的事实。此为释明的目的边界和事实边界。时效制度与释明制度之主旨相悖,所以不能就时效释明。在事实边界内,法官应进行一切合目的的释明,包括对当事人未主张的权利和重要事实的释明,原告的请求额不足时也应释明。法官就事实无法形成心证时应告知当事人追加证据。遵循逻辑的释明不会使法官丧失中立性。辩论主义并非绝对不可突破,也不能以尊重处分权为名漠视权利之丧失。     

“文化宪法”的逻辑

宪法确立了什么样的文化国策,便存在着相应的文化基本权利观念,并通过相应的文化国家机构实施这些基本权利,从而造就了相应性质的“文化国”.其中,文化国策可以分为“威权型文化国策”和“法治型文化国策”两类;在前者看来,文化基本权利被理解为是一种由“国家”自上而下给付的“积极权利”和(狭义的)“社会权”,文化国家机构便围绕这一“给付”,从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消费各个环节保障文化基本权利的行使按照国家的意志进行,由此诞生了“一元文化国”;在后者看来,文化基本权利包括“自由权”和(狭义的)“社会权”,文化国家机构在遵循国家“中立原则”前提下,保障、给付、救济文化基本权利,由此造就了“多元文化国”.     

百年历程：精神分析运动的整合逻辑

精神分析运动的百年发展历程是一种不断分裂与整合的过程.其整合过程就是不断地克服片面性、极端性从而逐渐地走向互相吸收、融合的历程,表现在它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其内部的各种模式之间以及它与外部诸多学科之间的相互吸收与融合.精神分析运动的整合逻辑与其发展逻辑相一致,也循着内部整合与外部整合两条路径.内部整合路径是指精神分析内部的各种模式之间的整合,即对驱力或本能、自我、客体关系与自体模式之间的不断整合,包括雅可布森的自我理论整合、克恩伯格的客体关系理论整合、科赫特的自体理论整合和米契尔的关系理论整合等.外部整合路径是指精神分析与外部邻近学科,如社会学、文化学、哲学、语言学、医学和神经科学之间的整合,包括社会文化学派的文化理论整合、存在精神分析的人本主义理论整合、拉康的语言学理论整合和神经科学的科学化整合等.回眸精神分析运动的百年历程,无论是内部整合还是外部整合都推动了精神分析运动不断向前发展.     

科学立法的逻辑

在法律审判中,逻辑错误在所难免.导致逻辑错误的原因通常有三:一是法官对法条之误读;二是法条之不明晰性与不恰当性;三是法律体系之不一致性、不完备性和不可判定性.针对前一种原因,需要提供法官的基本素养,而针对后两种原因,则需要科学立法.正因如此,中共十八大报告把“科学立法”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一大方针.科学立法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逻辑立法,即立法要符合逻辑标准.科学立法的逻辑标准包括:法律词项之明晰性;法律命题之恰当性;法律体系之一致性、完备性和可判定性.     

The Possibility of Deontic Logic

A recent series of papers, sparked off by a note by Robert Walter (1996), has rekindled the debate over the possibility of creating a logic of normative concepts. The debate correctly centres on ways in which Jørgensen’s dilemma might be resolved (Jørgensen 1937–8), since a means of resolving that dilemma is the only apparently available way in which to establish that a logic of norms is possible. Two separate questions require answers: (i) what is the correct way in which to regard Jørgensen’s dilemma; and (ii) how should one face that dilemma? I shall argue that traditional responses to the first question are inadequate, and I shall then try to expose as flawed two recent attempts to resolve the dilemma. Finally, I shall relate my conclusions in the earlier part of the paper to the wider question of whether a logic of normative concepts is, after all, a possibility.     

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逻辑

自从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理论以来,精神分析运动已经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其发展循着内部和外部两条路径.内部发展路径指的是,精神分析内部的不断分裂与重组、演变与发展.其逻辑线索是,弗洛伊德所倡导的驱力模式,经过荣格、阿德勒等人的过渡之后,进一步演化为自我模式、关系模式和自体模式,分别对应着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学派和自体心理学等,它们从学科内部推动着精神分析运动向前继续发展.外部发展路径指的是,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从外部学科,如医学、社会学、文化学、哲学、语言学等积极汲取养分,一些精神分析学家把传统精神分析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分别出现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存在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释学精神分析以及后现代精神分析学等,它们推动了精神分析运动继续向外发展.     

论法理学的范畴逻辑体系

文章详细论述了权利、义务、权力三大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源于权利的一元化衍生关系,并指出在确定权利是法理学的基石范畴以及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是法的最基本矛盾关系的同时,也应确认并全方位地研究行为与规范、权利与权力等都是法理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矛盾关系。因此,法理学的范畴逻辑体系(的基本框架)就应是以行为为逻辑起点,以权利为逻辑中项或中轴,以义务及权力为逻辑张量或张力,以规范性和强制性为逻辑条件,从而以建成法治国家,实现法治社会,并以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为逻辑目标或目的。文章并认为张文显教授和童之伟教授关于法本位问题和法学基石范畴问题的争论中,其双方的观点和理论实际上是可以相互弥补而使其能得以更加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