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对士大夫官僚法律知识改善措施、失败及其影响研究

宋朝士大夫官僚群体成为国家治理核心力量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事件。宋朝士大夫官僚群体的知识结构对国家治理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宋朝初期国家有改进士大夫官僚群体法律知识和司法技能以适应国家治理需要的努力,然而在士大夫官僚群体的各种抵制下,国家的努力最终失败。宋朝士大夫官僚群体因缺乏为官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导致了必须借助胥吏群体实现国家治理的需要。形成士大夫官僚群体与胥吏群体共生的政治结构,让国家政治出现显现和隐性两大政治群体。胥吏群体在政治上被轻视,经济上没有相应保障,致使吏群体借用公共治理中的技能获取经济利益,构成宋朝社会中结构性腐败。元明清时期国家治理中出现士大夫官僚获得公共政治话语和权力,胥吏群体垄断隐性治理技能的社会结构。胥吏通过利用自己专业知识和所寄存的公共权力来“寻租”获取生存资源,导致国家治理中出现结构性低效和腐败问题。     

转型时期利益群体对政治发展的两重效应

体制转轨时期，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分化、组合，利益群体逐渐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参与主体，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一方面，利益群体的成长、成熟及其对政治过程的有效参与有力地促进了政治发展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和实现程度；另一方面，利益群体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非正常现象和行为也有可能诱发转型时期社会政治的不稳定，造成社会对国家政权合法性认同的流失，阻碍政治的一体化进程，成为政治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因此，在政治发展中应积极谋求利益群体良性发展的制度化对策，使其成为我国政治民主化、现代化进程的新的推动力和生长点。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

著者在该书第一章《序言》中写道：“我认为，把宗族的历史放在地方的和政治的脉络上，能够从几个方面促进我们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第一，我们能够把中国社会转变过程相当精准地确定于嘉靖时期，即大概在16世纪20到30年代。第二，在这个社会转变过程中，礼仪成了联系王朝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主角。     

“复合型政治稳定”视角下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现代社会中复合型政治稳定目标的实现取决于社会内部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和良性互动。这不但需要一个民主、法治的政府权威;也需要一个以社会自治与合作网络为基础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地组织起社会的分散性政治力量、化解严重存在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但在目前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自治与合作网络的缺位却对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在中国现有的政治和经济社会框架内如何通过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构建合乎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自治与合作网络,以达致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复合型政治稳定＂视角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面临的新课题。     

中国话语建构:机遇与挑战

<正>全球化把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区逐渐纳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促进了国家与民族群体间社会交往与社会联系的空前发展,正如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所代     

论钱穆的地方自治思想

在对传统政治以"中国式民主法治"予以定位把握的逻辑之下,钱穆提出了一套地方自治思想。其中既有他对中国历史上地方自治的认识,也包括他对现实中地方自治的主张。从逻辑构成来看,钱穆地方自治思想分为地方分权和社会自治:前者以汉代郡县之制为例展开,主张精简政府层级,任用地方贤能,使统治重心由中央政府下移到地方政府;后者以宋明社会自治为例展开,主张加强乡村建设,推进基层自治,给地方社会开放更多自由空间。以自治佐成统一是钱穆地方自治思想的历史意涵所在,体现了其具体的现实政治诉求;而打通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节是其地方自治主张的超时代内涵所在。     

排斥性互动:广州非洲人聚集区治理过程考察

通过对广州非洲人聚集区发展形态及其治理过程的考察发现,面对广州非洲人聚集区带来的治理挑战,地方政府采取了证件查处、以屋管人、亮化工程、优服务和建机制等治理措施,这些治理措施不但形塑着非洲人聚集区的发展形态,也使得非洲人群体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排斥性互动关系。这种排斥性互动关系的形成,反映了外来移民群体的社会空间建构状态与国家对这些社会空间的治理之间的现实张力。探索广州非洲人聚集空间的发展形态及其有效治理,对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空间变迁过程以及促进“异质共存”的城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当代中国国家的自主性

"回归国家"学派的国家自主性理论把国家看成是一套具有自主性的结构,认为国家自主性具有多层次性和多面性;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密切相关;多种因素对国家自主性产生着重要影响。国家自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视角,但其存在的不足也是我们考虑中国国家自主性时必须注意并尽量避免的。对于转型期中的当代中国来说,影响其国家自主性的因素有:权力的来源、政治制度、社会中的利益群体以及个人、国家能力、全球化等。     

自治、地方分权与地方保护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单一制国家,在走向统一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经过了多次的封建割据甚至分裂,但历代统治者都以统一为己任,对地方割据、分裂严加防范;中国政治文化中对统一高度认同对分立一致否定,在野或分立的领袖包括农民起义领导者也将统一作为追求的政治目标。这种"大一统"的文化和政治格局促使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但也影响中国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悠久的中央集权历史与苍白的地方分权、地方自治经历,使近现代以来的政治领袖对集权较热衷,对分权和自治较戒备,导致地方自治受阻,地方规范性分权难实行;而对地方主义、地方保护高度警惕。中国要建立现代民主国家,必须通过民主化、法制化,通过中央地方规范性分权及地方自治的民权力量来消除地方保护。     

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特征探析

青年知识分子是当今先进社会生产力的核心和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形态中最有创造力和最富生机的重要群体.本文系统分析和探究了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在思想政治、知识结构、眼界视野、人生价值、社会参与、婚恋等方面的群体特征,以期从总体上深刻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引导其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肩负起国家发展与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     

唐代乡族势力对地方政治的参与

唐代乡族势力对地方政治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乡村社会的管理;二是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与制约,甚至干预地方官员的升迁与去留。从而实现了唐代国家与地方基层社会的有效沟通与互动。     

析官场内生腐败

中国历史上的"官场内生腐败"现象是一种整体性、结构性、系统性、联动性的内生拓展型权力腐败。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原来的"全能主义"中央威权政治逐渐式微,全民政治动员性的国家意识形态逐渐淡出,一些地方政权中滋生出"腐败了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正在向群体化、集团化、规模化、半公开化大面积扩散的趋势发展,衍生出一种具有封建社会政治色彩的地方政治庇荫制关系。最终将形成一个能左右当地官场政治生态、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地方性权力实体"。这种家族化、帮派化、圈子化的地方政治退化现象被称为中国式的"地方政权苏丹化",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实行"党内民主"与扩大"基层民主"互相脱节。     

农民工的“政治崛起”

农民工，是富于“中国特色”的一个特殊群体。然而，长期以来，为中国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在权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方面也缺乏足够的空间。令人振奋的是，近年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农民工进入国家权力机关的步伐都在加速。3月16日，全国人大通过有关决定，规定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此前，在上海、浙江、重庆等地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农民工已经步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可以预见，农民工的“政治崛起”，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社会转型都具有标志性意义。     

中国民族构建的二重结构

民族是由于民族国家这种特定的国家形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建立而被普遍采用的概念,与国家不可分割并具有丰富的国家内涵。中国长期处于王朝国家时代,既没有民族概念,也没有形成可直接用民族概念来指称的社会政治群体。民族概念由国外引入中国后,尤其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各民族"等概念形成后,对中国既存的族类群体和族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促成了中国的民族构建过程。这样的民族构建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中华民族的构建,一是中国各民族(主要是少数民族)的构建。经过这样的构建过程,中华民族和中国各民族(主要是少数民族)先后形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族际关系,对中华民族国家和社会政治造成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从当前的现实来看,中华民族和中国各民族这两类民族的发展并不平衡。在国家崛起和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促进中华民族的巩固和发展,是一个必要而理性的选择。     

清末乡村皇权、族权和绅权的联结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清末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主要观点有三个：即皇权政治、乡绅政治和宗族政治。“皇权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从来都是在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及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皇权控制清末乡村社会的一切。“乡绅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国家、士绅和村庄三方面的三角结构。在清末，国家没有完全渗入自然村，各村庄是相对封闭的，村庄内各阶层中最上和最下层与外界关系较多，国家对村庄的联系是通过乡保进行的，而乡保是国家与士绅之间的缓冲器，各村庄是由士绅…     

再赶考：新百年如何赢得新青年——对未来30年中国青年发展的研判分析

中国青年群体可分为八类,推算出每类群体的人口规模和所占比重,从五个方面剖析每类群体的社会政治态度,并研判各群体的功能结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抽象的政治优越、体制优越的表现,而且要能把政治上的优越性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实际效能,青年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新型精英与使命政治:共产党执政体系的干部制度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孕育出来的干部精英群体有其时代所赋予的特性.这一新型干部精英群体所承载的使命,使其与古代中国的知识精英、西方国家的权贵化精英以及国民党政权中的保守精英区别开来.共产党的现代追求与制度设计、干部精英群体自身的使命感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机制,构成了使命政治得以孕生的动力系统.其中,共产党所提供的价值动力、制度动力和净化动力是最为重要的.干部制度由此成为共产党执政体系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三代领导人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想与实践

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是涉及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一直是中国历史的难解之结。一般说来，中央与地方关系主要包括经济关系以及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关系，其核心是中央代表的国家利益与地方代表的地方利益两者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党的三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对改革和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再论中华民族建设

中华民族的构建,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留下的重要遗产。中华民族形成以后,便成为中华现代国家的基石和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政治资源,在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中华民族内部却不是均质化的,而是结构化的。中华民族具有突出的结构性特征。因此,随着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群体被定义为“民族”并朝着民族的方向不断发展,中华民族本身却逐渐地虚拟化了,并面临着被解构的风险。这与中华民族在国家统一、稳定和发展以及实现中国梦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发挥的基础性作用是相互矛盾的。解决这个“应有”与“现有”的根本性矛盾的惟一途径,便是加强中华民族建设,促进中华民族的巩固、发展和一体化。中华民族建设是一项伟大的社会政治工程,既要从长计议,又必须抓住有利的历史时机而迅速采取行动,尽快在总体谋划的基础上着力推进。     

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现状分析及对策探讨

当前大学生群体参与政治从总体上看是良性的,但是依旧存在冷漠与无序。文章从经济与社会、制度与文化、心理与动机等方面分析了影响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从大学生自身意识的提高、政治参与制度的建设、政治参与氛围的优化等角度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措施,为促进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情况趋向合理与和谐提出了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