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民族主义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分析——以全球半导体产业为例

目前,由新技术引发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正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发生重大调整,围绕新技术特别是影响下一代生产方式的关键技术的竞争呈加速态势。在此背景下,技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地缘政治思潮快速兴起,并与大国传统战略博弈叠加,驱动全球技术主导国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改变和战略行动升级。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全面技术封锁与技术遏制战略行动,以影响和破坏全球半导体价值链和产业链最为典型,影响了全球重要产业链的正常运转,压制了全球技术链协同,并对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治理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风险。     

台湾笔记本电脑业全球生产网络的治理模式

目前，台湾12大笔记本电脑厂商都已在大陆投资，岛内厂商的生产能力有95％以上转移到了大陆，在长三角地区形成了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中国大陆已取代台湾成为笔记本电脑的最大产地。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看，台湾企业是处于一个混合型的全球价值链之中，它们要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必须结合“购买者驱动型”与“生产者驱动型”两种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世界为何突然关注全球供应链

全球价值链概念作为一种分析当代供应链国际扩张、地理碎片化以及价值创造和获取的方式已经非常普及。它在学术出版物中被广泛用于研究大量全球性产业,许多关注经济发展的国际组织也普遍使用这一概念。本文强调了全球价值链分析的一些主要特征,探讨了其核心概念"治理"与"升级"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了当代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动力及其对全球生产和贸易的意义:全球价值链与价值创造及获取的新地理分布正在加强,重点是对中国的分析;全球超级市场和私人标准在农产品供应链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最近的经济危机如何促进高低端市场以及实现价值链的区域化。本文最后探讨了全球价值链框架的发展方向以及与供应链研究者合作的潜在可能性。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市场转向与新兴经济体的环境升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视角引起了广泛关注。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其洞察世界经济格局深层结构及其变化的能力,而且体现于其反自由主义的新型发展观。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终端市场正在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转向,而这给一直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新兴经济体带来了经济升级的机遇。由于环境标准与全球价值链中的经济租和升级过程密切相关,经济升级与环境升级应该同时考虑。本文认为,新兴经济体的环境升级,正在成为当下全球价值链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为此,新兴经济体应该更加重视沿着全球价值链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这一重要途径。     

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两岸产业合作

两岸产业合作目前的形态与模式形成的根本原因,除了两岸间密切的经贸关系外,更是由两岸共同处于的东亚生产网络所驱动的。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两岸间产业合作开始共同面对亚太区域经济整合、全球价值链重新布局的外部压力,同时由于两岸经济实力和比较优势的变迁,两岸间产业开始逐渐由互补走向竞争。当外部与内部经济环境同时发生变化时,两岸产业合作的传统模式面临挑战和选择。     

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回顾与展望

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是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基石,本文旨在梳理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的发展脉络,深入理解全球化发展的驱动力量及其背后的运行机制。全球商品链的驱动分析开启了全球价值链研究的先河,最早区分了生产驱动型和购买驱动型主导企业,并肯定了两者在微观层面对生产全球化的推动作用。随后,以企业间协调机制为研究对象的治理理论根据交易的复杂程度、解码交易信息的难度以及供应商的能力提出了五种治理模式,揭示了主导企业与供应商之间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与此同时,借鉴"质量惯例"的治理理论把全球化中新出现的社会经济因素纳入分析,通过区分六种惯例原则扩展了理论的适用范围。最新的研究以"模块化"方式构建微观—中观—宏观治理框架,整合已有的理论并引入新的宏观变量,体现了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系统化和动态化特征。     

国家竞争力视角下中国绿色发展研究

当今世界,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趋势和方向。基于对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钻石模型的理解分析,国家竞争力要素包括主体素质、要素供给、国内需求、国际联系和公共制度五大方面。五大驱动要素在绿色发展中的性质、特点和作用方式各不相同,其中,公民主体素质是根本前提,自然资源供给是天然条件,国内市场需求是内在动力,国际合作交流是外生力量,政府公共制度是重要杠杆。提升主体素质、增强自然资本推动力、扩大绿色需求、深化国际联系和健全绿色制度是不断提升中国绿色竞争力,在国际竞争中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抉择。     

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生态文明制度对接

随着全球范围内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环境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日益丧失,地球面临空前的生态危机。环境治理领域的国际政治博弈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面临集体行动困境、参与主体治理地位不对称等一系列治理挑战,难以形成统一的制度目标,亟待形成公正有效的多边合作治理机制。基于此,中国提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改革,这也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其中制度对接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发展的关键要素。从制度对接的角度出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生态文明制度对接：一是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制度对接;二是与双边、区域合作机制的制度对接;三是与中国自主提出的国际倡议的制度对接。中国的绿色领导力则是推动对外关系中的生态文明制度对接的重要基础与核心动力,并提升了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国际贡献。最后,在新形势下,中国应把握战略机遇,深化生态文明制度对接,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发展。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竞争——基于欧盟、美国、中国的比较

国际制度竞争根源于国内制度实践,中美欧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主要谈判方,三者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倡议都源于其内部减排制度的实践。欧盟内部形成了总量控制与排放贸易的减排制度,美国国内形成了基于自由市场哲学的地方排放交易制度,中国国内形成了"国家—发展型"减排制度。三种制度的形成都受到各自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这种制度差异传导至气候外交领域,使欧盟侧重于建立全球总量控制和约束性减排机制;美国倾向于建立完全基于市场竞争的减排制度;中国则主张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建立多元共生的减排体系,且不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这些政策差异成为三方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制度竞争的基础,而制度竞争也反映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从理论上看,三方围绕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竞争体现了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的密切关系。由此说明,在研究中将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相结合具有合理性。     

中国与东盟共建区域价值链 问题探讨 ——以制造业为例

后危机时代,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出现深度调整,"链主"通过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进行立体式施压,导致中国制造业在现有全球价值链体系中面临嵌入遭低端锁定、重构还为时过早、攀升被围追堵截的三重发展困境。面对"链主"的创新围堵,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与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首站的东盟共建区域价值链成为务实选择。中国与东盟共建区域价值链既有能动性、区域性、依赖性、互补性等基础,同时也面临外部因素、竞争性、动力问题等挑战,中国、东盟应取长补短,从认知、原则、路径三个方面完善区域价值链的顶层设计,按照硬件、软件、驱动"三位一体"的路径,循序渐进地打造区域价值链合作范本,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的建构奠定坚实基础。     

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方针与发展方向

拜登政府推出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作为临时方针以及未来制定正式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大致发展方向.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延续了以实力为原则的战略传统:建立强大的美国经济,从更强势的地位迎接新挑战;希望重返特朗普政府退出的国际组织和多边协定,重新领导世界,并以美国的价值观和原则主导全球治理体系;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组建模块化联盟体系,借助盟友的力量应对不同领域的挑战;强调与中国的大国竞争,将中国视为唯一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提出严峻挑战的国家.尽管不排除在一些全球和地区事务上与中国进行合作,但战略竞争甚至对抗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轴.     

全球化下的经贸秩序和治理规则

本文讨论主要涉及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和发展趋势,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摩擦与治理规则,全球经贸规则的重构,并对当前中美经贸摩擦进行解读与研判。二战以后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导并推动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这营造了稳定和可预见的发展环境,为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打造了制度基础。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和深化的大趋势不会逆转。同时,全球经贸规则也不断面临新挑战,需要更好地平衡各种新的经贸利益诉求。但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主渠道地位未根本改变。全球经济规则重构涉及金融、贸易统计、服务贸易、政府采购、投资、竞争中立与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等诸多方面。当前,美国服务业占到GDP的八成以上,已经难以使传统制造业重回美国,将自身遇到的问题怪罪并迁怒于对外经贸关系是徒劳的。中美经贸摩擦将持续多长时间,更多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虽然从短期看或许中国受损会更大一些。但是从中长期看,中国将有望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向高质量的华丽转身。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制度建设与中国角色

全球环境治理从启动伊始就与制度建设相伴相生.全球环境治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相关机制建设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国际机制赋能全球环境治理,重塑国家治理行为,为全球环境治理持续深入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逆全球化现象出现、治理领域日趋扩大、大国博弈不断升级等情况下,全球环境治理暴露出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而碎片化的国际机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制度建设中,经历了由被动参与到主动贡献、再到积极引领的演进历程.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愈加无可替代.     

旅游外交的形成、内涵和变化

旅游外交是一种新的外交形态,正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政治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它具有借助旅游的渠道或工具实现国家利益、实施主体多元、表现形式多样、理论基础复杂等突出特征。从全球范围来看,旅游外交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大众旅游快速发展的结果,也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的产物,更是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发挥作用的体现。未来五到十年,旅游外交的内涵和态势或将发生变化:在基本目标上,从国家利益的维护者转变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推进者;在实施主体上,从由国家行为体主导扩展为由非国家行为体践行;在实践操作上,将探索基本目标、实施主体、表现形式、理论基础中尚未思考和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的旅游外交形成于改革开放后,是"领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首先提出这一概念,并提升到新时代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推进。这是中国把握自身和全球旅游发展及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做出的一项战略选择,不仅有助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布局的形成,也是对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当然,在对外交往活动中如何进一步实施旅游外交,仍面临一系列挑战。中国应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努力经略新型国际关系,理性利用客源资源,打造中国特色的旅游外交模式,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全球能源治理:变化趋势、地缘博弈及应对

当前全球能源治理格局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供需结构的转变,这一变化对全球主要大国地缘博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大国围绕能源供应、控制能源战略通道、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等展开竞争。此外,全球能源治理格局转变对重点地区,尤其是中东地区地缘博弈的影响更为深刻。在此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矛盾突出,其治理效率和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不断显现。为此,中国等新兴大国应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一方面,深入推动国内改革,发展更加先进的能源技术,促进能源消费结构转变升级;另一方面,主动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制度建设,提高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引领力。     

开放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迈向一体化互动发展

从中国与世界经济互动发展的视角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中国经济崛起与世界经济的内在关系。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中,世界经济和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依靠自身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创造和分享全球化红利,由此实现了经济崛起。在未来30年,中国经济将开始在更深、更高层次上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随着经济进一步崛起和国际地位逐步提升,中国将会在新一轮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新规则建构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的推动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将在未来30年中呈现一体化互动发展关系。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良性一体化互动发展,既要求中国自身进一步加强法制化、规范化建设,也要求国际社会与中国共同形成有效的平衡机制和修复机制,不断平衡与及时修复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从而维护好、建设好中国经济与世界的一体化互动发展新格局,争取更多的双赢和多赢。     

世界制造业中心发展新趋势与台湾省制造业转型问题研究

从台湾经济开放与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制造业不仅曾经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同时也将在相当长时期内继续成为台湾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全球主要发达经济区的起飞和发展也基本上是以制造业的优先发展和持续发展为特征的。但制造业的持续发展需要完成一系列转型，转型期不仅包括产业升级，更重要的是该地区在全球主导产业价值链中的职能、分工与位置。正是因为发达经济区处于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使得这些地区成为无制造环节的制造中心，制造业的空洞化只是一种表象，其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反而在加强，且这种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对标准、研发、营销等环节的强大控制力。为此，我们需要研究和掌握世界制造业中心发展的新趋势，分析台湾实现由制造中心向制造业中心转化的途径。     

国际税收制度改革新进程及其影响

针对数字经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国际税收制度改革于2013年被正式提上议程,并逐渐形成了以双支柱为核心的税改方案。2021年10月,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正式获得大多数改革参与国同意,计划于2023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国际税收制度改革未来将对全球税收治理、全球贫富差距、数字经济发展、资本流动和避税型离岸中心等产生持续影响,也将给中国完善税收体制、发挥大国优势、吸引中资跨国数字企业回归、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与创新等带来机遇。但国际税收制度改革同时会收紧中资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环境,对香港金融稳定也会造成影响。中国应以本轮国际税收制度改革为契机积极参与,并完善税收征管机制,加快市场化建设和金融开放进程,在自贸区对标高水平国际创新,以及提升香港内生增长动力和稳定性。     

大国海上崛起之鉴

美国海洋战略是"经济驱动+战略跟进",两者互为因果、互为支撑,相得益彰。前苏联海上力量扩张属于"战略驱动"型,缺乏经济上的内在诱因,不具有可持续性。"未来20年,中国的大洋工作将立足资源、超越资源,确立中国在国际大洋事务中的强国地位。"这是今年5月8日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3)》对于中国海洋战略目标的表述。该报告出台次日,台湾渔民在     

百年变局下的中日韩经贸合作

中日韩合作启动20年来,三方在经贸合作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为亚洲和全球经济增长增添了重要动力。美国与中日韩三国互为主要贸易伙伴,贸易依存度高;随着全球价值链下的贸易利益日益交融,中美贸易关系对日韩贸易利益影响显著。全球化新阶段日渐增长的区域内贸易为中日韩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大区域贸易协定为中日韩在国际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外部空间和可行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贸易体系的不稳定性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凸显,中日韩特殊的地缘关系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合态势等,都是未来中日韩深化经贸合作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