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公共权力的异化及对策

本文从公共权力异化的两种现象——公共悖论和权力腐败出发,分析了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之所以会产生异化,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人的因素,二是制度的因素。公共权力的异化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对公共管理的满意程度,动摇了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因此,文章结合我国现实,提出了一系列制约公共权力异化的对策。     

公共权力异化原因之探析

公共权力异化是各国都有的现象,当前中国尤其突出。原因何在?有人提出是剥削阶级思想的毒害,有人提出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致,还有人提出公共选择理论、权力寻租理论。笔者对这些理论进行了评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公共权力异化有两个根本前提,即公共权力性质和作用的二重性,国家公职人员法律身份和行为目标的二重性。异化的原因有制度方面和非制度方面的。     

论权力的异化与制约

权力具有“双重性”，即权力可以为人民谋利益，也可以为个人谋私利；权力可以造就人，也可以腐蚀人。当前，社会公共权力的异化，其核心都表现为权力腐败。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建立与完善执政权力的监督机制，特别是对高层权力、高级干部的监督机制，是消除权力腐败，保持执政廉洁的重要途径。     

论我国公共行政权力的异化及治理

公共行政权力是维护公共利益的工具,偏离这一宗旨,权力就会异化。公共行政权力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是公共行政权力异化的根源所在。在公共行政权力的的运行过程中,由于法律制度的缺位、监管的滞后以及公共行政权力使用者公共伦理的缺失,导致权力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鉴于此,本文认为在法律法规上厘清公共权力的行驶边界,明确和权力相一致的职责;对权力运行机制进行完善、增加透明性,形成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对公共行政伦理观的建设,是我国防止公共行政权力异化和对公共行政权力异化进行治理的关键。     

行政伦理视角下的公共权力异化治理

公共权力异化是当前社会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之一,其产生的原因在于公共权力自身的异化倾向、权力行使主体的因素及行政组织对权力异化的规约作用不足等。在现实中,公共权力异化往往是与具体的行政组织或行政人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加强行政组织伦理建设,提高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将自律与他律双管齐下,能够促使行政组织及其人员合理、合法地行使公共权力。     

公共权力异化的天然趋向与社会公平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由于新旧体制交接不到位,在行政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权力异化的问题,本文在分析了公共权力的属性、异化趋向的成因及其由此造成社会公平失衡问题的基础上,力求通过另一种视角来寻求一种公共权力约束机制的可能性。     

浅论我国公共权力的异化和制衡——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视角考察公共权力异化的成因。并结合我国国情和文化特征,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公共权力异化予以补救的基本路径,即在降低代理成本的基础上对公共权力予以制衡,建立公开透明的政府治理模式。     

论行政权的异化与治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权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行政权在实际行使过程中不断被滥用而产生异化现象。行政权异化威胁着民众权利与其它权力的行使，是对法治理念的背离，应予高度重视。本文在界定行政权、深入分析行政权异化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探讨以“非零和博弈”理论为指导来建构有效的行政权运行机制、治理行政权，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     

论法权形态异化的本质及其法律矫治

应然的法权关系中存在着"权利"与"权力"两种法权形态.权利反映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对称、互惠的权利义务关系;权力来自于法律,是凝结在法律中的人民权利,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源泉.权力本应从属并服务于权利.法权形态的异化导致权力权利化、权利权力化,形成权力与权利功能的二律背反,不仅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而且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防止权力及权力异化的途径是明确权力和权利的边界,加快民主法治的进程,建立法权关系的制约机制.     

政治权力的异化及其制约

政治权力是一种社会公共力量,又是一种以暴力为核心的物质力量,它具有普遍性、排它性、单向性和至上性的特点,对全社会成员普遍适用,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但是,当它凌驾于社会之上而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时,就会异化而产生腐败。因此,只有对它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才能保证它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从而达到维护统治秩序、整合社会运行机制的目的。     

提升行政执行力，塑造效能政府

行政效能的优化,是现代公共管理追求的重要目标,是公共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对公共管理活动进行社会评价的重要指标。行政执行力的升级与优化行政效能是辩证关系:行政执行力与行政效能的主要构成要素即行政治理能力、效率、效果、效益遥相呼应,行政执行力的态势如何将对行政效能的发挥起到制约作用。     

公法权利的实践——结社现象的法学意义

我国公法权利实践之所以可能,主要是与公法本身的发展分不开的,私法权利实践也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思想观念的变化、普法教育的开展以及法律体系的完善和法治原则深入人心,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为我国公法权利实践提供着可能性。从公民结社权的实践来看,我国公法权利实践的最重要特点是,它是依附于行政权力的权利,是需要行政权力提供保护的权利。约束行政权力,改变依附于权力的现状,并使之成为真正具有法律意义的权利,是我国公法权利实践未来发展的大致方向。     

公共治理困境与公法学的理性回应

公共治理是公共行政领域一种方兴未艾的模式,但公共治理不是万能的,也存在治理"失灵",存在政府"空心化",公共行政"能力赤字"、问责过程的复杂化、成本—收益计算模糊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等困境。公共治理不仅是一个政治学术语,也是重要的法学范畴,主要表现为公共治理以依法治理为前提,是公民参与、协商合作的持续互动,是追求平等、权利、尊严的过程。所以,面对公共治理的困境,法学策略显得尤为重要,应当彰显公共利益,树立有限政府理念,增强政府核心能力;厘清责任链,建立责任政府,加强非政府组织的责任承担能力;引入成本—收益核算机制,提高公共治理的效率;减少宪法规定的社会权种类,加强国家对民生的保障力度。     

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模式

宪法关于“公共利益”的规定,需要在国家权力运行活动中具体化。如何将“公共利益”具体化呢?学界和实务界提出了三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是人大以“一事一议”方式界定“公共利益”,第二种是由司法承担对“公共利益”的最终界定,第三种是人大以列举式立法模式将“公共利益”具体化、固置化。第一种模式正确认识到界定“公共利益”属于权力机关的权限,但具体方式却不可行;第二种司法决定模式既缺乏实质合法性,又没有技术可行性;第三种模式在立法上虽有一定困难,但也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可资,是实现宪法“公共利益”规定对公民权利保护和对国家权力制约的惟一现实可行之路。要在国家权力运行上界定“公共利益”,还必须解决目前我国“公共利益”泛化掩盖下的许多具体矛盾。     

对构建行政公益诉讼之可行性探究

传统的行政诉讼只允许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提起诉讼。当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或消极的不作为危及社会公共利益时。有关的社会主体便无法通过司法手段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由个体利益所构成，若对受损的公共利益没有人去关注。那么，个体的利益受到威胁自然难免，而更重要的是等于对行政机关的这种违法行为坐视不管，放任自流。通过构建行政公益诉讼。赋予相关的社会主体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既解决了公共利益受损的问题，又监督了行政机关行政权力行使的合法与否的问题，在目前既是可行的，又是必要的。     

社会正义观理论下的警察权职能分析

社会正义是指在一个社会内分担责任、安排社会地位、及社会资源分配上符合正义的原则。社会正义观理论要求政府公平对待每一位社会成员。新型的社会正义观要求政府职能由过去注重政治统治职能向社会管理职能转变。警察权的职能也必然随着政府的职能转变而转变，弱化政治镇压职能、强化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由监管者走向服务者。这种职能的转变将对警察维护社会秩序，进行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并最终保障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     

论权利的救济权能及其发展

"权能"这一概念能准确地表达权利涵盖的要求——义务关系及其能力。作为权利的三大基本权能之一,救济权能是保障和手段性权能,具体又包括获得侵权者救济权能和获得公力救助权能。它们分别成就于,侵权者要承担充分的侵权救济性义务,相关公权主体要承担应有的公力救助性义务。第一代和第二代人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本权利的救济权能,尤其是针对公权主体的救济权能,获得越来越完整、充分的法律确认的历史。基本权利的救济权能被确认程度和水平,完全可以成为衡量社会主体基本权利享有状态的最主要标尺。     

论公共利益之界定——一个公法学基石性范畴的法理学分析

“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在法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中都有使用 ,在法学领域 ,它与公共权力或私人权利有着密切联系 ,是个重要的概念范畴。公共利益构成了公共权力行使的道德基础和伦理基础 ,但究竟什么是公共利益似乎至今仍没有一个明确的、权威的解释 ,因此其往往成为政府滥用权力的一个借口 ,对私人权利造成极大伤害。基于此 ,对公共利益从法理上作出相对明确的界定就显得尤为必要。从“公共利益”的语义分析入手 ,将“公共利益”与相关概念进行了对比分析 ,对可以得出公共利益的描述性的非概念式的理解。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公权力的规制

公法产生与发展的初衷就是限制和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行使。现代法治国家是以“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为核心构筑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公法，从立法宗旨和原则、立法内容等方面对公安机关的公权力进行了有效的规制．以最终彰显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执政能力建设视野下党政关系再审视

党的领导职能是政治领导和执政职能的统一,科学地认识新时期下的党政关系,必须正视共产党在管理国家公共事务中的主体作用,重新认识我国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结构“二元化”现象,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推动党政关系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