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学语言观批判

中国现代诗学的语言观念直接影响着新诗创作实践的成败得失。对诗歌语言本质的认识越深入,新诗创作所取得的成绩就越大。新诗的创作实践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其原因应当追溯到现代诗学的语言观念上。中国现代诗学发生期的三大语言学观念,即“文言是死的,白话是活的”、“白话至上”、“直寻西洋词法”,今天应该很好地加以反思和清理。     

让人晕头转向的“360判决书”——腾讯诉奇虎不正当竞争案

判决书应当使用专业术语还是通俗白话？争论了很久。其实这不是问题的实质。语言运用的根本标准在于“明晰”。判决书的语言运用要有利于法官内心意思清楚明白地表达。有人说,那就应该一律运用通俗白话呀。不一定!在一定领域当中,专业术语往往最明晰。它比通俗白话准确,不容易产生歧义。像计算机中的“插件”,一说大家全懂,     

中国新诗史上的六个第一

(一)第一个提倡用白话写诗的人是胡适。据胡适《尝试集》自序说,他最早“尝试”写白话新诗的时间是一九一六年七月。(二)中国报刊第一批发表的白话新诗,是一九一七年二月《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即《朋友》(收入《尝试集》时改为《蝴蝶》)、《赠朱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孔丘》。(三)据朱自清《一九一九年诗坛略     

给“最“降温

“最”,是个富于感情色彩的字眼,表示一种极至的状态。在我们的语言中,它频频出现,特别是在那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年代,更是成了人们的口头禅,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并且叠加使用,形成了畸形时代的强烈音符。其实,广大群众错用它,主要还是想表达自己的朴素感情,虽有愚妄之嫌,却并非出于恶意。当然,鱼龙混杂中也不乏别有用心之徒,正是这些恶魔,把善良的人们引向了罪恶的深渊。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人们认识到     

新文学发生期彝族诗人余达父的旧诗写作研究

新文化运动兴起以来，随着新文学合法地位的不断攀升，现代旧体诗被现代文学史所“遮蔽”的情况日益加深，而近年来学界对旧体诗的持续关注，旧体诗的历史积尘得以拂拭。不过，学界对少数民族文人所作旧体诗展开的研究还聚焦乏力。在新文学发生期语境下对少数民族文人的旧体诗写作展开考察，不仅能够丰富现代旧体诗的写作样貌认知，而且有助于在多民族文化视野下建构更为完整的现代中国诗歌史。曾留学海外的彝族诗人余达父在诗歌写作中回避了本民族的语言，也没有尝试现代汉语的新诗写作，而是选择了旧体诗写作，这很是具有类型意义。其诗不仅在呈现传统与现代性双重面相之外，还出现了族裔文化身份缺失的现象，其中缘由也颇有考察的群体文化价值。     

“象征”的契合:在移植与模仿之间再造诗格

现代诗人李金发,20世纪20年代,通过移植与模仿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莱尔等人的创作,在中国诗坛上建造起一种新的诗格:“象征诗”。这于中国传统诗歌而言,无疑是“新的颤栗”。它推动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     

法律语体中的情态动词“得”

真实的语言存在于一定的语言环境（即语体）中，我们有必要在一些特定的语境中来研究语言现象。本文考察了立法语体中情态动词“得”的使用情况，比较了两岸“得”使用的差异，以期对研究两岸的立法语言有所帮助。     

文言复兴论

文言与白话作为两种书面语言,伴随着中国文学走过了两千余年的光辉历程;文言与白话的兴衰、消长与更替,是中国文学变革的根本性标志。将文言与白话对立起来,尊此抑彼,无疑是片面和错误的,对中国文学的语言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复兴文言语体创作,对于丰富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形式,促进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跨体式语言与“大叙述”现象

晚清域外游记里跨体式语言的大规模发生,对新文学的文体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记体形式和＂政论化＂散文语体是文体变化萌生的基础,而＂大叙述＂的言说方式、内容导向和时代特征是这种文体特征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在这些游记中出现了文艺语体内部的跨体式语言,和文艺语体结合实用政论语体的跨体式语言并存的多层语体流变,促进了新文体发生。     

从“国语教科书”到新文学的“实绩”——“五四”文学革命中“白话小说”的定位及局限

"五四"文学革命倡导者用古代白话小说的传统来证明"白话文学"的正当性,将之抬高到"国语教科书"的高度,同时又进行批判,在与古典白话小说的分离中建构出"现代小说"的概念。这一过程忽视了传统白话小说资源在小说转型中的重要性,致使新文学初期中、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的质量失衡。语言变革之后白话小说内部形成新的带有价值评判的"雅-俗"格局,造成延续至今的文学史叙述的偏狭化。应该在汉语小说的大背景下关注传统小说资源在清末民初的转化,以期重绘民国时期的小说史图景。     

论罗宾·沃霍尔的叙述干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曾从语言学、精神分析、生理差异等层面界定何为“女性写作”，但美国女性主义叙事学创始人之一罗宾·沃霍尔认为，“跨历史的”、“普遍的”女性写作无法界定，必须在“具体历史语境中”描述女性写作。她以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叙述干预为例，把叙述干预划分为疏离型和吸引型两种类型，并论证这两种叙述干预具有不同的性别气质内涵，前者属于男性写作范畴，后者属于女性写作范畴，后者被理论界贬低乃性别偏见之结果，两者存在内在关联，有时也会混合使用。     

刘令华的“国粹”油画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它是一门源远流长、意蕴深厚的传统艺术，如从1790年微班进京算起，至今也已有200余年的历史。而油画，作为西方绘画艺术的主流，尽管在西方已经走过了六七百年的发展历程，但是中国从西方引进油画，并且真正融入中国的文化艺术之中，则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因此，油画之于中国，还是一门年轻的艺术。     

瞿秋白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足迹

五四运动以后,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反思"五四",为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寻求出路。瞿秋白采取独特的视角,从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即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新文化是民族的还是世界的;是文言的还是白话的;是科学的还是宗法的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思考,基本上排解了"五四"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选择上的迷茫,事实上引导着中国新文化朝着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前进。     

“一国两制”──世界现代史上的创举

“一国两制”──世界现代史上的创举香港回归与“一国两制”的实施，是２０世纪中国历史上又一件大事，也是在世界现代史上创下的一个奇迹。它不仅对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关系重大，影响深远，并且具有世界性影响。７０年代后期，“一国两制”构想形成，在此后近２０年的时...     

论寒山诗歌中的宗教与文化精神

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第十一章“唐初的白话诗”中曾将诗僧王梵志、寒山与田园诗人王绩并列为唐代三大白话诗人，自此以后，寒山诗歌开始为现代学术界乃至西方世界所重视。我们认为，寒山诗歌其所以能够对古今中外读者产生较大影响，并非因为其中具有许多优秀的具有文学价值的内容，     

救国的味道:中国早期白话报的文脉

在晚清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中,有一个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的“细节”——即白话报的出现及其说国民的话、为国民说话的文化趣味。在大众化成为中国媒体发展主潮的今天,这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回味的细节。 早在19世纪30年代,外国传教士就在中国推行大众化办报风格,如当时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的《中国丛报》,大量报道世俗新闻,采用通俗的白话文体写作。由于时代的错位,这一举动并未在中国邸报的“死水”里泛起“微澜”。     

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的流变与趋向

中国诗歌在八十多年的流程里，几经波折，形容百般，诗歌流派和群落明明灭灭，新、旧两体明分暗渡，构成20世纪中同诗歌灿烂的星空。自由体新诗在新文化运动中、30年代、80年代掀起三个高潮后回落，中国诗歌数度陷入迷惘和困境。当代诗歌繁而不荣，昌而未盛，意象芜杂、零乱，题材雷同，主观意绪排挤诗质，语言粗陋且平庸，诗歌产品“私有化”现象严重……中国诗歌以何种姿态推启新世纪的门扉？笔者认为，中国诗歌必须调整目前的“自流”状态，注重纵向汲取和传承，不废横向移植，吸纳姊妹艺术的优质，潜入现实社会生活和人类灵魂的内层，追求诗歌本来命义，重建现代汉诗的语境。     

北京冒出个“浙江村”

北京冒出个“浙江村”本刊记者文天申翻开北京的新地图，上面出现了一个“浙江村”。用中国一个省——浙江——为一个“村”命名，这在北京还是第一次。浙江村位于市中心向南５公里南苑一带的城乡接合部。７０年代末，这一带的２４个村，约有两万居民。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     

“先锋”退场之后90年代中国文艺转型与“市民文化意识”的合谋

“先锋”退场之后９０年代中国文艺转型与“市民文化意识”的合谋王德胜“转型”一词的全部微妙之处，就在于它能从一瞬间突然勾起我们彩虹般的记忆和涩重的现实感受，并且在两者间串连起丝丝血肉情缘。而眼下，在我们的词汇库中，能够恰切描述９０年代中国文艺复杂景观的...     

“现代化”的概念与世界历史

“现代化”这个概念，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在一些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中零星地出现了，但是作为一种被学术界通用的概念，还是在这个世纪60年代的社会学领域里才最后得到公认的。今天，它已成为一个世界性概念了，一个世界历史中的关键性概念了，因为它表达和描述了一场巨大的有关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变动的一次性进程，一场无以伦比的、具有横扫世界之规模的、也是不断加速发展的进程。所谓“一次性”，就是指自它启动以来就具有的那种滚滚向前的不可阻挡性。人类现代化进程最先的起点，无疑可以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直至宗教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