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精神——公共行政发展的内在价值诉求

公共精神就是存在于公民社会之中的一种关心公共事务,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建构,以营造适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伦理规范、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公共行政的内在本质、功能以及其合法性基础都充分彰显了对公共精神的内在需要。然而,目前处于转轨时期的我国公共行政面临着“公共精神”的乏弱。因此,须重塑公共行政的民主、法治、公正、服务、责任、参与精神,提升公共行政精神的现实路径是对传统公共精神资源的批判性反思与传承、公民美德的教育和行政人员公共精神的重点培育;公民社会的构建和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发展;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推动“善政”走向“善治”。     

公共精神及其对构建新型治理模式的意义

公共精神是公民和公共管理者在对国家的政体价值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乐善好施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结合体。公共精神包括公民精神和公共行政的精神两个层面。重塑公共精神,对于公共行政伦理价值的回归,公共行政改革的理想目标和愿景的实现,强化公民参与意识和塑造公共管理者的行政人格至关重要,有利于新型治理模式下＂良治＂状态的实现。     

弗雷德里克森的“公共行政精神”论析

"社会公平"是公共行政的"第三支柱"。弗雷德里克森通过对公共行政的领域问题、公共行政的公正问题以及公共行政的伦理问题三个方面的研究,提出了"公平与公正"问题是公共行政的精神与价值,公共行政应该完成从效率、经济导向向公平正义导向的转变。在公共行政实践中,公共管理者如何去践行这些价值。     

公共精神:我国公共行政的现实价值向度

本文主要立足我国公共行政的宏观现实背景 ,通过对公民社会勃兴与公共精神缘起的追溯 ,归纳了公共精神所蕴藏的丰富内涵 ,从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本质、基本功能与具体功能、合法性源泉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公共行政对公共精神的内在需求 ,并提出了现阶段提升我国公共行政之公共精神的现实路径     

超越公平与效率的公共权力产权分析——兼论公民自治的合法性基础

自公共行政学产生以来,公共行政关于公平与效率两种价值的争论主导了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路径,甚至导致了公共行政研究范式的转化。平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的重大课题。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试图在分析公平与效率轮回的基础上,提出超越公平与效率悖论的合命题即通过公共权力产权实现需求提出与需求满足的统一,进而通过公民自治实现和谐的公民社会。     

公共精神:和谐社会公务员的价值追求

公共精神是指引政府公共行政的价值导向,是保障政府公共性的道德规范。它要求政府要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公心的原则为公众利益服务。近年来,公共精神备受关注,不仅体现在人们对公共权力运行的关注,更多体现在人们对自己所应该享有的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水平高低的关注。基于此,注重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培育和塑造,把公共精神作为公务员的价值追求,对规范政府管理行为,提升社会的公共品质,加快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公民社会建设中公共精神的缺失及其构建

公共精神孕育于现代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之中，以全体公民和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价值取向，它内含着对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责任意识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目标的肯定与追求。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公共精神的培育作为前提。然而，我国公民社会建设中公民的公共意识淡薄、政治认同感的下降凸显了公共精神的缺失及其建构的紧迫性。     

超越公平与效率的公共权力产权分析——兼论公民自治的合法性基础

自公共行政学产生以来,关于公平与效率两种价值的争论就主导了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路径,并导致了公共行政研究范式的多次转换。平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的重大课题。通过公共权力产权实现需求提出与需求满足的统一,是消融公平与效率悖论的有效途径,也奠定了建构公民自治与公民社会的合法性基础。     

论西方公共行政精神的嬗变

公共行政精神决定着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程度,反映了人们关于公共行政的希望和理想、信仰和依托,是公共行政主体的灵魂要件以及公共行政活动的动力源泉和理性后盾。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公共行政环境及社会条件的不同,公共行政所体现出的治理精神也有所不同,纵观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长河,公共行政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公共行政精神由效率至上演变为合作治理的嬗变史。     

公民资格的发展对治理的影响

市场、国家和社会构成当代资源分配与风险分担的三大治理机制,与这三个领域相对应的公民资格诸权利,与公共精神通过责任和信任编织的社会资本网络一起,发挥着塑造治理模式的作用。公民资格作为国家与其个人成员之间的制度联结和价值纽带,将参与内化为其必要机制,引导公民围绕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所采取集体行动。公民资格的发展使不同领域行为网络之间在资源分配和风险抵御过程中的功能互补,并按照社会情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着公共治理的方向、手段和制度安排。     

公共管理理论演化中的超越、欠缺与还原

公共管理理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经历了多次重大理论范式变革,每一种范式都有其独特的学科使命。而每一次范式变革必然是回应现实社会问题,并伴随政治与行政关系的探讨与价值取向的确立。从追求效率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到力图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新公共行政理论,从复归市场再度追求效率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到平衡效率与公平价值的公共治理理论,都是公共管理学科面向现实社会问题与挑战的裂变与再生,是应对理论危机和管理实践危机的自我调适。     

公共精神与“群众”情境下的中国国家治理

当前转型中国所凸显出来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作为国家治理主体之一的＂群众＂伴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而具有了新的政治意涵和性格特征,蕴含着＂公民性＂、＂人民性＂与＂臣民性＂的三重变奏。这也对现代大国治理提出了巨大挑战。转型中国国家治理必须以公共精神为价值依归,引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从而消弭和突破＂群众＂的局限,达到现代国家治理的公共性。     

科技哲学视阈下的公共行政绩效考评

提升公民的社会主人感、存在幸福感是公共行政面临的课题。如何才能推进公共行政提供优良的公共产品和优质的公共服务,公共行政绩效考评是最有效的办法。以科技哲学的致思范式和方法论为指导,把绩效考评定位在一项系统工程和民生工程来对待,按照＂公民第一,效益至上＂现代公共行政治理主旨的要求,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努力实现绩效考评的科学性和社会性。同时,发挥绩效考评的激励和价值引导功能,促进现代公共行政治理上水平。     

论公共管理的内在批判性:一种政治哲学的视角

现代公共管理所实现的管理主体多元化使其具有强烈的内在批判性,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范式转换体现出了一种公共批判性不断增强的趋势。作为公共管理展开空间的公共领域,本身就在公共舆论的发展中滋养、培育着现代公民的批判精神、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并实体化为能够对政府进行行为监督和功能补充的非政府公共组织。现代公共管理的内在批判性在社会实践领域中展现为诸管理主体之间的相互问责,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自我纠偏的公共组织系统。善治所实现的社会治理的自我超越性发展是对公共管理内在批判性的有力诠释。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公共行政理论述评

公共行政理论丛林的形成既是公共行政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公共行政学对现实社会急剧变化所作出的理论回应.根据目标取向的不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工具理性取向的行政科学,坚持效率至上,单纯追求行政的科学化和技术化,却很少提及甚至忽略公平、正义、民主等公共价值,代表理论主要有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整体性治理理论；二是价值理性取向的行政哲学,强调公共价值,积极倡导公共行政精神,但缺少制度化的途径和可操作的机制,代表理论主要有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而事实上,公共行政必须以价值理性为指导,以工具理性为支撑,才能实现健康发展.     

解读公共治理：双重维度分析

公共行政领域的治理应该界定为公共治理,它是指在自组织治理的基础上,政府参与其中并起“元治理”作用,政府与自组织形成互动型治理网络,共同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形式。从精神维度上看,公共治理追求自由与公平的终极价值,彰显公共性的本质,塑造理性化与契约化的公共精神,预设有限理性的政府;从制度维度上看,公共治理以自组织网络为组织基础,以“元治理”为政府角色,以有限政府为政府的制度形态,以后科层制为组织模式。此双重维度共八个要素相互支持、相互强化,支撑起了公共治理的理论大厦。     

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视角下的协商治理研究

协商治理的成长以协商民主为理论来源,受公共行政民主化的现实引导。协商治理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理性有限和能力不足、不平等和复杂性以及共识障碍和价值偏离等问题的挑战,只有重视公共权力及其作用才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因此,需要从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视角来寻求协商治理的发展之道,以公共权力维护协商治理的权威性,以公共权力运行保障协商治理的有效性。并在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过程中通过信息公开、结构开放和价值包容,不断提升协商治理参与者的理性和能力,保障协商治理过程的公平和条件的均衡,以及维护协商治理的合法性共识和公共精神,从而以积极、坦诚、负责任的态度服务于协商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黑堡宣言及其存在的矛盾

黑堡宣言试图重建公共行政在治理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加里.L.万斯莱等黑堡学者重新解释了公共行政以及公共利益的内涵,界定了公共行政与宪法、政治与行政等关系,并提出公共行政人员应该效忠宪法,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公共利益受托者。黑堡学者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主张,但其并不是完美无瑕的,文中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思考:政治与行政二者关系与官僚角色内涵的界定是不对称的;黑堡宣言一方面强调公共行政在治理方面的权威性分配,同时又强调积极主动的公民意识参与公共对话;公共行政人员可能成为公共对话的操控者。     

求解公共行政身份危机的三种理论途径

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治理活动中市场神话的确立,公共行政陷入了一场严重的身份危机之中。作为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的主要贡献者,美国行政学界在这场危机中做出了许多尝试,提出了应对危机的三种途径。以黑堡学派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开展了一场重建公共行政的理论运动,试图重建公共行政的宪法身份;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则着眼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方面,试图寻找到公共行政的精神;以登哈特为代表的学者群体从公民参与的角度出发,更新了公共服务的内涵,并试图根据公共服务的概念来重构公共行政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这三种途径都只是对近代政治传统的简单回归,因而无法解决通过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而产生,现在则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的公共行政的身份难题。公共行政的身份危机仍然悬而未决。     

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下的家政服务业立法研究——以云南省昆明市为例

新公共服务是关于公共行政在将公共服务、民主治理和公民参与置于中心地位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系列思想和理论,借助此理论中的公共价值、公共责任、公民参与等理念,解释昆明市家庭服务业立法政策议题从产生形成、反复论证到被暂缓实施这一过程的原因,凸显政府公共服务精神与战略决策能力在发展民生工程、体现民主与公民权、促进公共利益实现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