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行政法治研判

政府的社会治理及创新实践应遵循行政法治理念,行政法治的发展也必须积极回应社会治理创新的需求,为之提供相应的理念和制度保障。当前,政府社会治理在观念、主体、手段、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存在一些与行政法治不相适应的问题。破解之道在于加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强化相关理论的适应性,体现社会治理观念的创新;修正"行政主体"理论,重塑"国家—社会—公民"的关系,反映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完善行政程序制度,构建参与式行政模式,搭建社会治理公众监督和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应急法制建设,建立有效的社会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监督体系,保证社会纠纷化解机制的良性运作与衔接。     

共享发展理念视域下社会治理精细化:支撑、比照与推进

共享发展理念弥补了增长型发展公平正义、生态主义等价值阙如,将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作为发展的主体,关照其内心世界和人格尊严。作为一种有机发展过程,精细化社会治理摒弃了粗放型社会管理范式,实现了共享理念的嵌入。从国际视野看,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摆脱了二元分析框架,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制度理性于一体。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关键在于吸纳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打造信息技术治理平台,以及通过制度的形式保障公共服务供给,运用法治思维和工具维护主体的权利和尊严。     

多维创新：边贸转型背景下的边境治理——基于东兴市的扎根理论分析

在边贸转型的经济背景下,如何推动边境治理创新,是实现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东兴市为考察对象,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边境治理创新的路径依据和策略面向展开分析,构建“边贸转型背景下边境治理创新的多维面向模型”。研究发现：边境治理创新是以边境政府为主导,根据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变化,以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为主要手段所进行的一系列治理创新的行动与过程;边境地区的空间承载力作为边贸转型与边境治理创新的交互叠加域,是边境政府为促进边贸转型而采取的一系列治理创新实践的落脚点;从形式内容看,边境治理创新呈现出多维面向的实践样态,可以划分为价值引导、组织参与、利益协调、制度保障和服务供给五个实践面向,通过提高空间承载力水平,从而促进边贸转型目标的实现。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边境治理领域的理论研究,也为边境治理创新实践提供了经验参考。     

"统合主义"政府: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

“统合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强调了国家或政府在实现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推进社会公正方面的积极作用。借鉴和吸收“统合主义”政府的治理理念和统治模式,对于处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小政府、强政府”的治理理念对于加强政府能力、提高政府绩效和行政效率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也必将成为政府能力建设和制度创新的一个新起点。     

法治政府之意蕴探析

在民主和法治社会里,政府治理模式对于构建社会制度具有实质的意义。事实上,一个民主国家的建构过程就是法治政府的演进过程,人民自由的保障过程就是法治政府依法行使权力的过程。本文通过梳理中国构建法治政府演进的事实,集中阐释了法治政府所具有的多维性特征,并揭示了法治政府的实质意蕴。     

转型国家的廉政困境、廉政变革及其启示

转型国家在大变革的进程中,面临着制度安排、治理结构、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调整及重建的艰巨任务。伴随着声势浩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进程,转型国家的廉政制度建设尤为关键和迫切,且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困境。这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滞后、政府和政党自律不足、政治秩序失衡及社会发展薄弱。腐败问题严重危害着政治稳定、资源分配、社会观念等各个方面,一些转型国家从强调法治的主导性、加强政党的先进性、推进政治的秩序性、保障社会的开放性四个方面,着手建立健全廉政体系。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廉政制度建设随之成为社会焦点和施政重点。结合转型国家的治理经验及我国的基本国情,要以政党为领导、法治为中心、制度为基础、社会为载体,继续扎实深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制度体系建设。     

实验主义治理：公共治理的一个新路径

实验主义治理秉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和以经验证据为支撑的实证理念和循证品格,在纵向放权的基础上通过目标设置、差异探索、治理评估、政策迭代和政策扩散等机制探寻政策改进和治理优化的可行路径。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它的兴起是为了应对治理复杂性的挑战、弥补科层式治理的不足和探寻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等。实验主义治理模式注重纵向放权、公众参与和多元协作,改善了公共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提升了治理的参与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是科层式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但在实践中,实验主义治理也面临着法治困境、创新困境和合作困境等现实难题。在我国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应当协调好实验主义治理中创新与法治的内在张力,完善治理体制与机制,提升实验主义治理的实践效能,从而使其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制度优势转化为减贫效能——中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制度逻辑

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力彰显了中国政治和制度优势。政治体系的相关制度要素通过影响减贫政策定位、演进、执行和扩展等环节而转化为减贫效能。在政策定位环节,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决定了摆脱贫困是国家治理的优先议程,规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减贫理念。在政策演进环节,实事求是的决策原则要求因地制宜制定减贫政策,民主集中的决策体制确保了减贫政策科学精准,而改革创新的治理优势推动了减贫政策与时俱进。在政策执行环节,中国发挥党政治理结构优势,通过党的政治领导和协同联动,形成了以各级党委和政府为中心,多边主体参与其中的政策执行结构,确保了减贫政策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和内外联动。在政策扩展环节,为解决扶贫人员和资源短缺问题,中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推动减贫政策扩展到全社会。从政治体系视角阐明中国减贫的制度逻辑,为理解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提供了新思路。     

县域如何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对"宁海36条"的观察

基于整体性治理分析框架,对"宁海36条"政策的施行背景、动态演进和实现机制进行观察.研究显示,政策施行之前宁海县域治理呈现"碎片化",具体表现为政策出台分散化、政策执行碎片化、乡村公共服务缺失化、法治机制低效化和社会治理行政化.宁海县域治理的碎片化直接导致了宁海县乡村治理的濒临"失控",宁海县域治理重心下移至乡村".宁海36条"政策施行之后,通过县域层面对政策目标和执行手段的整合与调整,宁海县域内的治理层级、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技术五方面均发生变革,宁海县域治理模式从"碎片化政府"转向"整体性政府".     

治理视域下的政府职能定位与转型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的转型与定位是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政府应按照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更新理念、转变职能、深化改革,定位于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整体性出发,政府职能转型与定位要在理顺政府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上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加快政府法治化进程。     

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基本依据、观念定位与路径选择

社会管理包括政府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的自我管理,当下中国社会发展处于转型的特殊阶段,以及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等实际情境,需要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坚守社会公正的准则,遵循民主法治的方向,顺应社会自治的逻辑,通过构建多元主体管理社会事务的治理结构、培育参与社会管理的自主性社会力量、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导向的民生政治、提升政府社会管理的权威性等途径稳步推进。     

新中国70年刑事程序法治理论创新与发展

新中国70年刑事程序法治进程经历了孕育时期、曲折时期、初步发展和逐步完善四个阶段。新时期刑事程序法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论和制度创新,形成程序性制裁理论、合作式诉讼模式的两种本土形态、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新型配置以及司法权运行的"中国模式"等理论成果。我国刑事程序法治的未来发展应以权利保障和权力约束为主流价值取向,以程序正义为标准、以审判中心主义为理念进行制度设计,并以三个维度的横向融合为其提供法治保障。     

立宪视野下的财税转型理论之构建

长期以来,财税理论研究一直停留在"官方财政学"的框架下,这让与社会民众息息相关的财政税收忽视了社会民众的声音。中国当下的财税体制问题困难重重,其根本改变需要各个学科的融通,更需要认识到财税体制转型是整个社会大转型的一部分,需要从大转型的高度来高屋建瓴地积极应对。财税问题直涉国家权力的来源与政治权力的配属,现代财税体制是立宪主义价值取向、包含宪政精神的体制,而晚清的财税变革与英伦的立宪历程为当下中国的大转型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清样。政府应在立宪主义的视野下以财税转型做为切口,推进法治社会的优良治理。     

从工具主义到人本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现代化重塑

现代国家治理理念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遵循,影响和支配国家治理主体间的政治行为。传统工具主义与现代国家治理存在冲突,迫切需要作出转型,转型的方向即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弥补了工具主义的缺陷,是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转变的最佳选择。为了进一步实现人本主义对工具主义的超越,需要以政治伦理的规范优化治理价值观、以多重权力的博弈优化治理权力观、以制度价值的彰显优化治理发展观,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治理话语体系。     

以法治统领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正在新形势下,我国社会发展日趋多元化,传统"管理主义"的政府行政受到极大的挑战,同时也为传统政府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的转变提供了条件。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是基石,是精髓。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和法治的基本理念具有一致性,没有法治,则谈不上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以法治为统领,各项举措都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分化加速,传统的单一和封闭的社会结构一步步解体,社会结构变得更加     

论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转化:影响因素与优化路径

政策转化是衔接实践探索与制度建设的桥梁与纽带。地方政府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策转化对创新行动的牵引、固化和扩展功能。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看,只有把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总结好,通过政策产出的形式转化好,才能在区域和全国层面形成良好的积聚和带动效应,最终为推进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当前,与实践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举措大量涌现相比,社会治理领域的政策跟进和转化能力不足,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改革的社会成效,也制约了制度供给的效能。基于对当前地方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之主体结构、关系网络、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的考察,要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转化能力,必须充分吸纳政策转化的主体力量,持续优化政策创新的行动结构,不断激发政策创新的深层动力,积极完善政策创新的配套保障,努力构建科学的政策学习机制,注重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地区横向整合,进而科学地把握政策转化时机,不断提升政策产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公共政策变迁的过程理论及其阐释

公共政策变迁是人类社会基本的正式制度变迁模式,是围绕集体行动而开展的自发的或通过人为安排的秩序演进过程。政策变迁除了呈现为政策时滞、政策博弈、政策演进三个结构性逻辑外,还表现为政策失效、政策创新、政策均衡三个阶段性逻辑。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变迁都可能无法回避均衡—失效—创新—均衡这种方程式循环。因此,研究公共政策变迁的过程理论对于理解和掌握政策变迁的内在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嵌入与自主：转型社区纠纷化解的内在逻辑——以成都市D社区无讼建设为例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村庄向城市社区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转型社区的过渡形态。转型社区面临传统性治理模式断裂、现代性治理体系尚未建立，居民关系重构，多元利益分配机制缺失等难题。复杂的治理情境下社区矛盾纠纷不断，传统纠纷化解手段失效，现代法治策略难以广泛接受，数量激增、类型多元的纠纷事件影响了基层治理的稳定性。文章以成都市D社区无讼社区建设为案例，研究发现：通过观念、制度、技术等外部嵌入与治理主体吸纳、治理规则培育等内生自主的有机结合，可以实现纠纷的有效化解和溯源治理；在嵌入和自主策略的运用过程中，呈现出不同阶段侧重点的不同，这为更好理解嵌入性自主、总结基层纠纷化解策略提供了现实启示，有助于实现矛盾纠纷治理的溯源化、精准化、持续化，推动转型社区治理能力稳步提升。     

道德治理新生主体与法治的扶助与互动

法治框架的铺设与演进不能脱离道德治理的配合、互动而独立存在。中国社会在历史性转型的过程中,广泛出现了道德缺失—这成为引发许多重大社会     

多层治理视角下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创新治理优化

多层治理理论是研究多中心、多部门、多行动者政策环境中治理行动如何开展的重要解释框架,创新型城市是中国政府探索实验主义创新治理的实践模式之一,在现实中这种创新治理模式面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藩篱和创新主体关系建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中国创新型城市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对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发展模式、布局特点以及政策阶段性特征进行总结,有助于分析"中央—地方"政府间围绕创新治理目标、治理措施和治理框架开展的复杂互动过程和暴露出的问题。基于此,运用多层治理理论框架能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治理的优化方向提供建议:通过统筹协调形成开放兼容的创新型城市政策目标;通过基层赋权协调多层政府间创新型城市政策工具;通过多层治理构建完善协调的创新型城市治理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