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网民的媒体使用偏好与政治信任

基于"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相关数据,探讨媒体使用偏好对青年网民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日常情境下,青年网民的官方媒体使用偏好会对其政治信任产生正面的影响作用,而社交媒体使用偏好的影响并不显著,对青年政治信任具有负面影响的是海外媒体使用偏好;在突发事件中,媒体使用偏好对青年政治信任的影响出现两极分化效应,官方媒体使用偏好越强,青年网民的政治信任程度越高,而社交媒体与海外媒体使用偏好则会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青年网络表达参与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他们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水平。网络时代媒体使用偏好是影响青年政治信任的关键因素,这为数字政府治理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新时代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时代内涵与提升路径

以互联网技术为载体的各类新媒体以海量信息的实时参与、传播、生产与共享,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媒体主导的信息传播方式与传播格局,已经成为社会公众获取政治信息、参与政治活动、展开政治交流的重要平台和工具。新媒体衍生的这一信息媒介生态环境对党的执政,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提升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已经成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新时代领导干部媒介素养集中体现在与媒介打交道的能力上,不仅是指在传统媒体时代的信息读写和接受能力,更强调的是信息参与、研判、引导与生产能力。新时代提升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理念上强化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媒介观、组织上强化媒介素养的系统教育与培训、制度上建立健全系统的考核评价机制等方面耦合发力。     

思想教育工作如何适应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

正大众麦克风时代的到来,使互联网和新媒体成为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利益表达的发声平台。民主党派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对各阶层利益诉求表达的角度选择、对公众事务的参与等等,都要求进一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的意义价值。如何划定宣传思想的底线,如何坚守政治共识,如何提升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效果,包括言说什么、怎样言说、为什么言说、言说得怎么样;如何占领,乃至引导、引领新媒体舆论场"在这里"。因此,民主党派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的社会责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显得更为重要。     

新媒体环境下做好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与方法

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人人皆媒体"的"全民传播"时代悄然来临。这对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和挑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新媒体环境下公安机关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思路是在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站位的基础上,掌握新媒体传播发展规律,善于运用和充分发挥其优势,并探索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之道。具体方法是,培养一支善用新媒体的政工干部队伍,着力提升政工干部的媒介素养;分层级建立政工交流平台,着力增强思想政治工作效能;拓展宣传教育管理路径,着力推进思想政治工作良性发展。     

新媒体与知识、信息的悖论问题——以关于维基百科的争论为例

编者按：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新媒体是指应用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对传统媒体进行改造或者更新换代，在传播理念、传播技术和消费方式等方面发生了质的飞跃而形成的新兴媒介或媒体。新媒体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新媒体与知识、信息的悖论问题，新媒体对表达自由的影响、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以及网络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等等。本刊特邀四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对新媒体所带来的上述问题进行深入解读，以飨读者。     

何种信任与为何信任?——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现状与来源的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从政治信任类型、政治信任稳定性、政治信任来源等方面全方位考察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样态,以期从一个侧面回应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理论论争。为此,以期望和风险为核心理论视角,以东亚民主化调查中关于中国大陆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当代中国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要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对于政治体系执政能力的信任要高于其为民执政意愿与品质的信任,存在着"中央-地方"与"能力-意愿"双重差序信任格局;当代中国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更多倚重于政治体系的过往声誉与当下的表现,而不是依据是否存在对政治主体的失信惩罚机制的判断,公众的政治信任稳定性不高,比较容易因为社会事件和思想风潮而出现波动;在政治信任来源方面,公众对政治体系治理绩效的感知和儒家文化传统会影响公众的政治信任,但是,公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更大,是公众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基于上述统计结果,发现学界对政治信任的粗线条或"省略式"测量是造成政治信任水平测量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运用新媒体做好党的群众工作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是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网络、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相继崛起,开始冲击以电视、报刊、广播等为主的传统媒体格局,逐渐成为主要的大众传媒形态,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与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 ——基于重庆、武汉与天津三地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对公民政治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政府网站的普及应用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新的契机,但迄今仍缺乏关于政治效能、政府信任对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以重庆、武汉与天津三个城市(区)的普通公众为调研对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政治效能、政府信任对公民在线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信任、内在效能感、回应性能够直接促进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其中回应性的作用最为重要.政府信任在内在效能感、外在效能感与参与行为的影响关系中呈现出部分中介作用,而对认知度与参与行为的影响关系则具有完全的中介作用.此外,外在效能感、认知度、回应性能够显著增强公民的内在效能感.内在效能感在外在效能感对参与行为的积极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作用.     

论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经验的分析

推进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就是推动行政决策向公众参与开放,公众参与行政决策"过程",表现为公众与政府互动,由"政府决策"走向"公众与政府共决"即公共决策,实质是以公众参与权制约政府决策权.基于中国经验,通过构建"开放?嵌入?互动"的过程模型,认为开放的实质是"赋权",嵌入的实质是"充权",赋权"越充分且"充权"越充分,行政决策过程中公众与政府互动程度即公众参与度越强.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度由广度、深度和力度构成,影响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度的因素,一是参与权利不对称,二是参与权力不对称.     

新媒体时代公民网络参与的引导理路分析

新媒体为公民网络参与开辟了新渠道,激活了公民网络参与热情,提升了公民网络媒介素养及文化水平。然而,公民的网络参与及其引导依然存在多种问题,即公民媒介素养不足导致网络参与低效化,主流媒体回应机制不健全削减了公民的参与热度,复杂的舆论环境干扰了公民的理性网络参与,公民网络参与缺乏健全的法制保障等。解决上述问题,应提升认知,积极营造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强化制度建设,努力夯实法制保障;搭建信息平台,激活公民网络互动;构建"三位一体"的舆情引导模式,激发公民网络参与热情。     

运用新媒体故好党的群众工作

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相继崛起，开始冲击以电视、报刊、广播等为主的传统媒体格局，逐渐成为主要的大众传媒形态，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普及和群众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为党联系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开辟了新的渠道，     

新媒体视域下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探析

新媒体作为一种新兴的大众传播媒介,正在成为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技术平台,成为公民获取政治信息、表达政治诉求和影响政治决策的重要渠道。新媒体独特的政治功能备受关注,使其坚持党性原则与主流思想,强化交互共享的服务平台,健全法律法规的制度体系以及宣传权责意识与伦理观念,是有效促进中国公民实现有序政治参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推向新阶段的重要途径。     

试析公务员对于公民政治参与的态度——基于六个地级市问卷结果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

本文以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公务员对于公民政治参与的相关看法与态度。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可能影响这些看法和态度的诸多因素。文章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利用初始模型、包含中介变量的模型以及包含调节变量的模型,对相关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公务员对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认知与其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态度显著正相关,而公务员对于公民政治参与的情感认知与其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态度无显著相关。此外,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1作为调节变量,影响着组织环境因素与公务员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态度之间的关系。因此,需要通过制度化建设,加强公务员与公民的互动,以改善公务员对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认知;需要加强组织环境的建设,并通过多方面教育提高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培育和激励公务员对于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态度。     

论新媒体语境下红色文化传播网络的建构

随着互联网数字技术发展而来的网络、移动手机、数字报刊等新媒体的出现,为红色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新的契机和挑战,建构多元、立体、有效的传播体系,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话题.适应新媒体的发展,建构红色文化体系可从三个方面入手:推动国家级主流媒体与地方媒体的互动合作;创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传播;加强多种符号要素的立体运用.它们在建构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过程中,逐渐实施数字化传播策略,表达红色文化的多元意义.     

互联网+基层思政工作调研报告

一、做法与成效(一)加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平台建设,积极抢占思想阵地广东省在互联网+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中,一方面,建立健全新媒体政工平台。推出广东政工网络专栏,并联动开设政工微博、微信公众账号,成为全省政工人员的权威“信息中心”。广东政务新媒体在数量、质量上都居于全国前列。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等主流媒体加快向全媒体转型,推出“南方+”“广东网络广播电视联盟”等全媒体融合平台,开拓了思想政治工作新空间。     

论新媒体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考验与应对——基于政治伦理之维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凭借自身信用获得人们信任的能力,其作为政治伦理范畴,政府管理理念、行为及绩效均要受到伦理检视。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在催生公众参与精神的同时,也误导民众价值选择,增加地方政府伦理治理难度,拉高民众对政府的伦理期待,稀释政府公信力。新媒体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伦理成因在于科学有效的网络舆情伦理应对机制、合理的利益诉求机制、严密的信息过滤机制尚未构建。面对集合了多方利益诉求的舆情,地方政府应采取沟通互动、公开透明、务实及时等伦理举措,提升政府的工作效能和公信力。     

毛泽东时代群众社会运动的遗产

群众社会运动作为中国传统中既已存在的政治互动与参与模式,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毛泽东时代中国领导人主张深入群众、率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参与,探索出许多政治互动与参与的新形式。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政治改革、民主参与呼声日益强大的今天,我们再一次思考在发展中中国扩大政治互动与参与的可能途径,这在增强群众对党和政府信任方面还是有所裨益的。     

民情微信:提升县级党组织公信力的有效通道——基于绥棱县@绥棱人的考察分析

执政公信力作为执政党与公众之间互动的一个结果,体现公众对执政党的信任程度,在某种意义上,也影响执政党合法性。公众对执政党的信任程度,取决于二者互动过程中信息传播与获取的有效程度,实际上反映二者之间的沟通关系。提升县级党组织的公信力应以加强政治沟通过程的有效性为基础保障。基于绥棱县@绥棱人的考察,发现民情微信可以为政治有效沟通提供现实渠道,打通为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县级党组织可以借鉴这一作法,充分利用民情微信这个提升公信力的有效通道,积极探索并创新丰富沟通方式,提升执政公信力,从而更好地发挥县级党组织的应有作用。     

自媒体时代的公安微博和公安微信发展研究

自媒体的产生依托于互联网技术,扎根于普通公众,区别于传统媒体,特别是在传播媒介、传播渠道、受众、反馈等各方面与传统媒体迥异。依托微博、微信等载体,自媒体带来的从传播到互播的转变完全革新了以往警民关系和警民互动模式。打造优秀的公安微博和公安微信平台,使之成为当前自媒体时代警务力量的倍增器。     

当代青年的互联网使用与社会信任——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的数据,本文从媒介接触的角度探讨了当代青年的互联网使用与社会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相较于以传统媒介为主要信息来源的青年,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青年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更低;社会交往与特定价值观念对互联网使用的负面影响具有缓冲作用。随着与朋友聚会频率的提高,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青年社会信任水平的负面影响会被削弱;对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青年和拥有中共党员身份的青年来说,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其社会信任水平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