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的中国语境

程序正义在中国的语境中已被曲解,这种曲解不仅与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程序工具主义、纠问式诉讼模式、法治基础薄弱有很大关系,与现实的程序价值理念及立法与司法的严重脱节密切相连。中国语境下的“程序正义”既是我国在迈向法治社会进程中传统文化与制度的缺陷的现实表现,又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一种必然产物。中国要走向程序法治,不仅需要相应的人文环境和相关的法律制度作为支撑,还需要在程序法治的实践中不断地加以检验并修正自己。     

当代中国程序正义缺乏的根源及对策分析

法治的本质是程序之治,程序正义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从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至今,我国在程序法治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没有经历过商品经济从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发展的过程,人们也就没有自然地形成现代法治理念。本文从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四个方面出发,分析了当代中国程序正义缺乏的根源,并相应地提出了程序正义在中国的实现途径。     

中西诉讼价值理念之比较——以“诉讼”的语义分析为视角

诉讼一词在中西方法律文化中的含义不尽相同,通过对其进行语义上的考察经比较会得出,中国的诉讼价值理念体现为解决纠纷、澄清案件事实的实体正义,而西方的诉讼价值理念更多地注重于人权保障、维护法律权威的程序正义。     

浅论程序正义的内涵及独立性价值

我国司法工作长期奉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法文化和司法价值观成为直接导致重实体、轻程序。在这种程序虚无主义观念中,程序的独立性价值被忽略,随着司法理念的深入,程序正义已经普遍被承认,同时也确立了程序正义的独立性价值,本文将对程序正义的内涵和独立性价值做一简单的探讨。     

浅议程序正义的局限性

程序正义在司法实践中是一项重要的价值原则,对于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程序正义的追求对我们的法制化建设意义重大,所以我们应该不懈地追求着程序正义.但是程序正义的实现需要特定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再加上现代诉讼理论和模式的变迁,以至于很多案件的实际处理过程中并没有体现程序正义原则.本文指出为了能够在我国很好地实现程序正义,我们必须认识到程序正义局限性,以及在我国如何来确立和完善体现程序正义和程序正义局限性的制度.     

走向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是依法治国的标志,而我国程序正义的理念比较缺乏。本文首先从传统的诉讼文化角度分析,为什么西方注重程序正义而我国却程序正义虚无。接着通过列举个实例说明我国目前由于受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仍然不注重程序正义。最后通过剖析刘涌一案,对如何树立程序正义提出建议。     

现代法律秩序生长的综合性程序正义评析

程序正义有两条分歧的经验,一是相对程序工具主义,二是程序内在独立价值论。对此不应择一而用,而应建立综合性程序正义理念,就是在分析各种理论局限性的前提下,撷取各种理论优长进行更高层次的融合,进而型构一个综合性程序正义的理论框架。其核心意义在于提供一个多重价值选择体系,针对变革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区域、时域、对象,在多重价值体系中作出最优的价值抉择,推动现代法律秩序生长。     

程序正义与中国法治建设浅析

法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也是社会进步的历史选择。中国现实中的"程序正义"是我国在迈向法治社会进程中传统文化和制度缺陷的现实表现,也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一种必然产物。它需要经过现代与传统、现实与历史、本土法律文化与外来法律文化的冲突与磨合,还要结合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不断的融合与整合。本文认为实现程序正义是贯彻法治的必由之路。     

现代中国走向法治的必然选择——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

中国要实现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必须彻底扭转程序工具主义的理念,建立程序正义的理念。程序正义是法治国家的标志,是从人治到法治、从传统法文化到法治现代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种观念。只有确立程序正义的观念并以此作为审判方式和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理念,才能最终实现法治国的理想。     

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评陈瑞华教授《程序正义理论》

程序正义理论自20世纪末传入我国以来,法学、哲学以及其他诸多领域都深受熏陶,理论著作层出迭现。而我国研究程序正义问题的诸多学者中,北京大学陈瑞华教授是最早系统论述程序正义理论的学者之一。在深耕程序正义理论研究的三十年间,陈教授不仅对程序正义的学术史作了系统的梳理与评价,还通过总结实践经验,提出了新的概念与理论,推动了程序正义的中国化进程。     

中西法制文化中的程序正义——兼评新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司法实践中程序正义的影响

程序正义作为司法实践中的一项重要价值原则,既是保障实体正义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又具有其独立的价值意义。我国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制定了众多保障程序正义的制度或措施,本文拟从中西正义理念的思想渊源、中西文化传统思维习惯间的差异对正义理念和制度的影响、程序正义的独立性价值及与实体正义的关系等方面对中西方法制文化中的程序正义理念作简要的对比和介绍,同时对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实际运行作一些展望。     

程序正义在中国的缺失和实现——余祥林案和刘涌案的启示

程序正义作为司法实践中的一项重要价值原则，是保障实体正义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程序正义的文化基因与传统。这也是中西方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区别。在强调并大力推进法制化建设背景下，作为舶来品的程序正义，如何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真正得以贯彻落实，就成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容回避和刻不容缓的课题。     

程序正义的社会心理学及在纠纷解决中的运用

法律权威需要寻找一些方法,以解决冲突并增进和协调人际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考察中,社会心理学领域中围绕"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以实验方法展开的研究成果显示:程序和程序正义在解决纠纷方面存在巨大的潜能。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角度,程序正义的社会心理学及其在美国社会的冲突衡量与评价、冲突转型的治疗分析以及冲突解决策略的可行性认识等方面,均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也有助于我们分析美国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 (ADR)适用的各种情境。     

浅谈中西法律传统下的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作为正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在中西法律传统中有着不同的境遇。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国人程序观念淡薄,程序正义无法在传统中国生根发芽。西方是程序正义观念的发源地,具有该观念得以生长的良好法治环境。我们应根据国情,汲取西方程序正义的优质思想资源,走程序正义中国化之路。     

多元化程序机制的解构主义论证

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作为正义程序的两种模式,分别蕴涵了两种“中心主义”理念和“二元对立”等级。两种程序模式存 在着各自固有的结构缺陷,诉讼实践行动必将消解程序结构“中心”、颠覆“优位等级”。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两种唯理性设 计程序模式所固有的反理性本质,正义程序并非人之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对社会纠纷解决实际所需机制的回应。没有一元化的正 义程序,正义程序的意义应撒向四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其固有的合法性。     

论中国法治环境中的无罪推定

无罪推定在一个国家之内的执行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程序正义的实施程度及其司法化程度。中国的法制环境是比较复杂的,是由中西法律文化思想交汇的而成的,中国的无罪推定,可以由小见大,观察到在西方法律移植的过程中,中国在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中所需要改进的地方。     

论程序的成本、价值与正义

人权运动的发展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使人们对司法过程中正义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传统的对程序的价值有着两种近似对立的看法:程序工具主义价值理论和程序本位主义价值理论.随着社会的进步,程序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保障方式受到人们日益的关注。程序所具有的约束国家权力扩张和滥用以及促进人们更自觉守法方面的作用,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同。但是,诉讼资源的有限性迫使我们努力去寻找能最大化的保障正义实现的程序成本。     

论程序正义理念——简析罗尔斯《正义论》与中国法治建设

法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是社会进步的历史选择。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构建了程序正义的理论体系,罗尔斯的程序正义体系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了启示。程序正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我国必须树立程序正义的理念,在立法上完善程序正义制度,执法上依法行政,司法上落实程序正义,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正当程序是实现法治的必由之路——《程序与法治》读后感

随着依法治国的不断推进，正当程序在法治建设中的价值进一步彰显。怎样完善我国正当程序，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但鲜有从整体上深入把握者。本文通过简述孙洪坤教授的《程序与法治》，论述了实现程序正义的途径及价值。     

接近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的观念在我国的理论界和司法界已普遍确立 ,但如何由观念走向实践还未为学者们所关注。综观我国司法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弊端 ,在合宪性控制、司法资源与诉讼观念问题则尤其值得重视。如何保障程序正义的价值 ,真正地从理念走向实践 ,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改革的难题。本文通过对西方国家接近程序正义运动的考察 ,力图寻求接近程序正义 ,也即程序如何实效性的为当事人所利用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