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与占有的刑、民关系

所有权与占有既是民法学中的重要概念，也是刑法财产罪中的重要概念。对于所有权的本体含义及所有权他人性的解释，应当坚持法秩序统一性的原则，在此前提下，刑法与民法既有一致的地方，也可以有所不同。就占有而言，刑法与民法无论是关于占有保护的理由，还是占有的构成要素以及占有的观念化，其实都不存在刑法学通说所主张之差别，只是在占有的类型上，刑法与民法有所不同。     

论财产犯罪中的占有

脱离民法对财产权的保护去讨论占有本身至于财产犯罪的意义无异于构建空中楼阁,刑法上的占有本身对确定财产罪的保护法益并无实质作用,其作用仅仅体现为一种在对财产罪内部各具体犯罪进行分门别类时的依据.     

论财产罪的保护法益——本权说与占有说的冲突

财产罪的保护法益围绕着本权说与占有说两种学说展开，两者之间的冲突主要在本权与占有的对抗可能性和对抗程度，关键在于对非法占有是否能得到刑法保护的争议，具体涉及刑法中的自助空间、刑法与民法的保护法益是否一致等重要问题中，析清两种学说之间的冲突，是确认财产罪保护法益的关键所在。通过对两种学说的冲突分析，确认基于正当理由的非法占有具有对抗原权利的效力。     

侵财犯罪中之占有问题研究

占有是民法和刑法中的重要概念。刑法占有源自民法占有概念体系,但刑法学界往往强调其特殊性,忽视其同质性。在我国占有辅助人对物之占有,在民法或刑法中都不被认可。由于我国刑法规定的职务侵占罪具有特殊性,这使得占有辅助人的行为认定变得模糊不清。对等关系人的占有是简单的共同占有,共有人之一擅自处分占有物,构成侵占罪,而非盗窃罪。被委托的封缄物中内容物属于委托人单独占有,没有受托人占有或共同占有之余地。     

论民法占有理论对界定财产犯罪之意义

占有理论在民法和刑法中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刑法占有源自民法占有概念体系。但刑法学界往往强调其特殊性,忽视其同质性,导致诸多矛盾。故应坚持法秩序统一,贯彻好占有的基本理论,以消除悖论,对司法实践有所助益。     

刑法上存款占有的归属

刑法上存款占有的归属存在存款人占有说,银行占有说以及共同占有说的争论。存款人占有说忽视了银行占有的事实,而存款人占有债权的观点则违背了民法原则。判断存款占有应当在民、刑法对占有基本概念认识一致的基础上,更加体现刑法侧重秩序保障的特色,要重视实力控制,从支配性和排他性标准入手,意志性一般推定在实力占有之中。据此,存款人享有存款债权,而银行所有并占有存款现金。采取这一理论,在司法上可以很好地处理"许霆案"、"何鹏案"等疑难案件,在规则层面上也可以指导关于财产犯罪的相关司法解释。另外,还能对错误汇款,名义存款人提取实际出资人存款以及存款贿赂等特殊行为做出准确定性。     

我国刑法中非法占有目的之反思

刑法上的占有必须是事实上的占有。刑法上是否有必要以非法占有目的为犯罪构成的要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侵犯财产罪与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不应作为其主观方面的要件。     

罗马法与日耳曼法占有制度之比较

现代民法中的占有制度是罗马法和日耳曼法两种占有制度的融合.确立我国民法的占有制度有必要对其进行逐一探讨.罗马法与日耳曼法在占有的性质、效力、保护以及该制度的功能上都存在许多差异.     

论高空抛物罪的规范构造、处罚动因与司法适用

高空抛物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所热议的新增罪名,也是被立法机关认为是与妨害安全驾驶罪、冒名顶替罪等共同反映人民群众呼声,呵护和谐社会和谐生活的"亮点罪名"。然而,对于高空抛物罪的处罚根基在刑法学界存在较大争议。本文认为,高空抛物罪是抽象危险犯,只有行为创造了对不特定人和财物的抽象危险才构成犯罪,其不是行为犯和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的判断应当以情节严重为核心,对于无危险和极低危险以及仅能反映出行为人主观道德素质低下的情节不属于本罪的情节严重,不构成犯罪,应当由民法和行政法调整,刑法不应贸然介入。     

占有制度溯源与现代民法之借鉴

民法上的占有制度具有罗马法、日耳曼法“混合体”的特点。罗马法在占有与所有权关系的基础上，将占有作为财产法的补充及调和性制度，从占有心素构成入手，通过“诚信”、“善意”将道德因素引入占有制度，并通过占有保护方式上的多变性，满足罗马人基于物尽其用的公共政策及稳定社会制度的需要。日耳曼法以利用为核心的占有观念，由此形成多重占有以及由此导致财产交易方式上的特点，“以手护手”制度由此形成并成为现代民法交易制度的基石。占有溯源对于明晰我国物权法有关占有的种类及保护方法的规定，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对该制度及法的价值追求进行背景性解读及分析。     

“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以法律事实为基础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侵犯财产犯罪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如何理解和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一直都众说纷纭,也是我国刑法学界争论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对非法占有目的的不断研究,将有助于对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局面进行澄清;有助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有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非法占有目的的立法意图。     

信用卡恶意透支案件之性质归属与司法应对

《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虽然明确了恶意透支信用卡犯罪行为的成立要件,但作为一种游离于民刑之间的违法行为,司法机关在适用司法解释过程中应合理定位刑法介入的边界,以确定犯罪的范畴。严格把握＂恶意＂、＂非法占有目的＂等犯罪成立条件,坚持严谨的构成要件思路,才能真正将恶意透支行为与侵占行为加以区别。     

民法典编纂对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影响

在民法之外,重新构建一个仅适用于刑法中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判断标准,既无必要也不现实。财产犯罪法益保护扩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入罪,不论是“利益的法益化”还是“管理的占有化”,都是以保护法益之名行扩张犯罪圈之实。犯罪圈的不当扩张,不仅会有损整体法秩序,还会弱化乃至消解法益甄别法与不法的机能。部门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任何法律体系下都是无可避免的,民法典编纂为解决“刑民倒挂”问题以及增加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在刑民之间的衔接度提供了重要契机。为此,应重新梳理刑民之间围绕财产、占有、管理等方面的争议问题,将民法所确定的财产法益内容作为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基本依据,并允许刑法根据财产犯罪的特点对法益保护范围作出适当调整。这样做的目的不是通过民法给刑法套上枷锁,而是在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基础上达成应有的刑民共识。     

非法占有目的的刑法定位及认定完善

基于占有学说的不同选择,占有的民刑涵义有所不同.刑法上占有概念以萨维尼学说为理论基础,认为占有心素是据为已有的意图.与民法上占有心素要求,即仅支配、控制意图相比,刑法之所以强调据为已有的意图,目的在于增加行为对占有法益的侵害以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由此,在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不同刑法学说中,排除权利者意思说无疑具有合理性.目前,司法推定作为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方法,在非法占有目的属于主观超过要素基础上,显现出一定的不合理性.强化被告人针对司法推定予以证伪是消解司法推定存疑的完善方法.     

刑法中“非法占有目的”新论

基于占有学说的不同选择,占有的民刑涵义有所不同。刑法上占有概念以萨维尼学说为理论基础,认为占有心素是据为己有的意图。与民法上占有心素的要求,即仅支配、控制意图相比,刑法之所以强调据为己有的意图,目的在于增加行为对占有法益的侵害以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由此,在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不同刑法学说中,排除权利者意思说无疑具有合理性。目前,司法推定作为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方法,建立在非法占有目的属于主观超过要素基础上,显现出一定的不合理性。强化被告人针对司法推定的证伪是消解司法推定存疑的完善方法。     

合同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探索

＂非法占有目的＂是合同诈骗罪构成要素之一,对其准确理解、把握是正确定罪量刑的基础。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不等同于民法上的＂非法占有＂,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非法所有＂或者＂非法占用＂。其成立既需要排除权利者意思,也要有利用处分意思。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探寻应当立足于案件证据,采用司法推定方式,排除合理怀疑。     

关于虚假诉讼刑民法律对接的思考--兼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虚假诉讼条款

虚假诉讼行为严重危害司法秩序,需要设立专门的法律对其进行规制。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率先将虚假诉讼行为剥离出来,进行明确规定,2015年8月《刑法修正案（九）》更是增加专门的虚假诉讼条款,将虚假诉讼行为独立入罪,实现了刑民立法上的对接,但在条文设置上和适用上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探讨。笔者对虚假诉讼刑民法律对接进行思考,并对《刑法修正案（九）》新增虚假诉讼条款加以分析,提出一些实践中如何刑民结合打击虚假诉讼的建议。     

论侵吞不法原因委托物行为的性质

对于受托人侵吞不法原因委托物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占罪,学界有"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的论争.不法原因委托人在委托财物被国家没收之前,对不法原因委托物仍然具有所有权;在不法原因委托的场和,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仍然存在值得刑法保护的委托信任关系;从处罚的必要性上来讲,受托人侵吞受托物的行为也值得处罚.因此,将侵吞不法原因委托物的行为认定为侵占罪是合适的.     

论持有的性质

“无行为则无犯罪”是刑法理论的基石,在此预设下持有的行为性似乎不证自明,然而在刑法理论上对持有性犯罪的行为方式到底应归属于作为还是不作为,抑或是第三行为方式则争议较大。传统刑法中以规范说作为划分“作为”与“不作为”的标准,持有自然没有作为第三行为方式存在的余地。但是以社会行为论作为基础的规范说因缺乏行为的生物学意义,其缺陷也是明显的,所以应当用规范论和存在论相结合的混合说来作为危害行为分类的标准。在自然意义上持有显然不同于作为和不作为,所以应当是第三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