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世主义与帝国传统走向民族主义——齐亚·格卡尔普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研究(下)

奥斯曼帝国晚期意识形态混乱困扰着处于孕育发展状态中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这构成了齐亚·格卡尔普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格卡尔普对较有影响的各种政治思潮进行了分析与批判,重点批判了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帝国传统与宗教普世主义,倡导并支持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其最高理想是通过政治、经济、法律、道德、语言、文学、艺术、宗教和哲学的民族化,摆脱外国侵略,获得民族独立,建立世俗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土耳其的伟大民族复兴,并最终实现土耳其现代化.     

“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模式"是世俗权威政治的产物,其基本内涵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激进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和西方化。土耳其历史的发展重塑并改变着土耳其模式的内涵,并形成了埃尔多安时代的新版"土耳其模式",即奉行消极世俗主义、民主化、市场经济和对外自主性,强调尊重宗教传统价值观。新版"土耳其模式"是土耳其教俗力量较量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民主政治属性,显示出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温和化以及伊斯兰与民主可以相容的特点。新版"土耳其模式"为政治转型中的阿拉伯诸国提供了借鉴,并产生了示范效应。但是,"土耳其模式"乃独特历史发展的产物,是难以被复制的,它本身尚未定型,有其局限性和过渡性特征。     

试析土耳其文官政治与军人政治的博弈——基于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实践

军人在土耳其历史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曾经通过3次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并通过还政文官政府使土耳其沿着凯末尔主义的方向前进。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尽管文官政府和军方极力维持脆弱的平衡关系,但双方在权力争夺、加入欧盟、库尔德问题、复兴伊斯兰文化等方面分歧重重,争端不断。文官政治和军人政治博弈的结果说明了土耳其的军人政治逐渐让步于文官政治,军人干政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难再发生;尽管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的斗争仍很激烈,但已逐渐趋于理性;正义与发展党"保守的民主"模式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可,将为中东诸国提供一种民主发展的范式。     

“新泛突厥主义”运动及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挑战与应对

大致从2007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再度执政并推行“新奥斯曼主义”政策以来,泛突厥主义获得新动力,相对于之前的泛突厥主义进程(1991年至2005年间),类似现象或可称为“新泛突厥主义”。2009年,土耳其明确以“新奥斯曼主义”作为治国和外交方略,其实是对之前政策的确认,而泛突厥主义正是“新奥斯曼主义”意识形态兼容的部分。与此前相比,土耳其与中亚、高加索相关各国互动更加频繁,中亚、高加索各国积极配合,各方合作水平提升；初步具备了机制化的合作平台,进行突厥语国家的多边合作。土耳其政治家不仅用“新奥斯曼主义”凝聚国民,也在争夺中亚、高加索的“大牌局”中,获得地缘文明、地缘政治优势,其影响不断扩大,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现在,俄罗斯、西方国家和土耳其在东欧和中东的激烈争夺必将影响中亚形势,而中亚地区与中国国家安全紧密相关。泛突厥主义也会给中国带来意识形态-文化的挑战、甚至安全威胁。因此,必须深入观察其动态和趋势并积极应对。     

庇隆主义的历史地位

庇隆是阿根廷现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总统。在他执政时期阿根廷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由他创立的“理论学说”——庇隆主义推动了战后阿根廷的发展进程,代表了阿根廷历史的一个阶段;以这一学说为基础出现的庇隆主义运动现今仍是阿根廷社会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也有一定影响。     

土耳其外交的战略深度主义

战略深度主义是近年来活跃于土耳其外交舞台的新外交思想，其以土耳其的历史深度和地缘战略深度为基础，主张对此前土耳其不平衡的外交政策进行修正，并扩大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     

“奥巴马主义”的变奏——奥巴马执政后期的对外政策

以2014年为时间节点,正当奥巴马政府开始投全力打造“奥巴马主义”外交遗产的时候,国际局势和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些重大变化使“奥巴马主义”遭遇了严峻挑战.为此,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在打造“奥巴马主义”遗产与回应挑战、质疑之间维持艰难的平衡.一方面,奥巴马坚持“奥巴马主义”的基本要义,坚守对外干预的门槛,另一方面,对挑战和质疑做出回应.两者动态的调适构成了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期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线索.但奥巴马政府的努力进一步凸显了“奥巴马主义”的困境.“奥巴马主义”与特朗普的外交主张之间并非完全的南辕北辙,在“收缩”、“内顾”等主张上存在着内在一致性.     

信仰对话:当代土耳其民众伊斯兰运动的主导话语——法图拉·葛兰及葛兰运动解析

法图拉·葛兰是当代土耳其著名的伊斯兰思想家,信仰对话是他的核心思想.坚持宗教宽容与民族平等、信奉和平与非暴力的理念、建立民主制政府,以及捍卫民族国家安全是信仰对话的基本内涵.由葛兰的信徒发起的葛兰运动是当代土耳其民众伊斯兰运动的代表,他们通过建立教育、传媒和商业网络搭建信仰对话的平台.葛兰的信仰对话思想体现了伊斯兰教的时代适应性,以及当代土耳其伊斯兰运动的发展趋势,推进了宗教多元主义的历史建构.     

中东地区格局新变化分析

从2010年底开始持续至今的中东大变局，已经把中东地区拖入新的动荡、转型和重塑时期。伊斯兰主义力量乘势扩展政治影响——中东多数国家的政治体系不同程度的发生变化．为伊斯兰主义力量扩大影响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而伊斯兰主义力量政治影响力的上升又在深刻影响区域内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态的变化；主要地区机制在变局应对中此消彼长——呈现阿拉伯联盟疲弱、海湾合作委员会扩张、非洲联盟崛起的态势；区域内主要大国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土耳其外部环境改善、伊朗面临地区环境趋于复杂、以色列的安全环境显著恶化。     

试析战略纵深主义对土耳其外交的适用性——基于隔离行为体的视角

土耳其作为位于中东和欧盟两个安全复合体之间的隔离国,长期以来具有传统隔离行为体的脆弱性、边缘性和消极性特点。自20世纪90年代起,逐渐向"非传统"隔离国转变。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执政后,土耳其外交在"战略纵深主义"指导下表现出异常积极的"非传统"特质。该主义以土耳其"无与伦比"的"地理纵深"与"历史纵深"为逻辑起点,给土耳其设定了"全球行为体"的超前目标,选择发挥"中心国家"优势,积极介入多地区并发挥领导作用作为其实现路径,意图突破隔离国的身份。但隔离行为体性质对土耳其外交的制约依然明显,且与战略纵深主义间存在巨大张力。"阿拉伯之春"爆发刺激土耳其冒险采取武力作为重要外交手段,最终导致这种张力无法调和,外交陷入孤立。后达武特奥卢时期,埃尔多安仍奉行战略纵深主义,而土耳其外交战略调整必须建立在对其进行扬弃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