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法角度论多边贸易自由化与国内公共健康政策的冲突和协调

WTO成员以公共健康为口号发起的贸易限制措施与各国在WTO下的贸易自由化的义务存在着冲突。GATT/WTO的有关规则和实践显示出多边贸易体制对国内公共健康政策的态度从“忽视”到“有条件肯定”的演变过程。具体来说,GATT时期的规则和争端解决实践不利于国内公共健康政策的实施,而WTO时期出现了有利于国内公共健康政策实施的变化。在WTO现行体制下,各国在实施为公共健康目标的贸易措施时,应符合特定目标的合法性、目标与手段的一致性、目标与手段的相称性等一般要求和相关的具体要求。     

论协调WTO争端解决机制与RTAs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冲突的原则

当今学界已普遍认识到WTO争端解决机制与RTAs争端解决机制之间在管辖权方面存在着冲突,那么如何协调这一冲突呢?本文探讨了协调这一冲突应遵循的三项原则:意思自治原则、自我约束原则与"一事不再理"原则。     

WTO框架下文化产品贸易自由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冲突与协调——以中美出版物与视听产品案为背景

文化产品具有文化和商业的双重属性。如何实现文化贸易的公平发展以确保文化多样性,就成为WTO自由贸易体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WTO对文化产品特殊性制度安排的缺失,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WTO成员的文化政策面临挑战。UNESCO推动制定的《文化多样性公约》赋予各缔约国在本国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受到严重损害或威胁时采取保护措施的权利,为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提供了国际法的基础。然而《文化多样性公约》所授权各国采取的措施却可能与WTO法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既反映了文化产品贸易自由化和文化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冲突,也反映了不同国际规则之间的冲突。     

RTAs与WTO相关概念辨析——兼论RTAs与WTO的关系

本文对涉及区域贸易体制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与比较，指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之上，认为：WTO与RTAs并无直接关系，对二者关系的探究所指向的实为WTO协定与RTAs。通过对WTO协定相关条文的分析，指出：由于WTO与RTAs对立统一的关系，WTO协定对成员方的经济一体化与其法律形式RTAs在做出允许性规定的同时予以多方限制。     

论WTO与国际投资自由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自由化深入发展,首先从商品贸易自由化推开,逐步延伸至服务贸易和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消除国际投资壁垒,实行国际投资自由化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这一过程中WTO法律体系的建立对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WTO框架下竞争政策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调问题述评

由于私方反竞争行为日益成为国际贸易自由化的障碍,国际社会正在积极努力以协调竞争政策与多边贸易体制之间的关系。然而,由于竞争问题的复杂性,对于应由什么机构、采用什么方法协调两者之问的关系,国际社会还存在激烈的论争。考虑到WTO能力的有限性和各国竞争政策、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利益需求的差异性等因素,将竞争政策问题全面纳入WTO调整范畴尚为时过早。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与立法工作可通过两个途径同时展开:逐步将那些与贸易有密切关联关系的竞争政策纳入WTO调整范围;竞争政策的其它问题可在WTO之外进行讨论与协调。     

贸易自由化与统一国际竞争立法

贸易自由化被视为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二战后,在关贸总协定和WTO中,贸易自由化取得了巨大进展,关税处于历史性的低水平状态,其他非关税壁垒也得到进一步遏制,全球经济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即使所有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都被消除,如果反竞争行为得不到规制,就会成为阻碍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的另一种形式的壁垒,使通过政府间谈判而开放的国际市场因企业的反竞争行为重新被相互关闭和封锁起来.为使全球经济福利和效率最大化,贸易自由化政策必须与其他领域内的法律特别是最为重要的竞争法共同发挥作用.然问题在于,在较为完善的国际贸易法制促进的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竞争法仍停留在各国各自为政以及双边和多边合作的阶段,缺少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竞争法体制.因此,为了避免因反竞争行为而导致贸易自由化倒退,有必要在完善各国内竞争法的同时,加快国际统一竞争立法的进程,而在WTO框架下建立国际竞争法具有必要性、可行性和必然性.     

区域贸易协定环境条款三十年之变迁

由于RTAs环境条款实体法与程序法有机契合模式消除了缔约方“环境义务”和传统的“贸易义务”之间的差异，增强了环境义务在RTAs层面的法律约束力，RTAs超越MEAs及WTO成为保护环境更有效的国际条约典范。但“冲突条款”并未有效澄清MEAs与RTAs环境条款之间的条约关系，“不减损条款”及“有效执行条款”可能导致主权侵蚀风险，RTAs“环境争端解决条款”效力有待实践检验。我国应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正确处理MEAs与RTAs之间的条约关系，通过“一带一路”稳步推进FTAs环境条款的“中国版”,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环境合作，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RTAs环境条款范式，从而为中国参与国际法治、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     

WTO新的多边贸易谈判的矛盾及前景

在经济全球化及多边贸易体系的推动下，全球贸易自由化趋势不断加强，WTO新的多边贸易谈判已经启动，但是谈判面临许多难题，各方在许多议题上还存在较大的分歧，这些分歧反映了经济全球化与各国国家主权及民族利益的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矛盾，展望谈判前景，虽然会有许多曲折和困难，但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我国作为WTO的正式成员，将积极参与和推动新的多边贸易谈判，努力维护我国和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论美国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贸易调整援助制度

当今世界,以区域贸易协定（RTA）和自由贸易协定（FTA）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的发展日趋迅猛,发达国家在实施贸易自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乃至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旨在因此进程而受到牺牲的产业、企业、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实施补偿和援助的配套制度建设高度重视。而发端于欧洲经济共同体、而后被美国发扬光大的贸易调整援助（TAA）制度,正是上述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配套制度的支柱之一。在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我国一方面应大胆借鉴欧美的TAA制度,另一方面也应当汲取发达国家在实施TAA项目过程中的教训,在保留TAA制度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注意扬弃和克服这一制度的缺陷和弊端。     

论现代国际航空法的自由化趋势

自由化既是应然国际航空法的一种理念和价值取向，又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实在国际航空法之中。具体而言，1944年《芝加哥公约》建立的双边法律体制实质上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从美英《百慕大协定》到美国自由式协定都增进了自由化内容，2007年美欧协议和中美协议体现了全面的自由化；从区域层面来看，欧盟与亚太地区航空法都展示了自由化势头；国际多边自由化仅在有限范围内得到发展，但航空联盟在实践中发展了多边自由化，ICAO也对多边自由化做出了重要贡献；WTO多边法律体制也开始调整航空运输，虽然目前的调整范围十分狭窄，但贸易评审机制保障了WTO航空立法自由化的向前发展。     

略论外资准入与投资自由化

国际投资法制中的外资准入制度 ,已成为南北国家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与难点问题。外资准入作为国家经济主权的重要内容 ,受到双边和多边投资立法的重大冲击。发达国家推动投资自由化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法律管制。因此 ,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 ,并力求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 ,以避免投资自由化对本国经济安全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     

金融自由化条件下的金融监管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金融自由化不但没有否定金融监管的基础，还强化了金融监管的现实性和必要性，但金融自由化却使传统金融监管手段陷入了困境，为了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促进金融业的发展，金融监管在监管技术，监管经验，监管模式，监管机制及国际协调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论知识产权对贸易自由的非结构障碍及克服

知识产权与贸易自由共生于市场,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一方面产生了财产制度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产生交易行为秩序的需求。知识产权的发展,始终围绕着扩大贸易自由这一直接目标。但在践行目标时,由于市场资源配置的失灵,知识产权制度自身产生了阻碍贸易自由的非结构性障碍：权利扩张进程中民主程序的缺位以致共识文化断裂、私权与公共资源对抗、市场竞争秩序削弱。对此,强调公共利益原则、完善政策性制度设计、构建对话协商的政治机制无疑是重要且可行的,而“天下”思维的导入则有利于打开所述障碍的思想困境并寻求解决路径。     

GATS框架下的审慎监管制度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有效监管是GATS框架体系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两大基本目标。为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GATS及其附件规定了审慎监管制度 ,但是审慎例外条款自身规定的抽象性及其优先适用性大大削弱了金融自由化的成果。为弥补审慎例外条款这种实体性规则不足的缺憾 ,GATS为成员方规定了审慎监管标准协调与认可的程序性义务。因此GATS框架下的审慎监管制度身兼二职 ,使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有效监管在对立统一的基础上达到了动态平衡     

东盟贸易自由化若干协议的法律效力及实施

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东盟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重要层面,以绕开WTO多边协议的困难,克服WTO多边贸易体系的种种弊端.建立和完善自由贸易区的法律基础,是自由贸易区相关的各项协议,尤其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以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和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中的相关协议协定为核心,研究了东盟贸易自由化若干协议的法律效力及其在实施过程中的障碍,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多边投资条约下的外国投资准入自由化研究

外资准入是国际投资领域的重要制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多边投资条约中的外资准入自由化,突出反映在将国民待遇原则适用于外资准入阶段,废除准入阶段的履行要求等方面。发达国家力主国际投资准入自由化。我国应主张渐进实现外资准入自由化,团结其他发展中国家,积极参加国际投资立法实践,促成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则的形成。     

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Competitive Imperialism,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ggressive pursuit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s) and customs unions (CUs) by major and minor trading powers alike challenges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in favor of such pursuit – 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 An equally plausible explanation for an active bilateral and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policy, one which effectively de-emphasizes multilateralism, may be competitive imperialism. The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s one area in which new provisions, going beyond multilateral rules, are being negotiated and written into FTAs and CUs. Such provisions may yield insights into which characterization of bilateralism and regionalism – 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 or competitive imperialism – is more apt. Rice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School of Law, Green Hall, 1535 West 15th Street, Lawrence, KS 66045-7577, USA. Tel. +1-785-8649224. Fax. +1-785-8645054. www.law.ku.edu. J.D., Harvard (1989); M.Sc., Oxford (1986); M.Sc.,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985); A.B., Duke (1984). Marshall Scholar (1984-86). Member,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Royal Society for Asian Affairs, and Fellowship of Catholic Scholars. Author, Modern GATT Law (Sweet & Maxwell 2005),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2nd ed. 2000, 3rd ed. forthcoming 2007-08), and Trad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Justice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03). I am thankful to my Research Assistant, Mr. David R. Jackson (B.A.,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1992; J.D. Class of 2007, University of Kansas), for his indispensable help on this work. I also am grateful to Dr. Mohammed El Said,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UCLAN), for his consistent support and friendship, and for what he has taught and continues to teach me about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宪政体制论

美国贸易政策制定权力由《美国宪法》明确界定,所以开启贸易自由化的＂1934年体制＂本质上是一个宪政体制。该体制的形成是基于后危机时代重构政治平衡与摆脱经济危机的现实需要,而其变迁是围绕国会＂授权-控权或监督＂的宪政路径展开的,并由贸易保护主义力量与自由贸易主义力量之间的宪政博弈推动的。这种宪政博弈实质上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贸易立法博弈,而具体表现为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四位一体＂制度架构。对正在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的中国而言,这种源于宪政博弈的贸易制度创新实践可资借鉴之处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即后危机时代贸易自由化立法范式的创新和自由贸易与不公平贸易二分法的立法体例的引入。     

贸易自由化与环境政策协调发展论——兼评WTO贸易导向的协调模式

贸易自由化对社会经济福利的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决定了两者协调的必要性。两者在终极目标和利益主体上存在着可协调性,协调贸易自由化与环境政策必须坚持共同的义务与责任原则、差别的义务与责任原则、适度贸易自由化的原则和环境政策的整体经济性原则。WTO贸易与环境政策的协调发展过度关注环境问题,以及协调机制的内在缺陷,阻碍了贸易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无益于以贸易方式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改革完善协调机制,实现WTO贸易与环境政策协调发展模式中"贸易导向"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