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定位与路向选择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导向价值、凝聚价值、协调价值和教育价值,但限于多元价值观念的冲突、法律和制度规范的不健全、碎片化的培育和践行,使得这些价值功能的发挥面临诸多困境与挑战。因而,在多元价值观念中寻求价值最大公约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共同价值追求,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规范,充分培育和践行,化价值观念为治理实效,才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融入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中。     

治理视域下的政府职能定位与转型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的转型与定位是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政府应按照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更新理念、转变职能、深化改革,定位于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整体性出发,政府职能转型与定位要在理顺政府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上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加快政府法治化进程。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方立法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地方立法之间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地方立法可以通过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个中间环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认真对待地方立法的政治属性,有助于处理好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中央权威与发挥地方立法的创造性、自主性之间的关系。认真对待地方立法的法律属性,有助于强化地方立法的法理基础与法治意识。兼顾政治性与法律性的地方立法,是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地方政府协作治理模式:基于战略问题的类型学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革进程需要地方政府更好地处理与中央政府、其他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的多维度互动关系。地方政府协作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引入公共战略管理的思维。依据环境(动荡环境和常规环境)和协作取向(内部协作和外部协作)两个维度,地方政府需要应对重大自然及社会类危机事件、基础设施供给、重大经济及政治事件、跨行政区治理等四种类型的战略问题。面对差异化的战略问题,地方政府应采用动荡环境下的外部协作治理模式、常规环境下的外部协作治理模式、动荡环境下的内部协作治理模式和常规环境下的内部协作治理模式,做到分别应对。     

地方政府“规划式”脱贫及治理困境反思——基于N省脱贫元规划的案例分析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政府治理范式的创新和转变。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沿用"规划式"治理逻辑,依据"刚性时间约束"分解推进脱贫行动计划,运用"试点—扩散"工具优化政策设计。通过对N省脱贫元规划治理过程的实证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规划式"脱贫遭遇了治理实践的漏评、错退、群众满意度偏低等治理困境,致使其规划内容安排与治理实践发展相背离,带来各级政府治理压力的加剧和治理成本的增加。精准扶贫战略体现在乡村扶贫治理情景中的识别精准、帮扶精准和管理精准,实质上是各级政府治理逻辑、治理路径和治理工具的精准。地方政府应重新审视其"规划式"治理逻辑,探索和创新"精准式"的扶贫治理范式,提升精准扶贫治理绩效。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导向下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的内在机理探析——以兰州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预算支出绩效评估为例

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的转变,是现代政府执政理念更新的必然趋势,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施政目标的提出,则体现中国政府在公共管理规律探索过程中的全新认识。通过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的梳理,阐释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问题——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效果,有利于厘清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关系。以兰州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基金预算支出绩效评估为例,对政府绩效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确定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的"流水线"模型(Pipeline Model),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导向下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的困境与策略选择。     

地方政府如何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基于H市环境治理的案例研究

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通过整合协同治理理论、目标设置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构建“目标—政策—资源”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三维分析框架，并结合H市环境治理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标协同维度存在时间和主体两个子维度，在时间子维度上要实现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间协同，主体子维度上要加强政府内外多主体目标间协同；政策协同维度包括纵向和横向协同两个层面，在纵向上地方政府应与中央政府实现政策协同，在横向上环境政策应与经济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保持协同；资源协同维度涵盖人、财、物以及信息资源的协同，人、财、物协同提供基础支撑，信息协同提供数据支撑，从而增强协同治理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应从制定区域协同目标、提高政策协同度和加强信息化建设等路径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的政府数据治理改革

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应然性来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至少要实现以下目标：地方政府能够切实重视并将数据治理改革有机嵌入决策系统，切实推进政府间的横向协同与合作治理能力，数据和信息等核心资源能够被安全、有效地利用和整合，公众能够享受到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技术所带来的高品质公共服务。为此，应该加强对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战略导引和政策支持，重视数据治理技术应用中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数据治理实践中技术平台间的系统融合，优化基于数据治理技术创新的公众参与渠道和机制，构建针对政府数据治理技术运用的全方位管控体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其推进路径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加强顶层设计的现实需要,是释放改革红利的制度保障,是协调推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布局根源于自身独特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的超稳定社会结构,表现为有明确的指导思想、由执政党主导、在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基础上自上而下推行。而在具体路径上,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大数据时代政府智慧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有效的政府治理"不仅是实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对时代发展和政府面临诸多挑战的现实回应,更是主动顺应世界政府改革趋势和潮流的一种选择。而此轮改革正处在一个新的社会背景中,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大数据"时代。如果说政府治理是实现总目标的基本保障,那么大数据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路径,它具有催生管理革命和服务模式创新的效果。在大数据时代政府要实现有效的治理,就必须应对大数据时代给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制度体系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带来的冲击及新的变革需求。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及其挑战

20世纪以来,基于行政理论、经济理论和民主理论的西方政府改革,呈现统治职能的非人格化、管理职能的刚性化和服务职能的扩大化等特征。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发展为应对"现代化"和"后现代"两个历史阶段的高度叠加,在兼顾"管理补课"和"改善服务"的问题上,整合20世纪以来西方政府改革的三种价值取向,形塑了较为均衡的地方治理风格。当下,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进程中,地方政府改革和发展的"三合一"模式面临挑战。     

政府治理体系优化的逻辑与路径:基于复杂性管理的分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而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和核心任务。国家治理的复杂性要求政府治理体系所展现的功能与外在复杂性相适应:一方面,政府治理体系优化要根据"递归结构"实现体系纵向结构的科学定责、合理赋权,使每一层级的政府责任契合于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要实现横向结构中不同主体的功能协同、资源整合,使政府在处理跨地域、跨领域问题上能够有效地集中其他治理主体的力量,实现公共治理的"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     

行政体制改革下一步

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会同时提出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三个全新的概念。究竟何为政府治理？初步来看,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是政府治理的基本内容。     

模式、特色与趋势: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

地方治理理论强调地方政府、社会与市场组织和公民自组织的良好合作,具有十分明显的西方社会话语特征,但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体制环境中,地方治理更倾向于强势一方的地方政府的治理,形成了强政府治理的苏南模式和市场先行、社会参与的浙江模式两种典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反映了西方话语特征的地方治理理论在中国有其自身的适应和发展空间,具有明显的地方政府主导色彩,社会的参与治理也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推进。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主导与推进,使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正朝向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深化服务理念和由"善政"走向"善治"的趋势变革。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宪法保障析论

要实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就必须以宪法为根本保障。宪法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保障主要体现在:宪法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理念保障、制度保障和方向保障。深刻认识和领悟宪法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意义,有助于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宪法的作用,从而实现对国家的全面治理、科学治理和有效治理。     

治理结构多元化：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思路

通过对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些典型个案进行分析,发现其陷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强调国家统一管理而导致的地方治理结构单一化。当代中国的地方治理结构单一化是历史遗传和传统体制的产物,与转轨时期纵向政府间关系中存在的压力型体制也有着内在的关联。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治理结构单一化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但是,从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地方治理结构多元化与国家的统一管理并不矛盾。因此,在已有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思路基础上,实现地方治理结构多元化应该成为继续推进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思路。     

从人类政治演进规律看中国的国家治理

人类社会政治演进有自身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由思想家们进行了深刻揭示。17世纪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认为,政治发展正如自然发展一样有自身的规律,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既要把握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律,又要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特殊规律。法国18世纪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了民主政治发展的两大规律,即公开选举和由人民制定法律的规律,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实现国家治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英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上半叶著名的功利主义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边沁提出过一个政治公开性规律,即好政府的根基就是公开性,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建设公开透明的政府,使政府成为阳光政府。19世纪英国著名学者阿克顿勋爵提出了一个千古不变的定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加强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使政府权力受到严格的约束。     

政府事权法治化的宗旨、问题和实现路径

现代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表明,事权问题不仅事关政府职能划分和财税制度改革,更是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要环节。建国65年以来,我国关于事权的改革和探索从未中断,较好地满足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求。然而,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至今,因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不合理而引发的社会现实问题愈加突出,如某些行业出现政府调控失灵、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等问题都与事权制度不完善有很大关联。为此,十八届四中全会《决     

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机制探寻

在治理现代化这一宏大叙事中,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占据着微观却重要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影响着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走向。有藉于此,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机制的探寻尤显意义重大。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应遵循民主、参与、公正和科学等指导原则,其具体实现机制应由参与主体遴选机制、方案制定评议机制、政策绩效评价监督机制、评估意见反馈机制和信息沟通传递机制等五个子机制与一个技术支持平台共同组成。这一机制是立足于决策体制基本要素,紧密依照公共政策制定流程,以民主为核心主旨,兼顾责任、合作、科学和效率等现代化治理理念构建而成的理论框架,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从“政权经营者”到“服务供给者”:地方政府行为演进的历史脉络——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的个案分析

文章着眼于从纵向的历时性角度对地方政府行为演进的历史脉络进行探讨,选择顺德区容桂街道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对容桂街道"三来一补"模式、"企业产权"改革、"简政强镇"改革三个阶段的观察与梳理得知,地方政府从"政权经营者"向"服务供给者"的变迁既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困境使然,也是上级政府驱动和下级政府主动的结果。三个阶段的变迁过程具有内在的连续性、系统性与递进性,上一阶段发展困境的出现呼唤下一阶段改革的推进。某种意义上,容桂街道行为演进历程间接地揭示了党中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命题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