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侦查中的控制下交付与诱惑侦查

毒品犯罪侦查中的控制下交付和诱惑侦查是两种不同的侦查措施,但长期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二者的关系存在错误的认识,而且缉毒部门也因为各种原因更多地选择采用诱惑侦查来侦破毒品案件。在法治化背景下,具备合法性的控制下交付在惩罚犯罪和程序公正上比诱惑侦查更符合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应成为打击毒品犯罪的主要侦查措施。基于国内实施控制下交付时存在的困难,缉毒技术与装备、缉毒人员素质、缉毒协作需通过必要的举措予以加强。     

日本的毒品问题及其诱惑侦查的理论与实务

日本的毒品问题及其诱惑侦查制度的创设;日本运用诱惑侦查手段侦缉毒品犯罪的范围及其策略与方法;日本有关运用诱惑侦查手段侦缉毒品犯罪的判例及其法理与论争.     

诱惑侦查的必要性、合理性及适用原则探讨

诱惑侦查是一种由侦查机关实施诱惑而诱使侦查对象犯罪并将其抓获的特殊手段,由于我国立法目前对此还没有明确规定,其合法性问题一直颇受争议。本文探讨了在现阶段我国运用诱惑侦查手段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合法性,主张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应当坚决反对,对“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应当支持,并提出了适用诱惑侦查的五个原则,以便将我国的诱惑侦查纳入法制的运行轨道。     

毒品犯罪中适用诱惑侦查的法制化研究

诱惑侦查具有传统侦查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在打击毒品犯罪中发挥着巨大威力。在西方许多国家,已经率先实现诱惑侦查法制化。我国诱惑侦查目前还处于实践中广泛存在但没有法律依据的尴尬境地。要实现毒品犯罪侦查中实施诱惑侦查行为的法制化,必须通过立法对诱惑侦查制度予以合法化、法制化,逐步完善诱惑侦查的约束机制和保障机制。     

贩毒案件中的诱惑侦查之合法性分析

当前,受国际毒潮的影响,我国的毒品犯罪形势日趋严峻,毒品消费以及毒品犯罪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日益严重。鉴于贩毒案件的特殊性,在现实的迫切需要下,侦查部门在贩卖毒品案件侦查中开始适用诱惑侦查措施。国内关于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讨论较多,但少有结合具体案件实践分析适用诱惑侦查措施是否合法。在贩卖毒品案件中适用诱惑侦查措施有其必要性,从实体法、程序法角度看也具备合法性。     

毒品案件中运用诱惑侦查的必要性分析

毒品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和其在我国高发的态势,决定了我们必须加强对其打击力度。然而,由于毒品案件的隐蔽性、调查取证困难的特点,导致常规侦查措施失效。而诱惑侦查由于其主动性、侦破案件高效性及可以快速收集、固定证据等特性,使其成为打击毒品犯罪所采用的主要手段。     

以情报信息引导缉毒侦查实践

毒品犯罪的基本特征决定了缉毒侦查模式对传统侦查模式的异化,须确立“情报至上”的侦查理念。在缉毒工作现代化的进程中,应以情报信息为先导,构筑全程化的缉毒情报系统。当前要加强禁毒情报系统建设,搭建共享平台;更新情报观念,广辟情报信息来源;以信息协作为纽带,进一步完善缉毒侦查协作机制;不断优化缉毒机构和运行模式。发挥公安缉毒部门在“大缉毒”中的“领头羊”作用。     

论侦查谋略在边防部门管辖的毒品案件中的运用

毒品案件侦查谋略具有隐蔽性、迷惑性、针对性、灵活性、实施目的的限时性和施谋对象的不完全确定性等特性。毒品案件中运用侦查谋略的必要性是由毒品案件的特点和我国公安边防缉毒现状所决定的。公安边防部门在侦查毒品案件时常用的侦查谋略主要有巧设圈套、引蛇出洞;以惑诱错,示假隐真;欲擒故纵;巧施离间,分化瓦解;将计就计,攻其不备,以奇制胜及深入虎穴,内外夹击。毒品案件侦查谋略运用中应注意胸怀全局,周密计划,随机应变,因势制敌,依法施谋。     

诱惑侦查在零星贩毒案中的应用研究

零星贩毒案件是贩毒分子将毒品"化整为零"后投入毒品消费市场的最后一个环节,能否在这时破获、查处贩毒案件,决定着缉毒工作的成绩和禁毒事业的成败。为应对毒品泛滥的严峻现实,我们大量使用着诱惑侦查这一尚存争议的侦查手段,在取得骄人战绩的同时,我们不应漠视其中存在的问题。鉴于诱惑侦查在法学界还存在不少的争议,文章局限于在零星贩毒案件中应用的探讨。     

浅谈我国缉毒斗争的难点

本文试就我国缉毒斗争的难点及其对策作一些粗浅的分析和阐述。难点有:一、我国缉毒力量薄弱,没有形成打击的拳头;二、缉毒经费匮乏,侦查手段滞后;三、缉毒情报信息的调研、采集处于手工阶段,使我国缉毒侦查工作处于慢节奏状态;四、对毒品犯罪的严重性、危害性认识滞后。对策是:1、提高认识,树立打持久战的指导思想;2、增大对缉毒斗争的投入,改善缉毒机构的装备和缉查手段,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缉查技术手段和缉毒策略措施;3、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缉毒专门机构和队伍。     

法治视阈下的诱惑侦查及适用限制——基于毒品犯罪诱惑侦查的分析

诱惑侦查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明文规定,然而司法实务中却早已广泛适用,这难免有合理不合法之嫌。对于诱惑侦查应限于特殊类型的重大犯罪行为,并首先要界定其是“犯意诱发型”还是“机会提供型”。对于“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应当排除该案的全部证据,以证据不足做出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对“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应规定基本原则和操作流程,并根据具体案情,对被告人做出合理的定罪量刑处罚。     

控制下交付论纲

控制下交付作为打击毒品犯罪尤其是跨国的有组织的毒品犯罪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已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是其他缉毒措施和手段所无法取代的。有鉴于此 ,世界各国纷纷通过有关法律对控制下交付予以肯定和规范 ,并积极地运用于缉毒斗争中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控制下交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又决定了运用该项措施必须注意策略与方法 ,否则极易功亏一篑 ,导致不利局面的出现     

浅论诱惑侦查制度的原则缺陷及完善措施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诱惑侦查被应用于打击毒品犯罪等隐蔽性犯罪上 ,若不从立法上对诱惑侦查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 ,极易导致警察权力的失控与“掉入陷阱的不幸者”权利的被侵犯。诱惑侦查如何不与人权潮流相违背 ,如何在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中找到平衡点 ,亟需在立法上加以理性的规定。     

诱惑侦查的刑法审查

钓鱼执法的不良影响引起了行政执法方式的全面反思。刑事领域中,钓鱼执法的孪生兄弟诱惑侦查同样也值得反思。诱惑侦查本质上具有法益侵害性;在罪责承担方面也与罪责自负理论背道而驰;从行为表现看来,诱惑者与被诱惑者构成了共同犯罪;对被诱惑者追究责任也违反了刑罚的目的。诱惑侦查虽然在毒品案件侦查中被不同程度的运用,但其在刑事实体上仍然具有明显的危害。     

浅析诱惑侦查运用于贿赂案件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主动、高效的侦查手段,虽然在其他刑事侦查中已被采用,但由于其在价值取向和制度层面上存在诸多障碍,在检察机关查办贿赂犯罪中却未采用过。如果能够转变侦查思路,创设诱惑侦查规则,诱惑侦查也可以在贿赂案件中广泛使用,并收到良好效果。     

我国警察圈套抗辩陷入困境原因分析

2012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1款已然将"诱惑侦查"纳入立法规制之中。其实,诱惑侦查在我国刑事侦查活动中早已大量运用,并且在打击犯罪、保障人权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然而诱惑侦查一旦运用不当,就会侵犯公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成为"警察圈套"。侦查程序的高度封闭性、立法规定的空白、裁判者难以作出无罪判决或终止诉讼程序的判决三方面的原因使得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警察圈套抗辩陷入困境。     

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中被诱惑者的罪与罚

诱惑侦查手段普遍适用于毒品等隐蔽性犯罪,已为我国法律所肯定.但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我国学说上普遍主张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被引诱者在实体法上作无罪处理,似有不妥.程序法上,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证据的排除,根据我国法律只限于某些场合.从国内外实务来看,对被诱惑者“定罪但从宽处罚”的做法得到广泛认可,我国应当进一步将这一做法具体化.由于对被引诱者减、免刑事处罚的规定已逾越司法解释的权限,应由立法解决.     

论诱惑侦查在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中的运用

诱惑侦查作为特殊的侦查手段，目前虽无法律明文规定，但因其在打击某些类型的刑事犯罪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已被广泛地运用。在打击严重破坏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等犯罪中，同样有使用诱惑侦查的必要。研究森林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如何合理、慎重地使用诱惑侦查，对于有效地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保持生态平衡，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有着特殊意义。     

零星贩毒案件“情节严重”的认定与庭审量刑意见

司法机关在结合当前开展的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试点工作中，如何将零星贩毒案件“情节严重”的认定与量刑给予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建议针对零星贩毒者打击不力的现状，确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从而更加准确、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就成了公诉和审判实务中的一个新课题。     

略论事实婚的重婚罪

目前 ,我国出现了相当数量事实婚重婚的现象。根据新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对事实婚的重婚行为以重婚罪定罪处罚并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为了更好地惩罚事实婚的重婚罪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应就事实婚重婚行为可构成重婚罪的问题 ,制定一个新的、比较完善的司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