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能力视角下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与组态路径——基于全国重点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城市数字化转型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引起学界广泛重视,但鲜有研究关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与差异化路径。借鉴动态能力理论,从技术、组织、管理三个维度建构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分析框架,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全国重点城市的数字化转型实践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数据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基础,由此形成了“基于数据的制度驱动型”和“基于数据的创新赋能型”两种高水平城市数字化转型路径;非高水平的城市数字化转型路径则包括“财政与数据限制型”和“财政与体制约束型”两种。结论有助于厘清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与约束条件,为理解差异化的城市数字化转型路径与因地制宜地实施城市数字化转型战略提供了思路。     

技术驱动与科层统合：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交互机制

本文将“一网统管”建设作为考察时下中国技术与制度，更具体说是数字技术与科层制度关系的一个切口。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城市治理变革，我国各大城市都在全面探索数字化转型这一技术治理导向的城市治理创新之路。与此同时，城市管理体制发展正在经历“重心下移”的势态。在此双重逻辑下，各行政层级如何回应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需求？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国当前数字化转型阶段，技术与治理不是单向赋能或决定的，而是交互的。本文提炼出交互型平台治理的四大机制：虚实互映、感行合一、双轨合力、人机融合。为了解决政府科层组织僵化低效、条块分割等带来的超大城市治理难题，上海市提出以技术与制度双轮驱动的创新方式来将数字技术融入到科层组织之中，寓技术于组织，试图推进技术与制度的交互影响与变革，从而实现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革命性再造。     

数字政府如何与法治政府更好结合？——基于技术与制度融合的分析视角

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相结合的系统集成目标，必须遵循技术与制度融合的方法逻辑，统筹协调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与法治价值的规制机能，推动政府治理各个领域数字化发展与技术应用各个方面制度化保障的融合治理。在技术赋能上，数字技术助推法治政府现代化转型，实现对法治政府治理理念、组织结构、运行模式的数字化再造。在制度保障上，依托法治规则有效调和技术风险，从政务数据流动的标准化、数字权力运行的程序化与数字问责机制的规范化三个方面，搭建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框架。     

“数据的流动”：数字技术驱动城市韧性治理的理路探析

在数字化城市构建中,“技术赋能”作为理解数字时代下城市公共安全建设的技术分析框架,日益难以解释在实践应用中所涌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聚焦电子数据的流动,有助于理解数字技术嵌入城市韧性建设的过程。基于“流动空间”理论框架,城市韧性数字化建设中的数据流动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数据支撑层、应用平台层和数字空间层。这些层面的交叠与循环展示了数据流动的复杂性。在韧性城市建设过程中,多维数据流动不仅增强城市系统对各种风险的快速响应能力,也促进跨部门之间的紧密协作,并且深化治理体系的参与程度。此外,数据流动通过数字技术为城市韧性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包括敏捷的透视能力、高效的协同整合能力以及深层次的参与能力,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未来挑战提供支持。     

数字界面视角下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原理——以城市大脑为例

基于数字化转型和界面治理理论,提出一个分析城市大脑、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城市治理的数字界面治理分析框架,认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质是建构基于城市大脑的数字界面,核心是实现智能城市治理。基于数字界面治理理论,结合城市大脑治理的外部环境、数字界面、内部结构、智能治理目标等要素,提出了城市大脑和智能城市治理的八大设计原理,即可能性原理、交互性原理、形态性原理、结构性原理、路径性原理、协同性原理、演化性原理和评价性原理。研究者可以围绕着这些原理开展研究,提出具体的假设和命题,并进行实证检验,以形成城市大脑和智能城市治理的知识积累。     

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研究

以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是数字化时代实现乡村善治的迫切要求。探索性构建了“数字治理-治理能力-治理绩效”的逻辑分析框架,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数字乡村试点县与非试点县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了以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为表征的数字治理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效果及潜在路径。研究表明,农民数字治理参与显著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且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对乡村法治能力、德治能力以及乡村治理的政治绩效和福利溢出的促进作用。农民数字治理参与不仅直接促进乡村治理绩效改善,还可通过乡村治理能力尤其是德治能力和法治能力提升间接优化乡村治理绩效。研究还发现,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削弱了村庄空心化程度对乡村治理能力的负向影响,强化了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化环境对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的积极作用。据此,从完善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机制设计、多路径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增强发展包容性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卷首语

数字化浪潮风起云涌,推动全社会数字化转型。从宏观层面看,以"城市大脑"为代表的城市治理有什么数字化转型的普遍规律?以经典剩余价值理论框架审视当今数字经济体系,"数字剩余价值"有哪些核心视点,其治理思路又如何?在微观层面,电商直播俨然深刻融入社会生活,必须进行规范治理。本期"前沿研究"刊发一组文章回应上述几个问题。《数字界面视角下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原理——以城市大脑为例》基于数字化转型和界面治理理论,提出一个分析城市大脑、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城市治理的数字界面治理分析框架,认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质是建构基于城市大脑的数字界面,核心是实现智能城市治理。     

制度赋权与技术赋能：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何以重塑——基于参与式治理视角的双案例分析

农村人口外流的现实背景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决定了重塑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至关重要。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不足,其实质是赋权不够和赋能不足。在阐释制度赋权与技术赋能多维作用路径的基础上,依托参与式治理的CLEAR模型构建了重塑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的分析框架。剖析案例村庄的治理实践发现：“权能”融合机制是数字时代促进农民主体作用发挥的重要路径,制度赋权保障了农民的治理主体身份,为其权利表达创设了激励机制,数字赋能则提升了农民的可行能力,使其逐渐具备实现自由发展的能动性;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重塑的过程是制度优化与技术嵌入不断革新的过程,双重机制的作用发挥具有阶段性与融合互促性,有赖于乡村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共进及村民乡村认同感的不断提升;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应积极搭建参与式治理平台适配数字治理转型,避免数字治理对乡村社会自主性的消解,造成数字“赋能”滑向数字“负能”。从微观层面拓展了农民主体性作用发挥的研究,丰富了赋权增能理论及参与式治理理论在乡村治理中的嵌入与应用。     

技术赋能治理的异化风险及其防控

快速迭代的数字智能技术正将人类社会带入一个充满张力和不确定性的时代，传统社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不断提速。数智社会的良性发展既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势，也要警惕技术赋能可能存在的各种异化风险。要辩证理性地看待数字技术及其运用，处理好治理目的和治理手段、数字权力和公民权利、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技术赋能和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发挥数智技术正面效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预防、控制和消除其潜在风险以及负面效应，通过数智善治创造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     

推进数字化转型 畅享数字化生活

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化发展,明确提出数字中国战略,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随着数字化发展,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成为面向未来塑造城市核心竞争力以及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之举。近年来,无锡市高度重视数字化城市建设,始终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加速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用数字化改善公共服务、赋能社会治理、升级政务服务、集聚发展要素,努力让人民群众畅享美好数字生活,更好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驱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农业农村发展路径,加快培育高质量经济新增长极。当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驱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还面临顶层设计不完善、通用目的技术范式不聚焦、常规基建数字转型难度大等现实困厄。立足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助推、加速与优化的动力机制,从农业生产智能化、农产品流通便捷化、乡村治理数字化、环境治理智慧化创设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驱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模式。为充分发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本文提出如下创新路径：政策机制“粘性渗入”,提供基础应用保障;信息服务“结网连片”,激活内生发展动力;经营主体“精准培育”,推动经营体系运行;治理结构“合理优化”,实现“三农”最优自治。     

共建数智化产业链新业态

2020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北京市加快新场景建设培育数字经济新生态行动方案》提出,新场景的主线是以数字化赋能经济发展和培育优化新经济生态. 基于北京市过去在数字产业化领域的积累以及在城市场景中产业数字化的实践,建议"以企业数字化转型为根基,以拉通产业生态为桥梁,带动区域经济转型"是释放北京经济新动能、抢占新经济发展制高点的重要路径.     

公共管理敏捷革命：中国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交叉案例研究

公共管理敏捷革命并非效率革命,而是治理数字化转型阶段政府治理能级升维。敏捷治理以在敏捷性中捍卫可治理性为使命。依据可治理性寻求之进路（制度或技术）与机理（确定性或灵活性）,可将敏捷治理实践划分为“制度创新-确定性寻求型”“制度创新-灵活性寻求型”“技术赋能-确定性寻求型”以及“技术赋能-灵活性寻求型”等四种类型。基于交叉案例研究发现,作为系统工程,公共管理敏捷革命是全要素、全周期、全方位敏捷的产物,强调以贯通政府敏捷与社会敏捷为方法。理想形态的城市敏捷治理体系构建需以平台化运作为基础,有机黏合并支撑起“想要敏捷”“能够敏捷”以及“必须敏捷”等完备要素体系,并以控制论为指导,将有效的反馈控制循环植入其中,确保城市治理体系以灵活迭代的方式保持持续敏捷。     

东京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做法

近年来,从建设"城市大脑""智慧城市",到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再到近来热议的"数字孪生城市",数字化已全面融合渗透到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摆在各国城市治理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国际发达城市都在积极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希望用数字技术深度参与城市各项管理,用数字化手段促进城市建设和城市治理。     

全面推进北京城市数字化转型

北京进入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具有重大意义.要坚持整体性转变,推动经济、生活、治理全面数字化转型;坚持全方位赋能,构建数据驱动的数字城市基本框架;坚持革命性重塑,引导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数字城市;进一步创新工作推进机制,科学有序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     

数字乡村建设：形势、特征与重点

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农村整体数字化发展态势积极向上。但与城市相比，由于先天性资源禀赋差异，数字乡村建设也面临顶层设计需进一步深化、城乡“数字鸿沟”较大、农村数字经济潜能挖掘不足、乡村数字治理体系需要完善、农民数字化技能有待提升等薄弱点。对此，应采取有效措施，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推动乡村数字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赋能新时代乡村现代化发展。     

关于沈阳加快建设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沈阳打造立足东北地区、面向东北亚、辐射全球的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沈阳要从持续优化消费环境、以数字赋能消费创新发展、提升城市消费国际化程度以及打造对接国际的消费制度和消费政策等方面发力,把沈阳建设成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动沈阳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实现新突破。     

资源型城市社会治理的困境及对策

为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举措,资源型城市当进一步抓准发展机遇,赋能市场经济机制;紧跟发展趋势,健全法治协调机制;围绕发展核心,优化公众参与渠道,从而以扎实有效的经济措施、法治体系、制度建设及管理手段实现资源型城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价值悖论及调适路径

数字时代，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一种共识和趋势。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体现为工具主义、化约主义和避责主义。虽然数字技术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现代化的曙光，但数字技术并不能独自带领基层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坦途。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证明“基层社会治理+数字技术”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万能公式，相反，两者会在耦合互嵌的过程中产生一些价值悖论，这主要表现为“协同与分化”“高效与低能”“自由与束缚”“赋权与集权”等多元目标之间的冲突和张力。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就要从制度、理念等多角度入手对二者之间的价值悖论进行调适，缓和数字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数字治理与行政执法改革：技术、制度与价值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法治政府建设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治理遵循“技术—制度—价值”逻辑,形成三维主体间的互构关系,与数字时代的行政执法改革具有契合性。当前,行政执法改革实现部分目标,但技术层面存在数据壁垒与数字形式主义,制度层面出现综合与专业的张力、权力与能力的悖离,价值层面产生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保护等原定目标出现一定异化,对技术赋能制度、制度实现价值、价值形塑技术产生阻碍。需要以数字治理为引领破解行政执法改革困境,通过统一数据标准和集约建设一体化平台,基于需要的整体主义助力有限度的执法体制改革,推进公民参与和监督执法,实现技术、制度与价值的相互构建,完成数字时代行政执法转型升级。同时,应谨慎对待数字时代行政执法改革中的新挑战,促进数字治理与行政执法改革协同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