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中国的战略应对

正规则制定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首要条件是其能否在全球治理的规则制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西方国家依靠规则等手段治理世界,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制定国际规则的意志和能力不足,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规则制定者。制定规则的意志取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目标,而制定规则的能力则是国家在对外关系领域中"软实力"的主要组成部分。若只是接受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必然无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     

社会潜规则成因的伦理探析

社会潜规则是生活中自发形成的,符合或不符合(甚至对抗)社会上公开的行为规范、意识形态的隐性的非正式规则。社会潜规则并非都是负规则,潜规则可以分为无害的和不良的两类。无害潜规则是对正规则有益的补充或矫正,不良潜规则偏离或对抗于正规则。对社会潜规则我们应当采取扬弃的态度。潜规则的形成和存在具有复杂的原因。社会潜规则的基本问题是伦理问题,所以有必要从伦理层面对其进行反思。     

社会潜规则的消极作用及治理对策

社会潜规则是指社会生活中潜在的灰色规则,它是相对于社会道德认可的主流规则而言。从性质上说,社会潜规则属于社会潜意识和不良亚文化的范畴,它是与社会主义文化或社会意识形态相背离、相对抗的。社会潜规则的存在和蔓延,不仅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而且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治理和消解社会潜规则,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引导合理竞争;普及法律知识,破除陈规旧习;调控社会心理,提高民众素质。     

多层治理视角下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创新治理优化

多层治理理论是研究多中心、多部门、多行动者政策环境中治理行动如何开展的重要解释框架,创新型城市是中国政府探索实验主义创新治理的实践模式之一,在现实中这种创新治理模式面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藩篱和创新主体关系建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中国创新型城市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对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发展模式、布局特点以及政策阶段性特征进行总结,有助于分析"中央—地方"政府间围绕创新治理目标、治理措施和治理框架开展的复杂互动过程和暴露出的问题。基于此,运用多层治理理论框架能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治理的优化方向提供建议:通过统筹协调形成开放兼容的创新型城市政策目标;通过基层赋权协调多层政府间创新型城市政策工具;通过多层治理构建完善协调的创新型城市治理框架。     

论潜规则及其治理对策

＂潜规则＂是指暗地里通行、起实际作用而上不了台面的＂游戏＂规则。潜规则是腐败文化的产物,官场和其他社会领域都不同程度存在,具有很强的功利性、隐秘性和欺骗性;潜规则盛行,损害社会公平正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危害和谐社会构建。抵制和遏制潜规则,需要党和政府及社会共同努力,多管齐下,有效治理。     

中国社会潜规则问题的伦理思考

社会潜规则是指那种暗地里通行、起到实际作用但又见不得阳光、上不了台面的行为规则。社会潜规则具有隐蔽性、不正当性、排他性、伸缩性等特点。社会潜规则破坏了社会道德体系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并导致主体道德人格扭曲。人情伦理的负面效应、制度伦理的缺失以及道德建设严重滞后是社会潜规则盛行的伦理根源。建立和完善社会道德规范、加强制度伦理建设、培养和完善公民道德人格是治理中国社会潜规则的主要伦理路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中国犯罪侦查的价值和影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通过非法程序或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许多现代法治国家已经确立该规则,而中国尚未确立。作为法治国家,应当吸收现代国际诉讼理念,树立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价值观,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法定化。中国法定侦查措施有限且侦查技术落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体现其对侦查的价值的同时,在一定时期内也将对犯罪侦查产生不小的影响。站在侦查的角度,论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中国犯罪侦查的价值和影响。     

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共生逻辑

基于共生理论探讨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互惠逻辑,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共生前提在于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具有内在关联性:一方面,现代政治文化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实现提升;另一方面,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又推动着政治文化实现现代转型。同时,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又在内在驱动、理论支持、价值导向等方面表现出合理性,实现二者共生的可能。共生前提与共生可能自身不会发挥效用,国家只有通过提供有力共生介质、营造正向共生环境、保障共生系统稳定等路径,才能有效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契机,将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真正发挥共生理论效能。     

政务诚信视角下的公共冲突治理方式——基于川渝地区的案例分析

采用案例比较分析方法,以2015-2017年发生在川渝地区的公共冲突事件为例,对公务员政务诚信和公共冲突治理方式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政府的公共冲突治理方式多是以应急管理为核心手段、以维持稳定为直接目的,公务人员作为公共冲突协同治理的主体,其政务诚信水平直接影响了公共冲突事件的治理效果。分析表明:从依法行政、政务公开、勤政高效、失信惩戒四个方面提高公务人员政务诚信水平,有助于提高公共冲突治理水平和治理效果。研究的局限在于它只讨论了政务主体的诚信行为对公共冲突治理的影响,缺乏对政务诚信的评价客体的考虑,案例分析可能存在"以偏概全"的情况。     

我国拆迁行为合法化研究——以善治理论为视角

善治是二十一世纪公共治理的新目标,也是与公民社会的良性发育相结合的公共治理的必然选择.目前的公共治理问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公共治理的回应性不足,效率不高,责任性不强,法治程度低等.就当前我国的公共治理来说,拆迁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公共治理问题在拆迁中凸显无疑,且极具代表性.实现善治,首先要在拆迁问题方面有所突破,从而为公共治理积累经验.因此,本文试图在善治理论的指导下,为作为公共治理突出难题的拆迁问题提供解决方式,也为善治在公共治理中的运用提供经验和借鉴依据.     

信息资源共享视角下加大反洗钱力度防控重大金融风险研究

近年来,我国非法资本外流呈现加剧之势,给我国金融安全带来极大的危害。反洗钱是预防非法资本外流、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信息资源共享在实现反洗钱治理目标中起着关键作用。针对我国目前反洗钱面临的信息资源共享度低、信息处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从制度规则角度对如何提升反洗钱效率和质量展开分析,提出完善法律、构建大数据信息平台等提升反洗钱效率的措施,以防控国家重大金融风险。     

作为组织政治行为的潜规则：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生活经验和相关研究显示,潜规则在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并时刻发挥作用,但学术界对潜规则的实证研究还很不够。本研究采用组织政治行为视野,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公务员组织潜规则的表现、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实际存在的领导中心的组织方式制度性地导致潜规则出现,而精神失落和从众性文化传统加速了潜规则的社会认同,从而使潜规则成为权力体制外运作的亚组织行为。     

关于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思考

要在我国建立切实可行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要先明确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本文从分析非法证据的含义入手,对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刑事立法现状进行了介绍,指出其在排除范围方面存在的缺陷,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完善建议。     

中国社会保障治理结构变化、理念转型及理论概化——范式嵌入与法治保障

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有制度主义和文化解析两大取向。按制度主义观点,实现社会保障公平的最主要手段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发展。从系统思维的视角来看,中国社会保障实践存在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迁、治理转型、府际关系、治理体系及运行机制五个基本政策要素的内在结构、理论范式及政策依托的理念,以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执政理念的四大阶段的动态变化状况为研究载体,通过类比研究和逻辑推理,对中国社会保障治理转型的演进和固化进行理论概化,提出中国社会保障治理结构的八个理论推论。中国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脱离了法治保障嵌入的结构,而依赖于行政手段是社会保障治理陷入困境的关键致因。鉴于此,中国社会保障的发展应嵌入现代化的社会建设、社会建构主义和社会治理理念,通过法治保障增进制度创新,综合推动中国社会保障治理结构的整体优化和结构演进。     

试论政策转换为法律的规则

由于内容、性质、结构、运作机制、存在状态、表现形式、实施效果等方面的区别,政策向法律的转换有必要设定相应的规则。该类规則有:社会需求规则、社会成本规则、内容核定规则、可操作性规則及兼容对接规则。这一命题的探讨对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均有一定价值。     

劳动关系与工会研究概览

正行政论坛2020年第2期汪仕凯、刘乐明:《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中国方案:实践空间与技术路径》优化劳资关系治理、维护劳动关系和谐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议题。企业民主是职工以民主方式对劳资关系进行治理的总体方案,它是民主原则在生产领域中实践的结果,具体指维护劳动者权利的组织、程序、规则以及依托它们所进行的活     

走向公共性的农村治理现代化——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以浙江省近年来有代表性的农村治理新模式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了它们在浙江乡村治理以"公共性"为目标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制度贡献与不足。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一个旨在构建"公共性"治理规则的、讨论中国乡村治理转型问题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对浙江省乡村治理的成就、困境与发展思路等问题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城市拆迁过程中公众参与的作用及对策分析

城市拆迁中的公众参与有助于增强政策的透明度、促进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以及保障拆迁中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目前,我国城市拆迁中的公众参与还不完善,为了更好地发挥拆迁中公众参与的作用,必须转变传统观念、加大政策的透明度、完善公众参与的相关法律和制度等,确保拆迁中的公众参与能够有效地进行,进而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     

政策网络治理及其研究述论

政策网络治理是政策网络分析与治理理论联姻的产物,作为一种公共治理的新路径,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分析。政策网络治理在工具视角下侧重于如何选择民主而科学的政策工具;在过程视角下侧重于如何便利于行动者互动过程,包括发现和解决冲突;在制度视角下侧重于寻找正确的激励结构和正确的规则体系。虽然学者对政策网络治理赋予很多积极意义,然而在实践中其治理的主体、合法性、机制、效能都存在诸多困境。尤其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政策网络治理更多的是一种未来的发展趋势。     

中国社区治理政策工具的运用及启示——基于2000年以来社区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

国家社区治理政策对中国式现代化下的社区治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收集2000-2021年间在国家层面发布的社区治理政策,采用内容分析法对社区治理政策工具与社区治理领域的议题展开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社区治理政策工具运用存在单一主导性和失衡性双重特征。具体表现在:第一,政策制定者过多依赖于混合型工具,三种政策工具中混合型工具的运用占比最高,超过强制型工具与自愿型工具二者之和,主导地位显著。这一特征在不同治理领域中也有所体现。第二,在不同治理领域中,政策工具更多集中在社区服务领域,对其他领域的关注相对较少。第三,无论是政策工具的总体运用,抑或在各治理领域内的具体使用,自愿型工具占比都是最少的,处于被忽略的地位。因此,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对目前社区治理中单一政策工具主导的格局进行优化,提高对不同社区治理领域的关注;重视自愿型政策工具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其使用比例。本文旨在总结社区治理政策工具运用规律的同时,为新时代下的社区治理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以便增强论理工作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