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贯彻“少捕慎诉慎押”检察的路径探析

“少捕慎诉慎押”是以人为本的国家治理理念和秩序、公正、效益刑事诉讼的价值功能的体现。当前,在我国的检察实践中,实行“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体系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应从适用认罪认罚实质化、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实效化审查社会危害性等方面入手,使“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方针成为一种有效的指导检察工作的方法,因此,要提高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加强对诉源的治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物欲型暴力犯的特点及矫治对策

截至１９９９年４月，笔者工作单位某监共收押罪犯５５１８名，其中物欲型暴力犯２４７０名，占４６．７６％，比１９９２年同期增加９．２１％。物欲型暴力犯恶习深，性情凶残，盲动性大，不计后果。他们投入改造后，暴力犯罪的可能仍然存在，行凶、脱逃、打架斗殴的潜在隐患较多，给监狱的监管安全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以我监为例，１９９８年４月至１９９９年４月共发生５起狱内重大违法违纪案件，其中３起是物欲型暴力犯所为。在教育改造罪犯中把握住这类罪犯的构成特点和心理特征，采取有针对性的矫治对策，对预防狱内事故的发生，稳定狱…     

关于盗窃犯心理健康状况的初步研究

近年来,对罪犯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有关专家研究指出.罪犯是心理危机高发的人群之一.鉴于当前我国押犯群体中财产犯(尤为盗窃犯)所占比例较高,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笔者便在河北省的某三所监狱和少管所随机抽取50名在盗窃犯,通过心理测验和个案调查,试图揭示当前盗窃犯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在心理障碍方面的表现及特点,为进一步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矫治工作提供依据.二、对象和方法被试:从河北省保定监狱、太行监狱、石家庄监狱和省少管所随机抽取盗窃犯50名,其中男犯43名,女犯7名,少年犯7名.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

近几十年,我国的犯罪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严重暴力犯罪占比越来越低,轻刑犯罪占比越来越高,传统的办案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少捕慎诉慎押是党和国家根据新时代社会需求和人民新期待而确立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具体要求,是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后确立的一项重大的刑事司法政策.     

犯罪集团“企业化”——来自“严打”一线的调查报告

随着“严打”斗争的不断深入,流氓、黑社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少数犯罪集团竭力“变异”,寻找生存发展新途径.最近,温州市苍南县检察院在审查批捕许海鸥特大流氓犯罪集团、“冷冻厂”特大流氓犯罪集团案犯的过程中,组织力量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当前流氓、犯罪集团已经出现“企业化”的危险动向.流氓集团的“新创举”许海鸥犯罪集团、“冷冻厂”犯罪集团都是全国闻名的特大流氓集团,它们跟传统流氓犯罪集团一样,积极参与凶杀、强奸、抢劫、绑架、敲诈勒索、聚众斗殴等暴力犯罪.但它们也有一些跟传统不一样的新特点:首先是成员素质高,“现代意识强”.目前已批捕的两大犯罪集团110名成员中,大多数学历在初中以上,甚至大学文化程度.成     

致力于人性的光泽

2003年春天,广州。有一个人的名字,连同他的形象,一定会被长久记住。 他名叫孙志刚。这个27岁的青年人——而他的生命将永久定格在27岁——从他本人留下的自画像里看,这个蓬头散发的青年,有一点忧郁,一点焦躁,一点桀傲——和大多数初出道的艺术家一样。 这个籍贯湖北的大学毕业生,初入广州某公司的“职场新人”,在今年3月17日的傍晚,在走向网吧的路上,被强押进收     

坚持严打保平安——上海市普陀区关于严打问题的调查

今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规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开始实施的第一年,如何开好头,起好步,国家有其宏观决策步骤来保证.但稳定的形势是基础,因此党中央、国务院根据目前社会治安的现状,适时提出在全国开展一次“严打”斗争.这次严打斗争强调各级党委、政府重视、重点突出,以严打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在“严打”斗争中,各级公安、司法机关按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各级党组织、政府的领导下,破大案、追逃犯、拆团伙、整治场所,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刑事犯罪严峻态势得以遏制.目前,严打”斗争正在向更深的层次推进.社会治安关系到每家每户,也是广大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广大群众十分关心严打斗争,主动配合专门机关的斗争,综合治理工作的各个方面也得到重视.为了科学反映公众对现状及治安对策工作的评价,检测“严打”斗争的成效,从而推动“严打”     

“9.18”广州刑枪响

1990年9月18日,广州市枪声大作!那是65名刑事重犯伏法的时刻。这些死囚中,杀人、抢劫、强奸、爆炸、重大盗窃、贩卖枪支弹药、拐卖妇女儿童……都是些无恶不作的家伙。有资料显示,1983年至1988年“严打”期间,广州地区各级法院处决情节严重,犯罪后果严重的刑事罪犯共计45人,而在9月18日举行大规模刑事案公审判决,一次性集中处决如此之多的严重刑事罪犯,为建国以来,广州地区乃至全国所罕见。鼠疫古往今来,唯有老鼠怕猫,曾几何时,“老鼠”     

“犯罪之家”的犯罪心理

青少年犯罪往往与其不良家境直接有关,笔者以赵某一家6人均触犯刑律(以下简称“犯罪之家”)为例,作一粗浅的分析,以求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或借鉴。 一、“犯罪之家”的概况 罪犯赵某,男,23岁,丹阳市云阳镇人,因强奸、流氓、盗窃、介绍他人卖淫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1000元。赵犯一家6人其父母,还有三个哥哥,均曾触犯刑律,先后分别被送监狱。其中一人“三进宫”,一人“二进宫”,一人两次奸幼。     

值得重视的犯罪危险期“三四五”

在司法实践中,笔者常发现一些犯罪分子走上犯罪道路与“三四五”有关,在“三四五”阶段,犯罪行为处于高发期。比如,刚走上社会不满一两年的无业青少年少有犯罪,而在今后的一二三年里,他们如果再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其中的另有一部分人就可能成为罪犯,一旦过了这个时期,犯罪率又会降下来。再如,刚学会驾车一两年的驾驶员犯交通肇事罪的不是很多,驾车五年以上的老驾驶员犯交通肇事罪     

当前罪犯的特点与走向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因此,我们不应当把罪犯放在封闭的大墙之内就罪犯研究罪犯,而应当把罪犯放在社会的大系统中联系整个社会的变化来考察,动态揭示罪犯中新发生的倾向和趋势。 据此,我们采取综合分析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现押的3200名故意犯罪的罪犯进行了研究,总体上概括出以下的特点和趋势。 一、犯罪意识,随着社会信息量的增大趋向复杂 由于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外来文化的多层次渗入,人际交往的频率增多,社会的信息量空前增大。真假、对错、良莠、正误等各种信息冲突使罪犯“信息选择”迷惘,“参照榜样”紊乱。由于认知、情感、需求、动机等的选择性,他们往往自发地吸收各种消极信息,从而使头脑中的消极信息量空前膨胀和复杂起来,并且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大多数罪犯兼收并蓄了各种腐朽思想,社会信念的迷外主义,人生信念的享乐主义,道德信念的利己主义,法制信念的冒险主义,人际信念的哥们义气,价值观念的拜金主义,等等。不同的罪犯按照自己犯罪的需要有侧重地选择消极信息,并将其纳入自己的信念体系,成为引发犯罪的思想基础或行为动机,直接或间接地支配个体走上犯罪道路。     

捕后轻缓刑原因与对策分析——以H市人民检察院近三年办案数据为样本

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提出“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这项新的司法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办案实践的具体要求,体现了刑事政策与时代发展相协调,也顺应了人民群众对刑事司法现代化的新期待。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中,逮捕是限制人身自由最为严厉的一种,对于保障诉讼顺利进行无疑也是最为有效的措施。曾经一段时间“够罪即捕”的理念导致捕后判轻刑、卡点量刑等问题屡见不鲜。近年来通过对逮捕措施的不断规范,这种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但反映检察机关审查逮捕质量的“捕后判处轻缓刑”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依然存在。笔者尝试以H市检察院近三年数据为样本,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对降低“捕后判处轻缓刑率”,提升审查逮捕质量有所裨益。     

为何星岛留鞭刑?

在新加坡的日子里,感触最深的便是新加坡是一个执法严厉、铁面无情的国度。政府管得宽,大到政治经济小到吃香口胶上厕所冲不冲水等,都在政府的法令之中有所规定。而执法,更是毫不留情,从罚款、坐牢、鞭刑、到极刑,应有尽有。据了解,在新加坡犯私带武器、贩毒等重罪,一般都要判极刑。而抢劫、强奸等罪犯,不但要坐牢,而且要受鞭刑。甚至行乞也会被罚款或监禁。刚去的时候,我对新加坡至今仍保留鞭刑感到很不理解,于是去询问有关人土。他风趣地说:“不错,鞭刑是封建时代的东西,但只要对维护国家利益有效,不管什么时代的东西,我们都要照用。”据了解,新加坡也有一些大罪不犯小错不断的人,对罚款无所谓,把进监狱看成“找碗饭吃”,可鞭刑这一着威力甚大,令他们“谈鞭色变”,不敢干坏事了。     

苏共犯了“2乘2=蜡烛”的错误

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已经20年了,但由此引发的学术讨论一直没有停息,各种观点竞相争鸣。那么,苏共这样一个看似无坚不摧的执政党为什么会悠然垮台了呢?它究竟犯了什么致命错误而招致灭顶之灾?研究结果表明,苏共犯了2乘2=蜡烛这样致命的逻辑思维错误。同其他政党一样,共产党也会犯错误,也干蠢事,但共产党决不应犯逻辑上的错误任何政党都会犯这样那样大大小小的错误,但真正的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共产党不应该犯致命的逻辑错误。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有过明确的阐述。20个世纪20年代初期,俄共(布)刚刚转行新经济政策,     

媒体

01少年犯之城乡差距英《经济学人》10月26日北京轰动一时的李某某案件已告一段落,而法院的量刑多少还受社会舆论影响。但少有人关注到不被媒体聚焦的其他少年罪犯在中国法庭审判中普遍出现的城乡差异。显著的差距是:城里的孩子经济赔偿能力高,更容易息事宁人;再之,法院对农村青     

“男妓”抢劫手段剖析

特大色情抢劫案犯谢涛、黄德贵、刘永迹单独或结伙流窜潜藏于一些大型舞厅之中,主动充当“耗子”(黑话指男妓),专门纠缠穿金戴银、恣意寻乐的风流“老板娘”(黑话:富婆),伺机上门提供男色服务后,抢劫金首饰20余件及大量现钞,价值数万元,最终,三犯在成都落入法网.三犯作案,集智力型、淫乐性、冒险性于一体,典型集中了现阶段男妓色情抢劫的手段特点,体现了当前这类案件的发展趋势.该案所反映的作案手段可归为”假、缠、淫、少、隐、作”.六个字:     

“新形势下开展严打斗争理论讨论会”综述

1996年6月6日,在上海市警察学会、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和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新形势下开展严打斗争理论讨论会”上,与会代表对“严打”中所涉及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作了严肃、认真的研讨,现将有关研讨情况综述如下:1.从社会发展背景上正确认识“严打”斗争与会代表回顾了八十年代初.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严打”斗争.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社会治安比较混乱,刑事犯罪十分猖獗,针对当时犯罪主要是一般刑事案件的特点,中央提出了为期三年的“严打”斗争,从而使社会治安得到有效的控制.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健康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略论当前“严打”斗争的适时性与必要性

当前正在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严打”斗争,时间不长,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场斗争非常及时,非常必要.一、“严打”是当前犯罪动态变化的需要虽然当前的社会治安形势从总体上来说是平稳的,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八十年代以来,刑事案件的发案数呈上升趋势,近年来仍稳中有升.虽然从1983年起经过为期三年的第一次“严打”,刑事案件有所下降,但没有出现持续稳定的下降态势,1985年后期,刑事案件开始回升.1990年全国刑事案件突破200万起,比八十年代初增加近两倍.虽然1992年刑事案件立案数大幅度下降,在其后的几年内也未超过200万,但这主要是因为修改了立案标准(主要是盗窃案件的立案标准提高),统计口径发生变化所致.因此,1992年的刑事案件下降并不意味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好转.据有关专家估测,1992年刑事案件发案数与上年相比仍是上升的.在其后的几年,刑事案件发案数仍呈递增趋势.     

儒家的战略文化与中国人日本观的深层

中国儒家的战略文化是建立在“仁”、“礼”、“和”三个重要理念之上的。在此理念上体现的古代中国对日本的看法,具有时间早、认识水平长期停滞不前两个特点。这些理念也体现在被日本误解的中国人的“中华思想”和“民族主义”以及当前对日本的看法之中。     

外省来沪少年违法犯罪的动机分析

随着外省来沪的未成年人的逐年增加,他们来沪以后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人亦呈增多态势。1990年,上海市少管所收押外省籍违法犯罪少年76人,1991年收押36人,1992年收押50人,1993年收押达125人。根据有关资料分析,这些违法犯罪的外省籍未成年人,其来沪动机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家庭贫穷。为生活计,闯上海,以期积些钱寄往家中。这种情况在外省籍违法少年中约占15％。 二、挣“大钱”。慕上海大都市之名,听说上海遍地有金钱,钞票好赚,工作易找。收入高,待遇好。独自一个或三、五成伙来上海。这种情况在外省违法少年中约占45％。 三、开开眼界。视大上海为花花世界,认为上海什么都有,什么都能看到,本着先睹为快,开开眼界的想法来上海,这种情况在外省违法少年中约占27％。 四、被迫出走。因某种原因离家出走,把上海视作能解决任何难题的地方。这种情况在外省违法少年中约占13％。 这些少年一旦盘缠用完,工作难寻,就可能受某种因素影响走上违法犯罪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