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走向法治的必然选择——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

中国要实现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必须彻底扭转程序工具主义的理念,建立程序正义的理念。程序正义是法治国家的标志,是从人治到法治、从传统法文化到法治现代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种观念。只有确立程序正义的观念并以此作为审判方式和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理念,才能最终实现法治国的理想。     

论程序正义理念——简析罗尔斯《正义论》与中国法治建设

法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是社会进步的历史选择。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构建了程序正义的理论体系,罗尔斯的程序正义体系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了启示。程序正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我国必须树立程序正义的理念,在立法上完善程序正义制度,执法上依法行政,司法上落实程序正义,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通过程序正义实现刑罚效益

现代法律程序的实质是排除恣意因素,保证法律实体正义的客观公正,而通过程序正义实现刑罚效益是追求程序和实体正义完善统一的唯一正确选择。民主主义和法律职业主义相结合的刑事立法程序是保证刑罚实现最大效益的首要条件。刑罚功能的发挥取决于刑事司法程序的公正,其基本要求是把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实体真实和正当程序有机结合起来。程序公正、诉讼当事人对诉讼及其裁判结果的主观感受和情感反应可以促使刑罚效益的最大发挥。我国刑事司法走向程序法治之路漫长而曲折,只有通过程序正义才能真正实现刑罚实体正义,达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和程序公正、合理的有机结合。     

程序正义在刑事审判实践中的意义

本文从正义的理念入手,探讨了程序正义的价值和内容,强调了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在重新梳理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之后,分析了审判活动所体现的程序正义的内容,进而阐述了程序公正对刑事审判实践的重要意义。     

谁之修正——对我国刑法修正案制定权的反思与重构

在刑事法治之下,刑法修正案已然成为弥补刑法典不足,保持刑法典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客观要求.刑法修正首要是实体正义,但实体正义的实现有赖于程序正义做保障,两者皆不可偏废.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刑法修正案的制定主体,不仅违反宪法的规定,而且违背立法法设定的权限划分,不仅丧失了刑法修正的程序正义,而且破坏了法治原则和精神.应将刑法修正案制定权回归全国人大,从而使刑法修正与我国刑事法治的多元化建设联系起来.     

主观程序正义理论中国化的逻辑及其展开

当代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在社会中培育程序正义理念的内生性动力，主观程序正义理论因其社会实证的研究方法而可能成为推动程序正义理念内生化的切入点。传统上的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研究主要基于跨文化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存在过于强调文化因素、忽视社会动态发展、滥用“集体主义”观念等问题。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需要超越此种模式，直面中国法治实践，将“文化”概念具体化、回到事实本身发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着力点、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论体系中恰当定位。在具体研究中，前述逻辑的展开表现为在政策导向中寻找突破口、在典型场景中寻找事实、在主观感受中寻找制度衔接等特点。通过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推动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和程序正义理念的内生化。     

我国刑事再审制度的价值理念重建

由于我国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对实体公正的刻意追求,而忽视了程序正义、司法权威等诸多刑事诉讼中理应包含的价值,刑事再审制度的价值理念重建成为必要,提起再审的目的应着重实现程序正义,淡化再审制度中国家职权干预的色彩,强化人权保护。     

程序正义理念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程序正义"作为一种以司法的公正平等和公民自由平等权利的维护与尊重为基本价值的理性的法律理念,从法律的维度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推动因素。程序正义理念的缺失必然会阻碍法治和谐社会的建构。因此,培育程序正义理念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程序正义之用——通过程序挑战法律

随着对"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摈弃,程序正义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在肯定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的同时,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让程序正义在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中大展手脚。法治建设不仅仅是国家的事,它的实现需要每一个公民的共同努力,因此本文换一个角度着重从"守法"方面分析了程序正义在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作用。     

当代中国程序正义缺乏的根源及对策分析

法治的本质是程序之治,程序正义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从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至今,我国在程序法治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没有经历过商品经济从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发展的过程,人们也就没有自然地形成现代法治理念。本文从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四个方面出发,分析了当代中国程序正义缺乏的根源,并相应地提出了程序正义在中国的实现途径。     

建构程序法治之路——解析《程序正义的中国语境》

程序正义作为英美法系的一种法治理念,又称为"看得见的正义",是司法实践应当具有的最基本的要素,更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题中之意。笔者在《程序正义的中国语境》的基础上谈了自己的浅见。     

从云南李昌奎案谈刑事正义

本文以云南省李昌奎案为研究基础,依据我国当前《刑事诉讼法》、《刑法》、相关司法解释和当前刑事政策对案件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进行探讨。正义作为法的基本价值,必须以正当和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追求正义是法律的信仰,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终极目标。     

程序正义的中国语境

程序正义在中国的语境中已被曲解,这种曲解不仅与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程序工具主义、纠问式诉讼模式、法治基础薄弱有很大关系,与现实的程序价值理念及立法与司法的严重脱节密切相连。中国语境下的“程序正义”既是我国在迈向法治社会进程中传统文化与制度的缺陷的现实表现,又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一种必然产物。中国要走向程序法治,不仅需要相应的人文环境和相关的法律制度作为支撑,还需要在程序法治的实践中不断地加以检验并修正自己。     

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现状及重构

民事再审程序是民事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具有补救当事人权利失衡的作用。随着程序正义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程序正义对各项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民事再审程序也不例外。为适应程序正义的要求,本文从民事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出发,对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进行了分析与重构,以求对我国法治的完善产生一定影响。     

程序正义与中国的法治建设

本文简要分析了程序正义的含义、渊源及价值,并结合我国的法治建设论述了程序正义在法治建设中的重大意义。     

浅谈中西法律传统下的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作为正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在中西法律传统中有着不同的境遇。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国人程序观念淡薄,程序正义无法在传统中国生根发芽。西方是程序正义观念的发源地,具有该观念得以生长的良好法治环境。我们应根据国情,汲取西方程序正义的优质思想资源,走程序正义中国化之路。     

刑事程序人道价值初论

人道作为刑事程序的基本价值一直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实际上,在刑事程序中提出和强调人道价值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它既是刑事诉讼制度伦理的欲求,也是现代刑事法治精神的体现;既有克服和矫正刑事司法实践过度功利化之需要,也是推进刑事诉讼现代化的必要.就人道的本源来说,有"把人当作人"和"使人自我实现"两重涵义.由此出发,刑事程序的人道价值也即从这两个层面及八个方面展开.程序人道价值与程序正义价值同属程序的内在价值,两者具有不同的内涵,不应相互替代,它们共同构成了正当程序观念的基本要求.     

刑事程序价值论:程序正义与人权保障

本文对刑事程序价值的概念、内容、意义和实现的方法进行了研究 ,旨在建立一种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程序正义论。本文认为 ,刑事程序价值是其具有的伦理价值 ,它与程序正义、人权保障有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刑事程序价值的意义不仅在于保障人的尊严 ,而且对于司法权力的精致化和正当化 ,对于诉讼中事实的发现和案件的解决 ,都有积极意义。本文提出了实现刑事程序价值的程序原则和规则 ,并且说明了在刑事程序价值受到侵害时的惩罚和补救方法。     

浅论司法潜规则——以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为视角

法治是指对公共权力的法律控制，也是指以法律规则对社会的规范化治理。潜规则的盛行，是法治的异化，也是法治建设中的一块绊脚石。导致司法潜规则的原因有很多，本文将从正义价值出发，简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与司法潜规则的相互影响，以及面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价值冲突与平衡，我们该如何对待司法潜规则。     

程序正义视野下监察证据规则的审查

现代证据规则的构造既要从认识论层面理解证据与事实之间的主观因果关系,又要从价值论层面贯彻当事人主义的程序正义理念。为实现独立监察的目标设定,《监察法》确立了以监察为中心的证据规则,有效地集中了反腐资源、提升了反腐效率。然而,选择性吸收《刑事诉讼法》部分内容所形成的监察证据规则,存在虚置证据转化机制、过分倚赖言词证据以及排除非法证据不充分等有违程序正义的法治隐忧。为重塑监察证据规则的法治模式,一方面要借由发挥《监察法》第33条第2款的"委任性功能",制定监察立法的实施细则,以刑事审判为标准补正监察证据规范的内容;另一方面要通过对刑事程序与实体立法的必要调整,塑造监察证据收集、固定、审查和运用的过程监督以及刑事责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