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的味道:中国早期白话报的文脉

在晚清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中,有一个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的“细节”——即白话报的出现及其说国民的话、为国民说话的文化趣味。在大众化成为中国媒体发展主潮的今天,这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回味的细节。 早在19世纪30年代,外国传教士就在中国推行大众化办报风格,如当时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的《中国丛报》,大量报道世俗新闻,采用通俗的白话文体写作。由于时代的错位,这一举动并未在中国邸报的“死水”里泛起“微澜”。     

“白话”“口语”与现代诗的叙述学

中国新诗发端于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诗”，而“白话”作为新诗赖以存在的语体，它是在当时人们日常口语的基础上，经过传统白话语言和欧化语体等多重作用而形成的一种语言形式。尽管白话诗中的“白话”不等于口语，但它与口语的关系最为密切。“白话”本质上就是一种叙述语言，所以，白话诗具有赖以存在的叙述基因和要素。虽然白话、口语一直是百年新诗史上最为重要的焦点话题之一，并且以不同面目反复出现，但真正能与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诗相提并论的，也只有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口语写作思潮。无论“前口语”还是“后口语”，实质上都是一种叙述语体，并且以此前后呼应、影响，从而形成了大面积的诗歌叙述风气和思潮。如从历史过程看，无论是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叙述诗，还是新时期启蒙年代的口语叙述性写作，均为中国现代诗的叙述学提供了典型文本和叙述思想。     

中国现代诗学语言观批判

中国现代诗学的语言观念直接影响着新诗创作实践的成败得失。对诗歌语言本质的认识越深入,新诗创作所取得的成绩就越大。新诗的创作实践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其原因应当追溯到现代诗学的语言观念上。中国现代诗学发生期的三大语言学观念,即“文言是死的,白话是活的”、“白话至上”、“直寻西洋词法”,今天应该很好地加以反思和清理。     

“诗意判决书”让情与理兼得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前段时间,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的一份民事判决书,在网络上引发关注. 与通常印象中严肃、刻板的司法文书迥异,这份判决书,使用了大量个性化语言,并夹杂有诗句,因此被称为“诗意判决书”. 引发关注的同时,也带来了争议.许多支持者认为,这样的判决书,融入了法治的温度,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     

立法语言中的词语选用技巧

语言文字的运用问题，更多表现为词的运用问题。立法语言中词的运用，首先要遵循“准确、简洁、清楚、通俗、严谨、规范和庄重”的基本要求。而要达到这个要求，需要在技术层面，对立法语言的词语选用方面作认真的研究。本文就此作一点探究。     

判决成“书”为哪般?

笔者发现,自《民主与法制》周刊发布“评选2018十大法律文书”之后不久,就爆出了重大新闻:位居“十大法律文书”之五的“最长的判决书”(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600多页的刑事判决书)的“桂冠”,被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943页的刑事判决书“夺走”!     

亡志之音

《说文》：志者，心之所之也．用白话说．就是心中的奋斗目标，个人的理想信念。以“亡志之音”为题，实是有感而发。     

从《滕大尹鬼断家私》看冯梦龙的进步文学观

冯梦龙是明代杰出的通俗文学家,他编纂的“三言”代表着明代短篇白话小说的最高成就。这些作品通俗形象,贴近市民思想,充分体现了他重视小说的价值和地位,强调小说规范世道人心的教化功能的进步的文学观。《滕大尹鬼断家私》一文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该文收录在《古今小说》的第十卷,《古今小说》在刊印时改题为《喻世明言》,作为“三言”的第一言行世。这个题名很明白:所谓“喻世”,意在表明冯氏的编纂目的是劝喻世人;所谓“明言”,“言”指故事,而“明”则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取其可以导愚也”。总目的就是为了教化愚昧民众,以有补于世…     

清末民初民族国家建构与汉语书面变革之关系

清末民初面临东西方列强的凌辱,中国民族意识增强,开始了民族国家的构建。民族国家的构建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密切,近代出现了三种民族统一语言建构模式:一是沿用文言书面语保存国粹,二是运用通俗易懂的白话甚至改用拼音文字,三是折中的观点文言白话并存。在清末民初的书面语实践中,白话书面语成为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有利工具,同时民族国家建构加速了文白消长的过程,白话最终取代文言是民族国家建构选择的必然。     

浙江一法院办案出新举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宣判的原告梁某诉被告丽水市莲都区大港头镇某村委会、被告尹某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当事人拿到的民事判决书中“原告诉称”及“被告辩称”,均是原、被告自己起草后直接写入判决书中的。这家法院为了推进法院审判改革,率先推出在民事案件的判决书中,有关当事人诉辩主张的叙述,直接由当事人自己归纳,以准确反映其诉讼主张,将“原告诉称”与“被告辩称”以及“第三人陈述”     

《智“惠”法院》系列报道之二——智慧之“妙”:集美大招显魔力

“从没想过,打官司能这么快拿到判决书。”家住厦门市集美区的张先生开完庭不到半小时,就从书记员手里接到了判决书。在集美法院,开完庭后法官通过鼠标点击几下,并稍作修改、理顺,短短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写好一份判决书。这并不是臆想,而是集美区法院法官的“日常”。     

语言学视野中的五四文学革命

五四文学革命作为一场语言运动 ,因其思想、思维、观念、精神的实质性变革而起到了巨大的社会历史作用。“文学”“革命”从词源学和语义学意义上而言 ,是假道日本 ,取法欧洲 ,又缘于中国。它们只有在现代汉语的语言体系中才能获得充分的现代意义。“文学革命”既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学)的断裂 ,也不是对西方文化(学 )的移植 ,他是中西文化 (学 )结合而产生的独立的、自足的、崭新的个体 ,具有元文化性质。五四文学革命的革命性最深刻地是表现在它的语言上。文言与白话并非对立关系 ,它们应是同一母语下的互化、互补关系。重口语轻书面语 ,重白话轻文言 ,在今天应该得到重新审视     

《三国演义》与三国历史的关系

早在公元1492年,蒋大器就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作出了“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的评论。此后近五个世纪以来,持同样观点者大有人在。例如张尚德说《演义》“羽翼信史而不违”;金圣叹说它“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毛宗岗说它“实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胡适则称之为“通俗历史讲义”。直到最近,仍有不少同志认为,“《三国》是一部帮助人们了解三国历史,起着传播历史知     

120急救车为何配备无证医生？

刻骨铭心的噩梦 2014年“十一”前夕，家住河南省邓州市郊区的张新田和李大菊老两口，心情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终于拿到了法院的胜诉判决书，忧的是正值青春年华的儿子由于医院的过失，永远离开了人世。     

退职人员死亡后待遇有新规定

做—个或大或小的领导者，都要有权威。通俗地说，权威有两种，一种是“职务权威”，另一种可称作“信任权威”。     

解读中国政坛“白话新风”

阳春三月，伴随着和煦的春风，从首都北京“两会”的最高政坛上，传来了一股以“让老百姓听得懂”为宗旨的讲实话、讲真话、讲群众爱听的话的“白话新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和国民沟通、让政治从庙堂高阁走到田间地头的做法，引起了全国13亿人民上下一致的强烈共鸣，大大凝聚了国民的信心。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这些含义丰富、口语化十足的语言，     

提问“四要”

一、要提新颖的问题。问题提得新颖，才能引起学生的注意，才能开拓、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要做到提问新颖，教师必须要求自己观察、思考问题时要选取新角度，运用新眼光。例如讲“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样一个颇为“通俗”的理论时，教师提出“近来台独分子气焰嚣张，党中央为什么不立即派兵解放台湾”这样颇为“新潮”的问题。有学生回答说：“假如现在我们以武力解放台湾，美国有可能插手，一定会引起一些麻烦。”有的学生回答说：“明年香港回归祖国，在此之前，我们不易找麻烦。’又有的学生回答说：“根据这些情况看，条件不成熟。”教师…     

论警察言语

警察言语是指警察在警务活动中,为履行法律所赋予的职责,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并争取良好的社会效果而运用口头语言进行交际的言语活动(完整的名称应当叫警察的口头言语)。警察言语,通俗地说也就是警察的话语交际,这一现象属于言语交际学解释和描述的对象。语言学家们已经公认,言语是一种对策,是应付社会交往的策略或方法,这似乎已点出了“说话”的实质意义,但是对于警察来说,言语行为还体现着一种责任,而同     

学会尊重与理解

经常有同行对我说，现在保安员不听话、难管理，动不动就辞职。同行说得这一现象是存在的，但他们是否想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笔者是中保华安（上海）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一名保安队长，多年来与保安员朝夕相处，对他们的喜怒哀乐有所了解。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管理队伍的思路和方法，通俗地说，保安队伍管理者缺乏对保安员的尊重和理解，不懂得使用“情感语言”。不少管理者管理方式简单，动辄训斥队员，甚至叫喊着“不干就滚蛋!”对于队员没有基本的尊重和理解。     

“拍卖判决书”让谁尴尬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今年春节前,71岁的黄梅雪来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宏城商业广场门口,要当街“拍卖”法院的一份民事判决书。黄老先生说,如果有人能为他讨回五万余元的工资,他愿意拿出其中两万元来酬谢。工资,顾名思义,乃劳动者赖以养家糊口之生计。黄老先生很想在节前那个“讨薪高峰期”搭一段末班车,个中辛酸可想而知。尽管法院系统一直在致力于建立配合得力、运转高效的判决裁定执行体制,许多法院都设立了执行局一类的专门执行机构,但“法律白条”仍不时出现(2003年10月,陕西省凤翔县也曾有人当街拍卖过判决书)。黄老先生“拍卖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