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邦正义到个人正义——关于《理想国》中“正义”思想的分析

《理想国》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其中的正义理论也开创了对正义问题讨论的先河。柏拉图通过建立一个理想国,从城邦正义推论到个人正义,总结出城邦与个人正义的同构观,并用各种制度把这种正义稳固下来。但是城邦正义是否可以推出个人正义?柏拉图的正义是否能够实现?这种正义理论又有哪些缺陷?这一系列问题还有待后人解决。     

正义城邦构想幻灭的认识路径分析

古希腊人一直坚持着关于正义的信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阐述了正义是理想国家的总体原则的思想,并建构了所谓正义城邦。正义城邦从一开始就具有虚幻性,注定要走向破灭,正义城邦理想的幻灭,与现实城邦的解体同步。对正义的神圣幻化和极端化,是对国家和政府的否定;而国家和政府的过分世俗化,是对正义的否定,同样将导致正义城邦理想的破灭。世界帝国、永恒正义、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正义城邦幻化与破灭的具体认识路径。美好公平正义社会理想不同于虚幻的正义国家梦想,应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构想。     

柏拉图正义观新探

柏拉图的正义观是古希腊社会政治哲学思考的高峰,他从可经验的个人正义开始,进一步对正义问题的理性追问、辩证归纳,揭示出正义的本质,并以此构想出理想的国家,提出国家的正义就是整个社会的和谐、秩序与幸福,力图以此伦理国家挽救城邦于危机之中。其正义观是国家主义正义观,德行之治、知识与教育对正义观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追求和谐的正义——兼论古希腊正义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诉求。古希腊的正义观念包含了自然正义、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三方面的内容,体现了古希腊思想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和国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和谐的美好愿望。当前深入分析这些追求和谐的正义思想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启示作用。     

论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及其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把正义分为普遍的正义与特殊的正义,特殊的正义包括三种:分配的正义、矫正的正义和互惠的正义,而分配正义思想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制度建设中论述的核心思想,也是论述最多最为详细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关于分配正义的两种形式的划分,即按算数平等分配和按比例平等分配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实现分配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论《理想国》中城邦——灵魂类比的合法性

"正义是什么"这一问题构成了柏拉图《理想国》一书的主题。柏拉图试图根据正义在个人灵魂与城邦中的相似性,通过分析城邦的正义来探寻个人的正义,简称城邦—灵魂类比。对于这一类比关系的论证,有学者对类比提出的合法性、类比结构能否一一对应等问题提出质疑,其中最主要的是正义观念能否作为这一类比的支撑。通过对"观念"("■")一词的内涵分析,揭示了在这一类比关系的论证中暗含着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以此为柏拉图城邦—灵魂类比论证的合法性辩护。     

论柏拉图正义论中的“身”之“患”

正义论是柏拉图哲学的主题,也是历来受学者们批判较激烈的部分。柏拉图对正义问题的探讨集中于对城邦正义与灵魂正义的一致性的论证,但这种论证工作困难重重。究其原因,柏拉图没有彻底解决＂身体＂与＂灵魂＂的关系,没有给予＂身体＂始终如一的角色定位,而是将＂身体＂看做一种＂患＂,因而他的正义理论隐含着自始至终的脆弱性。     

法的正义观与自由人的全面发展——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正义观的比较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正义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上，主要侧重于法律方面。而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正义问题的解答则体现在最后的“自由王国”中。在这两种不同正义观的解释中，亚里士多德主要侧重于“衡平”的思想方法和城邦的至善生活上，而马克思则侧重于自由人的全面发展上。尽管这两种不同正义观，在手段和方法上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从认识正义和实现正义的角度上来看，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思考正义和提出实现正义的方法，以此指出社会发展的出路以及解决人的存在问题。     

生态正义之理论建构 ——以"生产性正义"和"生产关系正义"为切入点

生态正义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重要生态哲学范畴。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当前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之路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条,即"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前者主要从"人与自然"层面表达正义诉求,后者则主要从"人与人"层面表达正义诉求。这两条建构之路对于人们把握生态正义虽有一定的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唯物史观原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正义"建构之路的出场则能弥补其相关缺陷,理由在于:一是"生产方式"内蕴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维度;二是正义的话语基础必然根植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三是生态问题的产生根源可归结于某种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应该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唯物史观原理为基础,坚持"大自然-人-实践活动"的有机整体性、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的内在统一性以及从"自然的解放"到"人的解放"的目标指向性,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和整体性地把握生态正义的本质内涵。     

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历史规定性

分配正义的历史规定性是指"历史"对于"分配正义"的"规定性"﹑"生成性"﹑"决定性"意义。既包含着对"历史是什么"的本体认识对于"分配正义"认识的"规定性"意义,也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方法论对于"分配正义"认识的"规定性"意义,且对"历史是什么"的本体认识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因此要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角度去论证"历史"对于"分配正义"的"规定性"。唯有此,才能在"分配正义"的认识上,避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才能驳斥马克思与正义关系上的"拒斥"论,才能真正认识"分配正义"在马克思理论里面的本真状态。     

重释马克思的正义观

在当今自由主义正义观霸权话语的冲击下,马克思正义观的阐释和重建需要基于马克思的文本语境在历史与逻辑的双重层面上展开。批判自由主义的"形式正义"构成马克思正义观建构的出场语境与历史前提;建构与自由主义正义观异质的"实质正义"构成马克思正义观建构的终极旨归与逻辑终点;澄明分析马克思主义有关马克思与正义的论争构成破解马克思正义观建构的逻辑迷阵。只有在批判、建构与澄明的三重奏中才能走出马克思正义观研究中历史必然性论证和道德论证的两极对立,凸显马克思正义论范式建构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政治正义及当代价值探究

马克思政治正义在批判自由主义正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政治正义理论与价值指向。结合马克思文本研究与精神本质,提出了以权利平等、分配正义、自由解放和人民民主四个维度为核心的政治正义内涵。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实际,提出了"基于权利与义务对应的制度正义"、"基于自由与平等均衡的分配正义"、"基于仁爱与美德统一的和谐正义"三位一体的政治正义。     

中国传统政治正义认知的历史建构

中国早期关于政治"自然正义"性和 "血亲正义"性的政治正义认知,虽经春秋战国时期理性精神的冲击与洗礼,却仍然被秦汉以后的政治正义认知所建构着.中国传统政治正义认知的历史建构深受早期文化的影响,其历史建构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夏商周时期关于 "时间"与"空间"的政治正义认知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以人的道德理性治世"的政治正义认知、道家"道法转关"的政治正义认知和法家"用政治囚禁社会"的政治正义认知纷呈与对峙的阶段;秦汉以后的"文士"与"官吏"合而为一的政治正义认知阶段.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思想

《理想国》以对话的文体形式向我们展现出一幅关于城邦的极致想象,以某种正义观念为基础,建立一种和谐的城邦政制。最佳城邦的建立需要最好的个人类型,那么这种类型的人柏拉图认为就是哲人。大多数人认为乌托邦是"理想国"的别称,哲人实现统治的难度很大,但柏拉图认为这非不可能之事,从而使我们重新思考"哲人王"思想的现实意义。     

基于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罗尔斯正义观评析

罗尔斯在他的正义理论体系中假设了一种"原始状态"和"无知之幕"的理想社会状态,认为只有在"无知之幕"的状态下,人类才可以实现绝对的正义。同时指出了两大正义原则及其优先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理论价值的三个公正,即起点公正、过程公正和结果公正。罗尔斯正义论具有社会契约性、理论直觉性、集体道德性、有限自由性和正义至上性的特点。他的理论虽然开创了对自由平等关系理解的新境界、推动了政治哲学主题从自由向平等转变、修正了自由主义的个人优先性以及对弱势群体给予了人道主义关怀,但是他运用的是非历史主义的推演方法,其理论只是暂时性地缓和了当时的社会矛盾、维护或改良了资本主义的价值框架,却没有从根本上指出资本主义的矛盾,其价值观依然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最重要的是其理论中设想的社会形态是假设的理想社会,与现实社会具有较大的差距,难以实现,且在其正义论中过度地讲平等,患有绝对平均主义痹症。     

“无知之幕”后的平等与正义——试论罗尔斯的正义观及其基本原则

罗尔斯关于平等与正义的理论多出自《正义论》,其逻辑起点是原初状态,原初状态最突出的特点为"无知之幕"。"无知之幕"下的原初状态作为一种可能性状态,其出发点引发了许多关于创造正义和检验正义的争论";无知之幕"的正义观有两个基本原则:基本自由原则,罗尔斯也论证了功利主义原则的不可行性;差异原则,涉及程序性正义和补偿性正义的哲学原理。     

苏格拉底与梭罗的不同坚持——由实体正义的不可靠性认识程序正义的价值

从"苏格拉底"到"梭罗",我们看到了对待程序正义的不同的态度。然而这个话题即使延续千年,在现实社会运行中,道德直觉的实体正义与理性求证的程序正义仍然争议不断。因此,我们认为需要通过对实体正义不可靠性的分析,达到对程序正义的价值的认识。     

“共产主义与正义”之争及其破解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共产主义与正义"之争在英美学界渐渐开显,现已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论题:一方把共产主义与正义割裂开来以展现马克思对正义的拒斥,强调正义会随着共产主义的到来而变得"多余"或趋向"消亡",正义的环境也会随之超越,因而共产主义不需要正义;另一方认为共产主义内蕴正义的价值,按需分配明示了正义的存在,利益冲突和角色差别不可能完全消除,因而共产主义不会终结正义。正义在马克思那里有着不同的意涵和指涉,正义是共产主义的根本特征,共产主义是高阶正义的真正实现,共产主义与正义相互兼容、内在汇通。     

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正义”概念的重构——基于布坎南—伍德正义问题争论的分析

西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中,艾伦·布坎南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代表。他通过对艾伦·伍德"交易正义""先定和谐""虚假的意识形态"以及"偷换概念"的批判,重新建构了马克思正义问题的逻辑结构,并提出马克思的"正义"是"共产主义的非法权评价视角"。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因为这种制度是"不正义"的,人失去了社会生存的"权利"。而共产主义是最符合"正义",最能够满足人类生存"权利"的社会。然而,在布坎南看来,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是一种超越法权框架的评价视角,共产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优越,不是因为它实现了正义和权利。共产主义社会作为阶级消亡、国家消亡的理想生存方式,根本没有"正义的环境",言外之意,根本不需要提出"正义"和"权利"的要求。因此,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正义和权利不再是问题的社会。这样,自然就变成了"非法权"的社会。     

共享理念与分配正义原则

在分配正义问题上,当代西方主要形成了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和诺齐克的"持有的正义"两种主张,二者均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共享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思想,从人类解放层面超越和校正了当代西方的分配正义原则,促使我们更加客观地认识共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