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权力"的异议与证成

当前算法研究中,"算法权力"这一概念还存在着一些争论.算法是不是一种权力?如果是,算法为什么是一种权力?这既是认识上的问题,也是现实中的问题.学界基于本体论视角和系统视角分别产生了"算法不是权力"和"算法是权力"这两种在形式上对立的观点.理论上,从支配力视角出发可以证成算法权力,支配力是权力的核心要素,那么拥有支配力的算法是权力;实际上,算法具有重要的社会性,它以技术集合的支撑、私人资本的嵌入与公权力的嵌入为基础,生成了算法权力.算法权力生成基础的糅合将产生多种算法权力形式,主要包括算法操纵、算法合格权威以及算法合法权威等算法权力形式.正确认识算法权力及其形式对于全面理解算法、应用把握算法以及治理算法具有重要作用.     

国家政治安全视角下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研究

网络空间已成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掌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显著标志;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是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核心价值取向。国家政治安全视角下,我国面临着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消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防御力、网络虚假信息传播侵蚀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公信力、多元价值观并存淡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响力等挑战。要着眼于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争夺的紧迫感,从内核引领、技术致胜、制度保障等方面,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中的核心指导地位。     

职业协会惩戒行为司法审查之新探

鉴于授权理论的不足,我国的司法审查受案标准应采纳公共职能标准,以解决职业协会惩戒行为的可诉性问题。从平衡司法权和协会自治权的角度,司法审查应当遵从穷尽协会内部救济规则而非行政复议先行规则。另外,在惩戒规则的解释、案件事实的认定、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适用与行政裁量四个方面应当合理把握司法审查之强度。     

我国应采取抵押权顺位固定主义的质疑

一、问题的提出 当同一物上设立多重抵押权时，若次序在失的抵押权消灭，次序在后的抵押权能否依次升进？对此有两种不同立法例：抵押柳顾位固定主义和升进主义。前者以德国和瑞士为代表，规定在抵押权确立以后，其次序固定不变，先次序抵押权消灭后，后次序抵押权并不升进。在顺位固定主义立法中德国和瑞士又有所不同。德国为所有人抵押制度，依德国民法，广义的所有人抵押（包括土地债务）之成立，分为两种情形：一为“设定”，即所有人为自己于自己所有物上设定抵押权，其抵押权自始即为所有人自己所有，被称为原始的所有人抵押；一为“…     

生态环境治理价值理性的解构

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工具理性泛化以及经济效率至上是传统生态环境治理价值理性失位的表现。这是由环境治理观念的功利化、治理主体身份的工具化以及环境治理重＂管制＂轻＂协同＂等原因所致。生态环境治理价值理性的重构包括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宗旨目的,法治、民主的方式途径以及服务、道德化的功能效果三方面内容。     

土地征用公益目的性探讨——基于可操作性要求

公共利益既是土地征用的理由,亦是其限制.对公共利益这一内涵极不确定的概念,各国立法与判例都有不同之解读.认为基于可操作性要求,从实体上采列举方式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有其必要性,但应明确赋予法院有公益目的的审查权力.鉴于公共利益是一变动不居的价值判断,从程序上增加公益目的听证程序限制公权力的滥用更具有现实意义.     

职业协会惩戒权边界之界定

职业协会惩戒权的主体是职业协会而不是协会的主管行政机关。惩戒权拘束的客体是违法行为以及与职业有关的不当行为,不包括与职业无关的不当行为。在内容方面,职业协会惩戒规则不可设置有关限制成员生命权、人身自由权的惩戒种类,这属于加强型法律保留。而惩罚金、公开谴责、取消会员资格、终身禁赛、取消注册资格等惩戒种类,可先由国家法律作出原则性规定,后由职业协会惩戒规则具体化,这属于框架性法律保留。职业协会无需法律保留可自行创设的惩戒种类,包括警告、训诫、内部通报批评、一定期限的暂停执业资格、剥夺协会章程所赋予的利益等。     

风险社会中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困境与路径选择

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与我国的食品安全治理困境二者存在着内生关联性.处于高速发展期和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当前食品安全形势堪忧,由于一系列因素的制约,我国政府管制主导型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存在着食品安全监管理念的偏差、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设置的不合理、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不健全、食品安全监管效力的不足以及食品安全监管评估的欠缺等问题.因此,未来我国的食品安全治理应从面临的困境出发,在批判反思现有监管模式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多元协同治理的食品安全治理新模式.     

著作权质押标的的网络立法探讨

网络催生了些许新型权利,也改变了一些传统财产权的内涵,这些权利的质押需要重新界定。另外,由于著作精神权利既有财产内容也可以转让,著作精神权利质押当无问题。     

论宪法基本权利在民法中的效力

基于宪法之控权品质,宪法基本权利对民事立法、国库行为中的给付行政、民事司法解释和法院填补法律漏洞之行为有直接效力;宪法基本权利对国库行为中的行政辅助行为和行政营利行为、私人间民事行为仅有间接之效力;宪法基本权利对民事司法解释有直接效力,对法官造法及法院填补法律漏洞有直接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