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日益发展,有关知识产权领域的各种新类型犯罪案件层出不穷。为了保证我国市场秩序的稳定和有效运行,我国刑法理论界必须加紧对知识产权领域犯罪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在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中,更是有一系列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一、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我国《刑法》第214条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销售金额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根据司法解释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未遂形态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是否存在未遂形态,理论界争议颇大。本文对该问题进行探讨,认为"销售数额"是犯罪既遂标准而非成罪标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存在犯罪未遂形态。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

在两高“知识产权司法解释”颁布前,行为人销售侵权复制品尤其是销售盗版光碟行为,在审判实践中被分别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和非法经营罪予以刑事处罚,存在执法不统一现象。两高“知识产权司法解释”颁布后,以前发布的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司法解释与之抵触的,不再适用。由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与非法经营罪不存在竞合关系,因此,对于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应严格按照两高“知识产权司法解释”的规定,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作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予以刑事处罚。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数额的认定

犯罪数额问题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司法实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并不明确，甚至实践操作中出现不合理的情况，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数额包括销售金额、货值金额、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损失数额、数量，我们对此逐一分析。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新论

本文根据2011年1月两高两部发布的司法解释之最新规定,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在未完成状态下的数额计算问题,从基本生活秩序和派生生活秩序区分的角度进行了解读,并就刑事处罚程序中未经处理的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数额的累计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     

侵财犯罪成罪数额问题研究

在我国打击侵财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时,一方面呈现出了严打侵财犯罪的高压态势,另一方面一般的侵财犯罪的成罪数额标准却被大幅度地提高了。侵财犯罪数额的确定就成了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从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相应司法解释的说明上来看,在确定侵财犯罪的数额时,参考的标准大致可以归为两类,即"人均收入"和"发案率"。用"人均收入"和"发案率"这两个因素确定侵财犯罪成罪的数额,不但没有给出确定侵财犯罪成罪数额的清晰标准,反而变得更加模糊,很难分清楚罪与非罪的界限。应以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侵财犯罪中的成罪数额。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探析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涉及的犯罪数额主要有"非法经营数额"、"销售金额"、"违法所得数额"和"重大损失数额"等。对于这些犯罪数额如何理解,具体如何认定,关系着定罪量刑的准确与否,对认定罪与非罪、区分此罪与彼罪意义重大,是司法机关办理侵犯知识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司法认定的几个问题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民事侵权行为的界限,不仅表现为数额差异,而且存在罪质差别。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成为认定犯罪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生产、销售假冒产品犯罪的竞合及罪数问题,应以罪质为依据,区分典型构成与近似构成分别定罪。在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量刑时,应当注意我国刑罚制度系以人身自由刑为中心而建立,裁量时应当使刑罚与罪质相适应。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设立的各种罪量要素都属于成罪标准,而不是既遂标准。具体既未遂形态的认定,应当依不同罪名的规定分别认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共犯范围及责任均有自己的特点,应当依法从严掌握认定标准。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入罪条件

<正>【裁判要旨】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在入罪数额标准、情节标准、法定刑幅度等方面均有所变动，整体体现了进一步从严打击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行为的刑事政策。刑法规定将数额加情节作为入罪条件，在未出台新司法解释对相关概念进行解释的情况下，应参照现有司法解释，严格确定数额标准，界定情节范围；结合上述从严打击的刑事政策，应在严格解释刑法修正案（十一）中违法所得数额的同时，     

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法定刑的设置及适用

从司法解释层面反思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法定刑问题,并通过法律与经济角度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行为实质进行深度分析,能够有效化解下级法院既有判例体系与最高法院判例结论之间的冲突,并为金融市场犯罪刑法司法解释提供符合法律与金融原理双重检验的司法规则完善建议。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具有不同的经济机理,前者不能参照内幕交易犯罪司法解释规定的数额标准。基于对现有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政处罚、刑事判例的实证分析,建议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核心数额标准以"累计交易量"或"非法获利数额"分别重新加以设定。     

宪法价值视域中的涉户犯罪——基于法教义学的体系化重构

宪法上的住宅自由所保障的并非被称为“住宅”的物理性建筑结构,而是人格的精神和身体存在于其中、私密且安宁的物理空间,使其免于公权力或他人的干扰,以利于公民私生活在其中能够无阻碍地自由展开。刑法规范和刑事判决理应承载并实践宪法的精神与价值,但主流刑法理论显然忽略了住宅在国法秩序中的独立价值。为全面评价“涉户犯罪”,首先应根据“住宅作为个人私生活得以自由展开之物理空间的和平与安宁价值是否受到显著损害”这一基准,将涉户犯罪区分为“单纯形式性的涉户犯罪”和“实质性的涉户犯罪”;进而根据相应基准,构建出“实质性的涉户犯罪”的四阶层结构;在此基础上,再对除入户盗窃与入户抢劫之外的其他入户犯罪加以体系性地区别处理。     

Mala Prohibita,the Wrongfulness Constraint,and the Problem of Overcriminalization

Law and Philosophy - The wrongfulness constraint, as a principle of criminalization, is supposed to preclude criminalization in the absence of wrongfulness. Crimes that look especially problematic...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资料罪及其立法完善

信用卡信息资料直接关系信用卡的安全,非法获取它或将之非法提供是伪造信用卡犯罪的最关键环节。修正案将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入罪,彰显出从源头上遏止信用卡犯罪的立法意图。其他形式的非法获取、持有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却游离于犯罪外,有立法疏漏之嫌。     

Islamic courts and correct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Islamic Criminal Law and Procedure.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among Islamic states but these differences are relatively minor. Muslims are tried in Sharia Courts for offenses found in the Quran. Non‐Muslims can not be held to the same standard (Apostasy). All people are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Mazalim Courts which handle taxation, traffic, and other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Islamic Law has three major divisions of crime: 1. Hadith Crimes (most serious); 2. Quesa Crimes and Diya (restitution); and 3. Tazir Crimes (least serious).

Islamic Law has many similar “defenses to crime” as the Common Law nations. They use puberty of a juvenile as the age of accountability. Police must obtain a search warrant for property. The punishment philosophies are similar to western views in theory, but they do apply these ideas in much different ways. Many punishments are public and done as a deterrent for others. Islamic judges have more freedom for sentencing options than western judges. They have mandatory sentences for only a few of the most serious Hadith Crimes. Some in the popular media point to the harshness of Islamic Law, and conclude that it must be wrong. They have very low crime rates and few social problems. We conclude that Islamic Law is not wrong, only different.     

认罪认罚案件上诉问题研究

我国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未对认罪认罚案件的上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鉴于认罪认罚案件可能包含被告人对权利的放弃等原因,应对其是否设置上诉权、上诉权的范围、上诉审查及二审如何处理进行法律完善。参考域外认罪协商类制度上诉权的范围以及被告人权利保障、司法风险、效率等价值之间的平衡,我国应限缩认罪认罚案件的上诉权。应基于被告人上诉的真实动因进行分类,设置有条件的上诉权。认罪认罚案件上诉的审查方式为基于被告人认罪自愿性的审查,宜引入无效辩护概念;二审处理中应增加违背意愿认罪情形等的规定。     

我国刑法规定国际犯罪的立法模式探讨

国际犯罪分为"国际核心罪行"与"一般国际犯罪",它们源于习惯国际法或者条约国际法,但都被国际公约明确规定.我国缔结、加入了大量规定有国际犯罪的国际公约,而这些公约都要求缔约国通过国内立法对国际犯罪加以规定.因此,在我国全面或者大部分地规定国际犯罪,既是作为条约缔约国的义务,也是防止、有效惩治国际犯罪所必需的措施.鉴于我国的刑事立法特点,我们宜在刑法典中统一规定国际犯罪.即在修改刑法第9条、增加其对国际公约适用灵活性的同时,我们可以将一般国际犯罪根据其侵犯的客体规定于现有各章中,并新增一章"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来规定战争罪、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这些国际核心罪行.     

浅谈国际文化财产犯罪

近年来,国际文化财产犯罪呈稳步上升趋势。虽然国际社会已经制定了相关的国际公约,但是并未能有效的阻止日益猖獗的国际文化财产犯罪。就我国而言,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也并未能有效的预防和打击我国的国际文化财产犯罪。通过研究国际文化财产犯罪的特点和原因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助于提升我国预防和打击国际文化财产犯罪的水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分析和立法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和健全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逐步走向完善的标志。《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了系统规定,但是这两部法律文件中的相关规定还有待完善,我们有必要对这两部法律文件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进行剖析,并提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完善意见。     

论美国“文化遗产犯罪量刑准则”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文化遗产犯罪量刑准则＂是在美国＂1987年量刑准则＂基础上制定、专门针对文化遗产犯罪的刑事处罚制度。＂文化遗产犯罪量刑准则＂以确定性的量刑方法为指导,实施量刑等级制度。其主要特色在于确定了若干加重量刑的标准,较以往的美国有关文化遗产犯罪的法律在量刑上更为确定和严厉。借鉴美国＂文化遗产犯罪量刑准则＂,克服我国文化遗产犯罪的刑事处罚制度中存在的保护范围不太广、量刑情节不具体等缺陷,无疑有利于加强我国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收受贿犯罪的客观要件新论

收受贿赂犯罪中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表现为直接式和间接式两种;为他人谋取利益在法理上产生争议在于其是作为受贿罪的主观要件规定,还是作为客观要件规定,从不同角度阐述分为旧客观要件说、主观要件说和新客观要件说三种学说。其实,考诸司法实践,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成立受贿罪的限制条件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