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应不应该干预家庭暴力

充分认识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是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前提。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必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家庭暴力危害严重,应该干预;家庭暴力规律特殊,需要干预;有关法律明确要求,必须干预。警察对家庭暴力的干预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作用主要源于警察工作的特殊性、身份的特殊性和职权的特殊性。基层派出所民警干预家庭暴力具有重要意义:求助方便快捷,干预及时效果好;预防方法多样,教育宣传辐射广;有效干预家暴,综合治理好处多。     

社会性别主流化视野下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思考

社会性别主流化理念,有助于我们分析警察干预家庭暴力遭遇的执法困境,推动警察处置家庭暴力案件的社会性别视角的建设,从而探讨警察干预家庭暴力中如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警察干预家庭暴力模式的构建——国外、境外的经验与我们的选择

警察是干预家庭暴力的重要职能主体之一,但目前我国还缺乏明确的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模式和规范。目前国外、境外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主要模式有三种,即积极介入、限制介入和法定介入。确定我国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模式面临着法定职责与法定措施不对应、警察权介入家庭暴力的限度定位不明确、缺乏充足的社会支持以及警察自身对干预家庭暴力的态度不够积极等四个方面的困境。综合我国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和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我国警察干预家庭暴力应采取法定介入和社区警务相结合的模式,并应制定详细的规范操作流程。     

警察干预家庭暴力模式之完善

家庭暴力已成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现阶段,我国对防治家庭暴力问题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探索和实践,但警察干预家庭暴力问题的研究仍然比较缺乏,探索警察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理论尤有必要。本文针对我国现阶段警察干预家庭暴力存在的问题,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构建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有效模式。     

我国警察干预和处置家庭暴力案件应避免的认识误区

目前我国一些警察在干预和处置家庭暴力案件方面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认为我国家庭暴力并不严重；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行为；家庭暴力仅仅是家庭纠纷，不是违法犯罪；警察干预和处置家庭暴力应以调解为主。鉴此，我国应当加强警察有关反家庭暴力方面的培训，提高警察反家暴意识和能力；结合具体情况，实行调解和处罚并存的干预模式；制定和完善警察干预和处置家庭暴力案件的规范和程序。     

警察干预家庭暴力实证研究——基于江苏四地(市)的调查

通过调查,结果显示:虽然警察对家庭暴力及司法干预有一定的认知,但因为认识不到位、培训不重视、立法不完善、机构不健全等,造成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意识、能力有欠缺,干预措施、尺度、目的有偏差,多部门合作有困难.建议重视警察干预家庭暴力意识和能力的提高,探索警察办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置规范,设立专门的防治官和建立家庭暴力事件信息库,发挥警察干预在反家暴立体网络中的作用,制定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     

警察防治家庭暴力的调查与思考

警察机关作为公权力机构的一线代表,对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江苏4地10个派出所的调查,结果显示：警察对家庭暴力的整体认知状况、对法律干预的态度、对法定干预职责的理解等都有所改变和进步,但由于培训、立法、机制等方面的原因,警察机关的干预作用仍然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要重视警察防治家庭暴力意识和能力的培训,制定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建立反对家庭暴力的专门委员会。     

中美警察干预和处置家庭暴力案件比较研究

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中国警察和美国警察在干预和处置家庭暴力方面存在以下不同：关于家庭暴力认识方面的不同；关于警察干预和处置家庭暴力模式上的不同；关于警察处置家庭暴力执法规范和技巧的不同；关于多机构合作方面的不同。我国应完善反家庭暴力方面的立法，树立正确的警察反家暴观念，转变调解为主的模式为调解和制裁并重的处置模式，强化社会多机构合作，有效地打击和防范家庭暴力案件。     

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策略与行动

中国警察对家庭暴力的干预既受国际社会反家庭暴力运动的推动,也与中国政府对家庭暴力的重视有关,还受中国近年来法律改革的影响。这构成了中国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社会背景。公安机关与人民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策略主要有：人权战略与法律改革战略的结合;努力构建政府领导的主流工作模式,实行综合治理的多机构合作;预防、教育、打击与求助相结合,惩治施暴人与救助受害人的统一;建立公安机关防治家庭暴力长效机制与创造性开展工作相结合。     

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困难与对策

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困难涉及法律政策、当事人、警察自身、执法保障和多机构合作等多个方面。解决这些困难需推动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加强反家庭暴力的宣传,开展专业培训,争取领导重视和建立多机构合作机制。     

对家庭暴力减少项目执行情况的评估

家庭暴力减少项目（DVRU）是美国司法研究所和警察部门的合作项目。在执行该项目过程中发现,其实施价值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认为警察能够干预家庭暴力,但公众担心该项目将不会继续存在。在警察内部,由于社区警务为公众提供了分享警察权的要求,警察传统权威受到挑战,警察并不适应这种改变,仍然会擅作决策,这导致DVRU项目的执行未能完全按原计划方案进行。     

论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现状及对策

家庭暴力破坏家庭和谐,影响儿童健康成长,易引发恶性暴力事件,公安机关应积极干预家庭暴力。但是因为家暴案件自身有很强的隐蔽性和反复性,目前公安机关的干预行为存在执法力度不够、制裁措施不力,易入心理误区,调查取证难度大等困境。解决这些问题,应全面界定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完善家庭暴力举证责任归属、形成规范的操作流程、紧密结合社区力量。     

美国警察"社区为本"的反家庭暴力模式

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警察就开始介入反家庭暴力运动.美国警察对家庭暴力的干预是美国近年来对家庭暴力的认识转变、法律改革、警务改革的结果.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与研究,他们总结出"社区为本"的反家庭暴力模式.在"社区为本"的反家庭暴力模式中,美国警察开始从传统的、持消极处理态度的调解者身份向现代的、持积极处理态度的执法者和社区服务者角色转变.这种"社区为本"模式有助于充分利用社区的各种资源,帮助受虐者,对预防与消除家庭暴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警察“社区为本”的反家庭暴力模式

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警察就开始介入反家庭暴力运动。美国警察对家庭暴力的干预是美国近年来对家庭暴力的认识转变、法律改革、警务改革的结果。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与研究。他们总结出“社区为本”的反家庭暴力模式。在“社区为本”的反家庭暴力模式中，美国警察开始从传统的、持消极处理态度的调解者身份向现代的、持积极处理态度的执法者和社区服务者角色转变。这种“社区为本”模式有助于充分利用社区的各种资源，帮助受虐者，对预防与消除家庭暴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警察处理家庭暴力案件询问技巧浅探

警察干预家庭暴力询问技巧十分重要,家庭暴力复杂的规律特点和询问错误频出的现实状况要求警察具有询问技巧.家庭暴力当事人具有不同的特点.询问当事人要注意询问的内容与方式,询问受害人时要将安全作为第一考量的因素并做好伤情评估、证据收集和询问笔录等同步工作；询问施暴者时要识别危险信号排除危险因素,并注意平息其情绪、表明警方立场；询问小孩时要判断其处境并安抚其心理.     

域外警察介入家庭暴力法律制度架构之探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家庭暴力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为了应对这一跨越国界、人群的全球性问题,西方许多国家全面展开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改革,其中警察介入家庭暴力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制体系。无论在基础理论领域,还是在刑事立法和司法政策方面均有重大的发展与突破。警察有权主动介入家庭暴力,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对施暴者采取限制措施。警察对家庭暴力实施者的逮捕权也不断扩大。     

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制——以警察的介入为视角

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增设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并就如何反对、制止家庭暴力进行了明确规范。婚姻家庭属于私人生活领域,必须基于受害人的请求,警察才能介入家庭暴力;也必须在受害人的请求下,公安机关才可依照有关规定对加害人予以处罚。     

关于规范警察干预和处置家庭暴力行为的法律思考

《反家暴法》颁行后,家庭暴力违法犯罪行为从此有法可依。人民警察的介入与处置家暴行为不能再一律以简单的调解模式结案,应明确警察干预和处置家暴行为的认定标准,重塑警察干预和处置家暴行为的执法理念,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好执法限度:一是回应报案:迅速出警;二是注重细节:谨慎处警;三是正确处置:尊重被害人意愿;四是多次回访:坐实干预;五是协助办案:实现痕迹化执法。     

论我国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立法完善--以妇女人权公约为尺度的考察

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对妇女基本人权的侵犯,随着家庭暴力问题的日益突出,联合国及其成员国越来越关注在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发展与完善.以妇女人权公约为尺度进行考察,我国应当通过制定专项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警察机构的职能、对婚内强奸进行明文规定、设立民事保护令制度以及在法院开设家庭暴力专庭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立法,更好地保护妇女的基本人权.     

我国家庭暴力社会组织预防机制之不足及完善

由于现阶段对家庭暴力法律界定不明晰,妇联、工会等组织预防缺乏法律直接授权,加之责任规范不明确、社会救助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导致家庭暴力社会组织预防机制效果不彰。应当通过完善群众基层组织问责机制完善人民调节干预机制、婚姻心理医疗(咨询)预防机制、新闻媒体预防监督机制、家庭暴力的法律援助组织预防机制、妇女民间组织(NGO)干预机制、学校教育干预机制等手段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