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审查起诉中的告知程序

所谓告知程序，是指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部门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不起诉的案件后，依照法律规定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可以委托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的程序。根据告知程序实施的情况，笔者试从告知程序的意义、规则、适用及其完善问题作些探讨。 　　一、设立告知程序的意义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条分别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     

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程序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程序是我国《行政处罚法》设定的关于行政处罚的一项基本程序,它对告知的时间、方式、内容和不告知的后果都有严格的要求,对规范我国行政处罚权的行使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我国《行政处罚法》对事先告知程序的规定还比较粗糙,造成在适用中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加以反思和完善。     

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程序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程序是我国《行政处罚法》设定的关于行政处罚的一项基本程序,它对告知的时间、方式、内容和不告知的后果都有严格的要求,对规范我国行政处罚权的行使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我国《行政处罚法》对事先告知程序的规定还比较粗糙,造成在适用中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加以反思和完善。     

来稿摘编

江苏省常熟市公安局李明在《浅谈实施治安管理处罚中较大数额罚款适用听证程序的困惑》一文中对实施治安管理处罚中较大数额罚款适用听证程序提出了质疑。认为依照《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实施治安管理处罚中较大数额罚款应当告知当事人有举行听证的权利,但是否适用听证程序,有各种不同意见。     

审查起诉阶段告知程序的缺陷与规制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设定告知程序，有利于保障诉讼当事人充分行使其权利。目前，刑事诉讼审查起诉阶段对于告知程序的规定相对简单并存在一定缺陷，司法实践中未予告知、难以告知、迟滞告知和敷衍告知等现象较为普遍，影响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因此，亟需对我国审查起诉阶段告知程序进行重构和完善。     

浅谈卫生行政处罚决定前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及应用实践

卫生行政处罚决定前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总结,阐述在办理适用听证程序的处罚案件中,在下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的同时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对完善此项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卫生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相关问题浅析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行政处罚前的事先告知程序进行分析,结合现行卫生行政执法文书使用中常见的问题和缺陷,提出了解决方法和处理建议,并对现行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文书提出了修改意见。本文将有益于执法人员更好地理解行政处罚前事先告知程序的法理意义,有利于执法人员正确履行法定义务,保证卫生行政处罚的公正、客观。     

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听证制度的若干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的有关听证程序内容过于简略化、原则化,不易操作,需要加以完善。听证适用范围应扩大到各种具体行政行为,“较大数额罚款”需重新界定;听证申请权须延伸到所有利害关系人;听证告知制度要规定告知方式及告知书的内容;听证通知制度应规定将第三人和案件调查人员作为听证通知的对象;应明确规定案件调查人员享有质证权;尽快确立案卷排他性原则;应充实听证中证据制度的规定,丰富听证程序适用方式。条件成熟时可将听证制度专列于《行政程序法》之中。     

公告程序的法律适用

笔者通过审判监督实践，发现在民事审判中，人民法院适用公告程序实施传唤、送达、宣判等诉讼活动时所形成的习惯做法，存在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严重不符的现象，同时也暴露出民事诉讼法在公告程序的适用条件、公告地域范围、公告前的查证、公告方式等方面存在立法缺陷，亟待完善。适用公告程序存在的问题及立法缺陷民事审判中，在决定适用公告程序以至适用缺席审判程序等环节，没有审批制度予以规范，亦无合议庭合议决定作为根据，全凭独任审判员、合议庭中案件承办的人个人意志决定，存在随意性。对适用公告程序的原因，如何查证、认定当事…     

论行政处罚的告知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主要包括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听证程序和告知程序.其中的告知程序容易被人们忽视,笔者试图通过论述告知程序,启示行政执法人员重视告知程序,呼唤社会公众能够自觉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论反垄断法对经营者集中的规制

依据《反垄断法》的规定，中国对一定门槛规模以上的“经营者集中”采用了事前强制申报的制度，并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直接处理的实质性权力，但许多细节和具体操作问题仍待补充。本文从审查原则、门槛设置、事前申报程序、审查标准、救济措施五方面，对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规制提出了细化和完善的建议。     

领事通知问题论要

领事协助是一国保护本国在国外公民的重要方式，当一国公民在所在国受到羁押、拘禁时，其获得领事协助的前提是其本国驻该国的驻外国领事机关获得领事通知。近年来国际法院在布雷德案、拉格朗案、阿维纳案等案件中针对《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36条1款作出了美国违背其向有关国家领事的通知义务和告知当事人其获得领事帮助的义务的判决，法院认为公约赋予个人以权利，即当事人有领事通知权。领事通知的一体两面在于对所在国为一项义务，对外国当事人则为其享有的权利。领事通知的发展反映了人权背景下对外国人保护的加强，主权国应该重视在对外国人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的进行领事通知。海外中国公民应当注意运用领事通知权保护自己的权利。     

财政贴息的行政法思考

财政贴息是政府提供的一种补贴形式,广泛存在于我国多个行业领域。财政部有关财政贴息的规定主要以规范性文件和通知形式存在,效力等级低、内容简单。财政贴息应遵守法律保留原则。相关法律中应有财政贴息的原则性规定,同时留给行政机关灵活处理的充分余地。对财政贴息活动的法律控制,实体方面应遵守比例原则,程序方面应实现程序规范化,并引入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     

Quo vadis information society? Notification of draft rules on e-services in the EU

From its inception the European legislator has adopted a mixed approach to the regulation of a novel and complex phenomenon of the Internet based commerce. The idea of harmonisation or approximation of laws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a parallel process of monitoring of draft laws pertaining to e-commerce, known as the notification procedure under 98/34/EC directive related to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se the notification principle in the light of the Notification Directive as well as the practice of states as evidenced by data gathered in a database of submitted drafts.     

试论债权转让合同通知义务的履行

我国《合同法》第80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这一条款即是我国当前法律对债权转让制度的具体法律规定。但由于该规定过于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和适用。因此，有必要对债权转让中通知制度的设定价值及通知义务的履行主体、时间、方式进行探讨，以期在司法实践中使债权转让制度更合理地实施，以真正地发挥其价值。     

The effects of presumptive parole dates on institutional behavior: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This article reports research conduc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Parole Commission to examine whether the provision of greater determinacy in the setting of prison release dates, known as “presumptive parole,” affects the frequency or nature of prison disciplinary infractions or program participation. An experimental design was used in which prisoners in an eligible pool of cases were randomly allocated to experimental (early notification of a “firm” parole date) and control (traditional procedure) groups.     

债权让与续论

债权让与合同生效,现实债权即移转于受让人,债权让与通知与否影响不到这个事实。债权让与合同存在着可撤销的原因时,当事人即可主张让与合同的变更或撤销。债务人对于让与人的抗辩,并非总能够对抗受让人。对于债权打包让与,可将打包的债权拆包,就每一项债权专门成立一个债权让与,分别赋予其法律效力;亦可将打包债权视为一个"物",按照一项债权让与处理。债权让与通知为一种事实通知,其本身不得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     

保理合同中应收账款多重转让的优先顺序——以《民法典》第768条为中心

《民法典》保理合同章规定了保理合同、担保合意和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三部分的内容。无追索权的保理本质上是债权买卖合同结合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买卖合同是债权转让的原因行为。有追索权的保理本质上是借款合同结合担保合意和债权让与担保。担保合意构成债权让与担保的原因行为,并决定债权让与担保中的清算义务。《民法典》第768条规定了同一应收账款订立多个保理合同的数个保理人之间的优先顺序,确立了登记优先、通知次优的规则。在未登记也未通知时,引入了按比例分割债权的规则。尽管我国学说对于债权分割规则批评较多,但是这一规则的价值基础在于债权人平等原则。在债务给付可分的情况下,多数债权受让人之间形成按份债权关系;在债务给付不可分的情况下,多数债权受让人之间形成债权准共有。     

我国刑事赔偿制度归责原则反思

对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我国有学者主张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有学者主张适用违法责任原则,还有学者主张适用结果责任原则,等等。这些原则在解决应否赔偿的问题上都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刑事赔偿制度与一般侵权赔偿制度有重大区别,刑事赔偿程序由国家向受害者支付赔偿费用的程序以及追偿程序两大程序构成,这两大程序应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前一程序应适用结果责任原则,后一程序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我国国家赔偿法对刑事赔偿归责原则的规定存在严重缺陷,应当进行彻底重构。     

土地征用公益目的性探讨——基于可操作性要求

公共利益既是土地征用的理由,亦是其限制.对公共利益这一内涵极不确定的概念,各国立法与判例都有不同之解读.认为基于可操作性要求,从实体上采列举方式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有其必要性,但应明确赋予法院有公益目的的审查权力.鉴于公共利益是一变动不居的价值判断,从程序上增加公益目的听证程序限制公权力的滥用更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