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中国人权理论的历史逻辑、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无论是创新性实践还是理论性建树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新时代中国人权理论因此而逐步确立,其蕴含的历史逻辑、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深刻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论品质,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取向的全球人权治理思想。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的三大逻辑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包含着历史、现实、未来三大逻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的历史逻辑体现在它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现实逻辑体现在它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我国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未来逻辑体现为在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把握中国未来的发展,从时代变革的大趋势中把握中国的走势。现实逻辑是以历史逻辑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洽的历史发展使我们能够自信地面对各种现实矛盾和问题。未来逻辑既以历史逻辑为基础,也以现实逻辑为出发点。     

坚持人民至上的逻辑理路

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坚持人民至上是文化逻辑、历史逻辑、政治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是衡量每一名共产党员、每一名领导干部政治素养的重要标尺,也是治国理政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刑事和解实践中的行动者——法社会学视野下的制度变迁与行动者逻辑

真正的制度创造者实际上是社会上的各个利益主体和行动者,历史就是在各个主体的行动中推进的。在各个主体行动的利益考量、相互博弈等过程中显示出制度运作的最为真实的生存逻辑。在刑事和解的制度化进程中,首先,作为行动者之一的司法机关不但在宏观上成为刑事和解在我国制度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而且在微观上,即在刑事和解的具体个案中,其以国家法律的权威和强制力量作为后盾,从程序上决定着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进行,以及和解后的处理结果等;其次,如果说,司法机关决定着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运作方式以及和解成功后的处理方式,那么当事人的博弈和实践便决定着案件的发展方向;最后,在这一系列的事件和宏观进程中,民众以及学者也以自身的方式参与其中,成为刑事和解制度化的重要推动因素和催化剂。     

依法执政与司法审查关系的法理解读

从某种角度来看,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对国家中的主要权力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进行引导和规范,以形成一种国家权力秩序。就我国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是历史选择,人民赋予的。如何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的执政是当前党和国家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理论上需要予以解答的课题。这需要从依法执政的历史发展逻辑,执政及依法执政的含义和对党执政所依据的法的范畴从法治的角度进行分析,探讨依法执政与司法审查之间的关系,辨析其法理依据,就目前而言将执政行为进行分解是解决依法执政与司法监督关系的一条现实路径。     

时空建构下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逻辑构造

在时空建构理论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贯穿于其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始终。历史逻辑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元逻辑”，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之生成背景、主体选择、伟大成就构成了历史性的逻辑脉络。价值逻辑是以基于共同价值的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价值体系，突破了普世价值以及绝对主义时空观的封锁，以共识性的价值观为人权的对话、商谈和治理提供了时空语境。实践逻辑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叙事风格，有效拓展了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空间、勾连了过去与未来的时空联结。理论逻辑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关于人权主体、人权价值、人权功能、人权话语等人权论述的整合，提升了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时空构想能力。这四者呈现“四位一体”的时空结构，价值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是历史元逻辑在理想观念、制度设计和话语体系等社会时空领域的延伸，可以从中发现或提炼出具有开创探索性的贡献。     

把握“枫桥经验”历史逻辑 以高质效法律监督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枫桥经验”集中体现了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中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生动实践和理论成果。检察机关贯彻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准确把握“枫桥经验”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通过系统梳理检察机关参与见证“枫桥经验”的诞生、践行“枫桥经验”的历程，总结并发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检察方案，即坚持群众路线、注重矛盾化解、做好源头治理、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以高质效法律监督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以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展示了科学方法，描绘了宏伟蓝图，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脱胎于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道路，坚持人民至上的法治理念，努力推动人类法治文明进步。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统一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握宏观战略，要明确其战略定位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基本特征是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主要目标是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就要多维度拓展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不断深化新时代法治领域各项改革。     

逻辑判断在检察工作中的应用

逻辑判断理论,无论是在逻辑学理论中,还是在各项司法实践中,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逻辑判断理论研究,可以运用于指导侦查、诉讼、审判等实践活动;另一方面,司法实践的发展,亦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更具价值的法律事例。本文从检察环节的逻辑判断入手,分析了逻辑判断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公法的“知识瓶颈”与方法论变革

从理论和制度两个层面看,中国公法正处于"知识瓶颈"时期,导致此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样的。因此,中国公法需要多元化的方法论变革,通过历史方法完成公法知识的"考古",通过社会实证方法实现本土公法知识的原始积累,通过逻辑分析方法实现公法知识重组。     

谈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宪法(学)的关系

现代科技发展十分迅猛,对宪法和宪法学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文章两位作者就现代科技发展对宪法(学)发展的贡献,现代科技发展对宪法(学)的冲击和挑战,特别是器官移植与生命权、克隆人与宪法价值、基因检测与公民的平等权、信息传播与公民的隐私权、因特网技术与宪政体制和基本权利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宪法(学)也不是消极地应对科技的发展,而是积极地回应,一方面给现代科技的发展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也为限制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提出有效的对策。现代科技的发展应该回归到宪法的价值体制之内。     

未成年学生的人身伤害与学校的法律责任

未成年学生发生人身伤害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发生在校内,有的发生有上学或放学的路上;有的发生在课上,也有的发生在课间;有的是由于嬉戏所致,有的是学校管理疏漏引发。总之致伤的原因和情况多种多样。由此所引发的未成年学生诉学校损害赔偿的案件也逐年增加。对学校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人们争议颇多。...     

“一带一路”建设与公司准据法的确定

公司准据法确定的根本思路在于,将公司内部事务主义作为其基本规范立场以实现公司自治和投资自由化,通过非结论式正面清单合理界定内部事务主义的规范范围,同时在特定的条件下保留对内部事务主义的规范例外,形成对公司自治的限制和维护投资安全和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相关规定的设计和表达未能完整体现这一思路,当文本表现出规范立场的摇摆不定和规范范围的模糊不清时,司法实践呈现出的就是裁判的乱象丛生。这也难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公正高效权威的法律保障。解决上述问题的具体路径是,提炼公司准据法规范范围中所列举事项的内在关联性和分类标准,将现有的客观标准主观化,合理设定公司准据法的规范范围;在坚持将内部事务主义作为公司准据法确定的基本规范立场的同时,为防止法律的滥用和应对虚假外国公司,应明确针对内部事务主义的适用作出旨在保护第三方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限制性规定。     

庭审方式改革与控辩审之角色定位

刑事审判的效率与公正虽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是与刑事庭审的方式确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庭审过程中法官调查证据、适用法律的形式、途径以及控、辩、审三方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对事实的认定、证据的取舍、法律的适用的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我国原有法官唱主角的庭审方式已经不再适应现代刑事司法的要求,庭审方式的改革和完善已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改革的目标就是厘清控、辩、审三方职能和关系,正确界定法官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刑事审判中的控诉、辩护和审判职能应分别由三方各自独立而互不依附的诉讼主体承担,三方的诉讼行为也不得与其诉讼职能相违背,与他们进行或参与审判活动的具体目标应该保持一致。     

侦诉协作机制的价值分析与制度构建

建立侦诉协作机制,增强侦诉合力,形成"大控方"的追诉格局,对于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目前,司法实务部门对侦诉协作机制所进行的积极探索,为该机制的立法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通过程序设计对侦诉协作机制作出明确规定,并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推动该机制良好地运行。     

债权人与继承人利益的协调与平衡

我国《继承法》偏重于保护继承人的利益,忽视了对于遗产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建议在编纂民法典时,坚持继承人利益与债权人利益并重和同等保护的理念,明确规定先清偿债务后分割遗产原则,建立相应的遗产管理制度、遗产清册制度和遗产债权公告制度,采取有条件的限定继承制度,规定共同继承人对于遗产债务的连带责任。     

略论刑期起止日期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不同刑种的不同刑期,怎样确定刑期的开始之日,如何折抵刑期等问题,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为此,谈点个人看法,以抛砖引玉。 一、执行之日应为生效之日 根据我国刑法第41条、第44条、47条的规定,...     

论检察一体化与检察官独立的冲突与协调

中国检察机关具有“双重性质”。在职能任务方面,它是司法机关;但在组织建构方面,它却类似于行政机关。因此,讨论检察一体化与检察官独立问题,必须考虑到上述“双重性质”。目前,我国检察一体化机制还不完善,这往往导致检察指令权运作不规范。为了保障检察官秉公办案、严格执法,我国应借鉴国际社会经验,立足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全局,规范检察指令权的行使。     

论死刑核准权的收回与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

少杀、慎杀是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刑事政策。因特定时期的需要而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长期、大范围下放,带来诸如死刑适用的标准不统一,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合二为一”,违反法律适用和法制统一原则,不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等严重弊端,应当采取果断措施,将死刑核准权收回。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分院是将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的最佳方案。并结合司法实践,就应否坚持全面复核、全案复核、规定死刑复核案件审理期限、实行开庭审理、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等如何完善死刑复核程序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