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治理如何影响乡村自治：基于村庄网格化治理的反思

网格化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网格单元—网格员—网格长”这一套技术治理体系在进入乡村社会时,冲击了“村民群众—小组长—村干部”这一套既有的自治体系。合并小组与重新划定网格单元激化了小组间既有矛盾,破坏了村级自治的社会基础。从小组长中选拔网格员破坏了内生性力量的治理秩序,弱化了村级自治的中间力量。村干部担任网格长以应对上级考核,挤占了村级自治的主体资源,最终产生技术治理弱化乡村自治的后果。网格治理技术体系在下沉至村庄时要充分嵌入乡村自治体系,通过网格单元嵌入自治单元、网格队伍吸纳中间结构、降低村级网格考核压力,让技术治理为乡村自治增权赋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解维度、治理结构与发展趋势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为适应数字社会、老龄社会、中产社会的到来,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需构建新型治理结构,发挥党委领导的关键作用,协调好“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力量,将民主协商、法治保障、科技支撑贯穿社会治理的全过程,进而持续推动城乡基层治理、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矛盾化解、社会治安和犯罪防控、公共安全保障、网络社会治理等六大核心领域的发展变革。     

乡村治理秩序再造与国家回归——基于陕西省S村的讨论

城镇化是理解当前乡村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城镇化所带来的利益不仅激发了村庄活力,也可能导致乡村治理的失序与失灵。乡村治理失序是治理主体角色异化、治理规范缺失、村民—村干部—国家三者关系失衡甚至断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现代治理体系构建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背景下,国家回归乡村治理场域,通过制度设置、政策引导、规范下沉、监督体系完善等方式,发挥了兜底保障的功能,实现了乡村治理主体、治理规范和治理关系的再造,使乡村社会重归井然有序的治理状态,为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奠定了基础。     

新时代村治逻辑探究:行政与自治关系的均衡

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向乡村延伸的背景下,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对村民自治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既打破了税费改革之前行政与自治的均衡关系,又开始出现行政吸纳自治的趋势,表现为行政代替自治以及摒弃和忽略自治,从而增加了村级治理的负担。而在行政与自治相互结合且实现均衡的情况下,基层社会可以实现最优化治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重塑国家与村庄社会均衡秩序,成为"权利—义务"互构国家认同观之外的第二种维系国家—村庄的治理范式。关键在于治理主体的两极,即以行政化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理和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村庄与农民自主治理应达成一种均衡。     

中国传统县域治理体系探微

中国传统的县域治理体系存在于整个皇权帝制时代,有着两千多年连贯的历史。考察历史上的县域治理体系,能够为今天的乡村治理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中国传统的县域治理体系是按照皇权统治逻辑,伴随着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即皇权统治体系的构建而产生的,是其末端组成部分。县衙及其派出机构和准官方组织以及充斥于其中的县级长官、杂职官、所属员吏、差役和乡里精英,构成了县域治理体系。这套体系主要依靠县级官府对散户的控制和掠夺机制以及县级官府与乡里精英的"支持—回报"机制来开展县域治理。传统县域治理体系从属于皇权统治体系,其构建逻辑是错误的,很难被看成是一种治理体系,这是今天需要引以为戒的。如果去除统治的目的和功能,传统县域治理体系以县级官府为中心来治理乡村并灵活设置多样化的派出机构,这种体系构造值得今天吸收借鉴。不过,传统时代的所谓乡村自治基本属于想象,加之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早已发生巨变,因此于今没有多少启发和借鉴价值。     

我国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政策思考

社会稳定风险是工程项目建设的内在属性,并且遵循着"技术生产—制度诱发—主观建构"的生成与演化过程.项目建设的施工安全、邻避效应开启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治理,然而社会稳定风险具有明显的动态性,同时还包含着风险程度与级别的差异化呈现,以及不同主体的差异化行动策略加剧了社会稳定风险的生产与演化.根据达伦多夫的理论阐释,将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程度归结为"低强度—低烈度、高强度—低烈度、低强度—高烈度、高强度—高烈度"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主体分歧的弥合,以及实现社会稳定风险诱发变量的分解与阻隔.同时,我国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治理及政策导向有着鲜明的本土意涵,风险治理需要立足于工程项目技术风险及其"相处"问题,明确本土风险治理的制度环境,促进公众有效的风险沟通与权益表达正常化、规范化,才能实现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有效规避与常态化治理.     

新时代“警察下乡”探析——基于乡村治理的三元互动结构视域

在新时代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乡村公共事务治理存在着监督不力、程序不全等漏洞,某些地方村霸、恶霸以及宗族恶势力操纵基层政权,破坏了农村治理生态,阻碍了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基于此,可依照中国国情,构建"政党—行政—村民"的三元互动结构,整合新时代"警察下乡"的制度逻辑,将"警察下乡"纳入新时代农村治理格局。     

农村生活治理的困境和优化路径——基于对赣州、平谷两地的村庄调研

农村治理内容发生的生活化转向对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对赣州、平谷两地的村庄调研发现,环境恶化、生活失序是农村生活治理要解决的主要内容;政府主导型的农村生活治理面临合法性不足、治理绩效不佳、治理成本过大三重困境;经验证明,党员、妇女和老年人是农村生活治理的关键主体,他们分别扮演着政治转换器、家庭载体和文化建设主体的角色;"政府倡导—党员带头—农民参与"的治理架构、集中整治和常规治理并重的治理方法共同组成农村生活治理的有效机制。     

国家治理的机理性创新——以城乡统筹发展为视角

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在地方空间的实施遭遇了多种相互嵌套、复杂纠葛的难题。破解困境的关键路径在于从中央到基层的治理空间中,通过对"治官权"、"治民权"、"治事权"的科学分任,重构国家治理的权力结构,改变"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之间的治理权力配置与治理绩效互评制度,在基层空间真正建立政社协同治理,以国家治理到地方治理的全面变革引导社会、市场科学地参与公共决策、合理地表达私人或群体利益、积极地消除城乡差异,以实现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也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基于网络治理视角的宗教事务管理创新

宗教事务的网络治理指在不存在依附关系的各个主体,彼此信任、依赖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基础上,多元主体通过合作共享、有效沟通、资源整合,共同治理宗教事务的过程。宗教事务管理实现更高层次的现代化,关键是厘清宗教事务管理各主体的关系,从空间维度重构"省—市—区(县)—乡—村—点"结构,推动宗教事务网络治理常规化;从时间维度重造"事前预警—事中应急—事后恢复"流程,解决宗教事务网络治理规范化问题;从层级维度重塑"宏观搭台—中观定标—微观落地"机制,提升宗教事务网络治理制度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