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辩护律师业务范围与有关权利问题的几点立法建议

我国《律师暂行条例》颁布至今已有九年了,总结我国恢复律师制度以来的经验,说明只有保证律师有效地行使权利,才能完善诉讼程序,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但是,从当前司法实践来看,在刑事辩护律师的业务范围和参与诉讼活动的权利问题上,原有的规定显然不足以保障律师充分有效地执行职务。为了更好地发挥辩护律师在刑     

从实体到程序：律师伪证罪之新思考

我国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引起的争议一直居高不下。不少律师认为该条款是悬在辩护律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对律师的歧视性规定,限制了律师的正当执业,强烈要求取消该规定。但经过对有关刑事司法实践和刑法思想的分析可以发现,刑法“306条”的规定不是侵害律师执业权利的根本原因,更不是单纯对律师的歧视性规定,法律规定的粗疏、对正当程序的忽视以及司法专断思想的存在,才是一些司法人员屡屡侵害律师执业权利的根本原因,应当通过对该条款的完善及有关制度的健全来确保辩护律师的执业权利。     

略论加强对刑事辩护的维护——以落实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新刑事诉讼法的颁行对刑事辩护制度作了重大完善.为贯彻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的修改,应当充分理解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与职权机关履行职责之间的共性及差异,对于律师的职业伦理予以正面认识和评价；对委托人有关情况和信息予以保密是辩护律师的责任,也是现代辩护制度存在的基础,法律对此应当全力维护；应通过司法解释落实刑事诉讼法化解辩护风险的原则性规定；刑事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前提是案件首先应经得住现实的检验;对侵犯律师辩护权的违法行为,司法解释应当规定相应法律后果,甚至设置否定生效裁判的程序性法律后果.     

论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

律师从哪个诉讼阶段开始参与诉讼活动．进行刑事辩护，这是直接关系到及时、有效地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和立法上加以重视和解决。一、现行辩护律师介入诉讼时间及其存在弊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ilo条第二项规定．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可以参加诉讼，但是由于法律对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以前的诉讼过程中能否参加诉讼规定不明确，就形成了目前我国律师只在法庭审理阶段，即人民法院确定开庭以后，经被告人委托或人民法院指定为辩护人后参加诉讼为被告人辩护。多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律师…     

论侦查阶段律师法律帮助权的完善

赋予犯罪嫌疑人以律师帮助权是出于“平等对抗”的法律考虑。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不能完全地得到律师的法律帮助,同时辩护律师享有的帮助权流于形式,表现在受帮助的主体有限、时段有限、律师的权限受制、与国际刑事辩护司法准则不相一致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行立法限制性规定过多,同时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撑。为此,有必要完善立法,对辩护律师的角色重新定位,明确侦查机关的“迅速告知”义务,赋予辩护律师讯问到场权、会见权、全面阅卷权,并完善调查取证权。     

完善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为实现辩护律师的职责 ,赋予律师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利。但由于法律规定缺乏操作性 ,不仅调查对象可以拒绝律师的调查取证 ,而且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行使 ,必须建立在调查对象同意的基础上 ,导致律师调查取证权流于形式。为真正实现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功效 ,本文从律师调查取证权存在的问题出发 ,提出对律师调查取证权法律规定的修改建议。     

论侦查阶段律师法律帮助权的扩大化

赋予犯罪嫌疑人以律师帮助权是出于“平等对抗”的法律考虑。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不能完全地得到律师的法律帮助,同时辩护律师享有的帮助权流于形式,表现在受帮助的主体、时段有限、律师的权限受限、与国际刑事辩护司法准则不相一致。原因主要在于现行立法限制性规定过多,同时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撑。为此,有必要扩大立法,进行相关制度的建设;对辩护律师的角色重新定位,明确侦查机关的“迅速告知”义务,赋予辩护律师讯问到场权、会见权、全面阅卷权,并完善调查取证权。     

英美保密特权对建立我国保密特权制度的启示规范

本文主要探讨了英美证据法上关于保密特权规则的规定，涉及制度含义，形成历史背景，理论基石，内涵等。借此分析我国当前证据立法有关规定，提出建立我国保密特权规则构想，完善我国的证据立法，推动我国司法改革进程。     

论我国值班律师的法律定位及其权利保障

值班律师制度作为一项旨在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重要制度,在我国立法过程中,值班律师的法律定位经历了从模糊化处理到确立为法律帮助者的发展过程。基于联合国公约的要求以及现代意义上辩护的内涵,应将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理解为辩护行为,但值班律师并不等同于法律援助辩护律师。为了使值班律师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适用,应赋予值班律师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权利,还应采取措施提高值班律师的经济补助,并允许值班律师转化为辩护律师。     

辨护律师保守秘密规则

本文认为,辩护律师的诉讼职能决定了辩护律师保守秘密规则的必要性;维护辩扩制度就是最大地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密,保护的是其合法权益;辩护律师揭发犯罪不符合刑事诉讼现代化的要求,不利于我国律师事业的发展;因此,我国必须尽快明确辩护律师保守秘密规则。本文并讨论了事后揭发说、拒绝说、绝对保密说的不足之处,阐述了我国应实行明示的、有条件的辩护律师保守秘密规则的观点。     

法律特权表征之剖析

表征即特征,是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是区分事物的标准。掌握法律特权的表征体系,我们可以把法律特权与法外的所谓"特权"(即贬义色彩的特权)区分开来。特权有七个表征:特权之权利主体范围狭窄,特权就是豁免权,特权优越于普通权利,特权是有法律边界的自由,有些特权不允许转让、放弃,特权者亦需承担特定的法律义务,特权之创设应操于君主或民意机关。     

美国证据法上的配偶证言特免权——以特莱默案为中心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对特免权做了比较概括的规定，而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地规定任何特免权规则。在美国普通法的背景下，几个重要判决对配偶证言特免权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证据法中配偶证言特免权制度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和参考的依据，有利于证据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及探讨，有助于我国相关证据规则的建立。     

基层公安部门执法问题的思考

基层公安部门的一些民警执法中存在执法目的不明、特权思想严重、法制观念淡薄、职业素质差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采取政治建警、以德治警、立法建制、严格程序、加强监督等一系列措施。     

国家公务人员持枪涉枪暴力犯罪心理"痕迹"探析

国家公务人员持枪涉枪暴力犯罪的心理"痕迹"是持枪人的"适格性"与"不作为"相分离的一种体现,它包括"公务特权和优势需要"、"拒绝自陷入罪的特权"、"职务上的特权"和以"合法"手段获得逃逸的"保证"等四种情况.国家公务人员持枪权利体现的是对合法持枪人员人身安全的保障及其对相关社会利益与特定社会关系的保护与维护,不是特殊权力的产物.未来制定的相关法规中应确立预防国家公务人员持枪涉枪暴力犯罪的法律适用规则.     

政府特权及其构成要件

政府特权是指政府工作人员在无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或者违反法律而依照自由裁处来为公众谋福利的行动的权力,就被称为特权。政府特权的构成要件是主客观要件的统一：权利主体是政府公职人员、权利主体具有正当的目的、它存在于职务行为中、情势紧急、迫不得已及必须有良好的客观效果。     

关于证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之研究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也包括证人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由于我国没有建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这就使得证人作证制度不够完善,难以在刑事诉讼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在借鉴英、美、日等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我国证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必须确立证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建立证人豁免制度,完善我国的不起诉制度,以此切实保障证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刑事诉讼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亲亲相隐＂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嬗变与终结

“亲亲相隐”是中国传统法律中的重要制度,它是儒家伦理精神在法律上的典型体现。“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自清末变法修律以来,该制度逐渐式微和流变,在中国当代的刑法体系中“亲亲相隐”已经被完全抛弃。“亲亲相隐”制度同儒家伦理中的“尊尊”、“亲亲”密切关联,在法律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当代外国的刑事立法中仍然可以看到“亲亲相隐”制度的相关规定。当代的刑法实践证明,“亲亲相隐”制度的缺失会导致制度的某些困境和局限。儒家法律传统并非一无是处,“回采历史”,批判地继承儒家法律传统是我国当下法律变革中的理性选择。     

法律信仰的内在悖论

法律信仰目前在中国面临着特殊的遭遇和困境。中国法制在逐步确立法律信仰的过程中面临着几组悖论性问题,主要从法律信仰对于人与对于法的内在性、法律信仰的理性世俗化与神圣性、合理性与非理性、功利性与超功利性、守法的无知性与批判反思的自觉性等关系中,展示出法律信仰问题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运动。     

论人民代表人身特权的法律保护

为了保证代表或议员更好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职责，同时也为了保证由代表或议员组成的代表机关或代议机构能够正常地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责，必须要对代表或议员的人身自由给予特殊保护。这种特殊保护的制度目的不是要赋予代表或议员超越于一般公民之上的不平等的特权，而是为了要保证由代表或议员组成的国家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能够有效地行使国家权力。因此，在法律制度上必须赋予代表或议员以一定的人身特权，但是，为了防止代表或议员滥用这种权利，各个国家在代表或议员人身特权制度方面都确立了比较严格的规范制度，一是司法机关限制代表或议员的人身自由必须经过代表机关或代议机构的许可，这可以视为代表机关或代议机构自身相对于司法机关的防御权；二是对于并不会实质影响到代表机关或代议机构履行宪法和法律职责的代表或议员的人身特权加以必要的限制，以防止代表或议员滥用这种人身特权来谋取特权和私利。结合我国现行宪法、组织法和代表法的规定，探讨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依法享有人身特权的条件、内容、程序以及法律限制，旨在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各种侵犯代表人身特权的行为以及代表滥用人身特权的行为提出相关的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中越市场主体法律制度比较

在我国和越南的法律体系中,经济法都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存在的(虽然中国的理论界对此颇有争议),然而,两国都没有一个关于经济法的总纲性立法,经济法在中越法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都是基于与经济关系相关的众多部门法而建立起来的。经济法基础理论中存在的种种至今无法完全解决的争议,使经济法领域的研究陷入了困境,但是这并不阻碍我们对于具体制度的研究,尤其在中国和越南这样极具可比性的国家之间,对于两国具体经济法制度的比较研究更显得尤为重要。虽然越南的经济法研究工作以及立法和司法工作的起步晚于中国,但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越南经济法的各项制度已经趋于完备,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可以为我国经济法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