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司法与个人：乡村矛盾纠纷化解的互嵌逻辑——以陕北富县“两说一联”为例

在推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过程中,乡村作为基层治理格局中的重要单元形态存在,然而,矛盾纠纷的复杂演变却与乡村和谐稳定发展的需求相悖。对陕北富县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纠纷机制——"两说一联"的探究发现,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综合考量多重力量的互嵌整合,构建合作利益链条。因此,通过复原矛盾纠纷事件及运用"两说一联"化解纠纷的具体过程,从角色定位、利益整合与观念转变角度来探讨互嵌逻辑的实现。     

协商民主视野下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创新——关于“民主恳谈”调解民间纠纷的个案研究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下中国,正面临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纠纷困扰,如何有效化解这些纠纷,一直考验着各级政府的社会治理智慧与能力。在今天民众不太习惯通过法律解决纠纷的情势下,地方政府及时创新化解机制并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来解决纠纷,显然是一个明智之举——自身既可以第三方的身份超然于事外,又可以负责任的精神置身于调解过程之中。当然这取决于地方精英对协商民主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也取决于当事人对协商民主的认同度。2013年,温岭市松门镇运用"民主恳谈"调解一起民间纠纷案,就是协商民主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一个成功案例。本文试图通过对案例背景、过程、结果的概述与分析,指出协商民主视野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变革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走出这种困境的建设性思考。     

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北川模式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化解、消除社会矛盾纠纷,使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使法定义务得到履行,使法律秩序的尊严和权威得以维护的一种机制。北川县自2004年以来,以依法治理乡村、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为工作出发点,进行了一系列有效整合基层法治资源,组建乡镇法律事务中心,设立村法制工作室等改革活动,构建起一个上下联动、多层次、高效率的基层依法治理工作机制新模式。北川模式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实践与发展,值得借鉴与推广。     

脱贫攻坚背景下农村矛盾纠纷化解策略探讨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使农村贫困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但也引发一些新的矛盾纠纷。结合农村脱贫攻坚所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探索农村多元化矛盾纠纷的化解之策,既有利于匡正农村社会风气,提高基层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又有利于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促进乡村治理效能的整体提升。     

利益和谐视角下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化解机制研究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方针政策下,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化解机制对推动和谐社会、实现依法治国有巨大意义。其中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也是农村纠纷化解机制的制度目标。但是现实中农民由于在社会利益博弈中的弱势地位而导致农村社会矛盾冲突加剧,造成我国农村纠纷化解机制运行困难。建立我国农村纠纷化解三维立体模式,强化我国的农村纠纷化解的制度体系、加强各个主体间互动,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和谐社会提出建议。     

民法典时代多元纠纷化解机制构建路径创新研究

民法典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在治理基础、治理主体和方式、治理资源和治理目标上均具有高度一致性，民法典时代要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坚持多元化主体协同治理。各地虽然都在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建设方面做出一些有益探索，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破解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构建“一核多元”纠纷治理新格局，要以民法典实施为依托，构建“五治融合”的解纷新模式，深化诉非多元衔接联动机制，构建全方位、立体化解纷新体系。     

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及其化解

我国在经历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也带来社会矛盾增多叠加的负面效应。当前基层农村矛盾纠纷呈现个人与组织、群众与干部之间的矛盾占主导地位,纠纷与群众切身经济利益紧密相关,并大多数为涉法矛盾,群体性纠纷日益突出,群众非正常解决问题的增多、而依靠法律解决问题的偏少,对抗程度增加等特征,深刻认识矛盾纠纷,弄清矛盾纠纷的态势、成因、性质,做好主动直面应对,并按照不越级、不错位、不包办的化解原则,加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机制运用,大力推行矛盾纠纷预警制、重大决策风险评估制、引发矛盾纠纷责任追究制,才能从源头上消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西安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创新研究

现阶段西安市的社会矛盾纠纷主要呈现出高发性、群体性、利益性、复杂性等显著特征。西安市现行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机制尚存在着重治标轻治本、调解组织不健全、管理松散、职责不明、监督不到位、协调对接不力、工作经费保障性差、调解队伍力量薄弱等突出问题。对此,应构建一套集风险评估机制、制度性利益受损补救机制、社会矛盾纠纷多元调解工作机制与保障机制为一体的新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以弥补和克服现行机制的不足,提高社会矛盾化解效率。     

城市拆迁及其纠纷调解问题研究

城市拆迁矛盾纠纷及化解已成为当前社会焦点问题,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防范和调解城市房屋拆迁中的矛盾纠纷,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有着积极且重要的意义。引起城市房屋拆迁矛盾和纠纷的主要原因是补偿不及时、不合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政府管理不到位,反映了目前我国政府对于如何管理与民事关系直接相关的公共事务还未驾轻就熟。因此,提高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能力,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及措施,建立健全拆迁矛盾的预防和化解机制,有助于解决城市房屋拆迁矛盾和纠纷。     

公安机关化解矛盾纠纷长效机制研究——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切入点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是公安机关高度重视的基础工作,但在警务实践中存在个别民警思想认识不清、工作能力不足以及工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新时代"枫桥经验"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公安机关可以借鉴"枫桥经验"之"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理念,构建以动态管控机制、多元化解机制、应急联动机制为主要内容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长效机制,以有效提升工作效能,及时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湖南省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调查和思考

近年来我省在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突出的社会矛盾纠纷。我省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对策应建立健全强有力的化解矛盾的组织领导机制;大力发展经济,构建合理的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立健全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引导机制,发挥其导向作用;建立健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法律机制,将社会矛盾化解引入法制化轨道;进一步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构建排查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将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建立和推行大调解格局,完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责任机制。     

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纠纷及其救济机制

我国在加速推进农村现代化、城市化的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的土地征收补偿纠纷。这类纠纷不仅牵涉的主体众多而且关乎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如若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将不利于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现阶段确有必要切合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纠纷的特点认真思考如何完善其救济机制。既要正确评判和解、民间调解及行政救济对解决此类纠纷所起的作用，亦有必要分析研讨，促进仲裁及诉讼在解决这类纠纷方面功能的发挥。     

关于油田企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几点思考

构建和谐企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是构建和谐企业的前提和基础。要针对目前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长效机制，以维护油田的和谐稳定，促进油田的科学发展。     

基层公安机关运用多元机制化解群体性矛盾探究

我国经济社会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积聚了很多矛盾和问题,往往成为引发群体性矛盾的导火索。基层公安机关迫切需要采用多元化的解决纠纷机制来化解群体性矛盾。为此,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协商和解、人民调解、行业调解等解决机制的功能,运用多元化的方式和手段化解群体性矛盾,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     

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近年来,乐山市公安机关着力探索新时期做好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方法路子,全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作者从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实践,并对如何进一步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提出了对策建议。     

公安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能力建设

公安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有效性的进一步提升要求加强其矛盾纠纷化解能力建设。而矛盾纠纷化解主体化解能力的大小主要受到情感认同、信任、权威、行动力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公安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时,存在情感认同严重缺失、警民信任面临危机、警察权威弱化、行动力严重不足等诸多问题。这要求通过树立群众观念、法治理念和责任意识,加强沟通、改善形象,强化权威等方式去解决。     

新时期农地流转纠纷仲裁解决机制探析

农地流转制度逐步确立和深入推行之后，随之而来的纠纷势必增多，农地流转纠纷能否得到高效及时的化解事关我国新一轮土地政策的成败。检视我国农地流转纠纷仲裁解决机制的现状，结合试点实际情况，反思仲裁中尚存的问题和不足之处。透视农地流转纠纷的激增给仲裁带来的巨大挑战和考验，从制度规范、组织运行及外部环境优化等层面搭建公正高效的仲裁解决机制。通过举证责任倒置、巡回仲裁庭、多元联动执行等制度创新，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对策，完善农地流转纠纷仲裁机制，为我国新一轮土地政策的推行铺平道路。     

转型中国纠纷解决研究必须坚持的三个立场——读刘加良博士《当下中国纠纷解决的基本立场》

<正>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利益的日益分化和社会的急剧变迁,社会纠纷大量涌现,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在社会控制机制相对削弱和社会治理体制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如何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尽可能的在可控范围内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就成为当前改革与发展的当务之急。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来,鉴于纠纷解决问题的重要性,纠纷及其解决机制日益成为各国学术界,特别是法社会学、法人类学、诉讼法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涌现了一大批文章和著作,成果斐然。在诸多的纠纷解决成果中,刘加良博士的新作《当下中国纠纷解决的基本立场》,从中     

社会组织在人民群众矛盾纠纷化解中的功用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这种社会转型一方面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人民群众矛盾纠纷更加复杂化、多样化。社会组织作为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通过其自身优势在化解人民群众矛盾纠纷中起到弥补政府治理缺位、市场调节失灵的功用,同时有助于形成化解人民群众矛盾纠纷的长效机制。从社会组织及人民群众矛盾纠纷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入手,结合社会组织化解人民群众矛盾纠纷的具体路径,对社会组织在人民群众矛盾纠纷化解中发挥的功用进行分析成为合适之选。     

行政与司法在纠纷多元化解中的双重面向

当下纠纷多元化解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双重面向:一方面在大量的常规性矛盾中行政机关与法院合作形式化;另一方面,针对少数非常规性矛盾,行政机关与法院以矛盾实质化解为目的形成了多中心协同治理的局面。其背后的机制在于,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行政机关与法院在应对常规性矛盾时各司其职,彼此合作需求弱化。但与此同时,面对非常规性矛盾,法院和行政机关具有协同治理的内在需求,在条块关系网络中二者又具备了合作的组织条件,当事人的策略行动推动常规性矛盾向非常规矛盾转化进一步固化了纠纷多元化解的双重面向。完善措施在于优化行政机关和法院各自纠纷化解职能的基础之上建立多元合作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