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混混”——以湘北H镇为例

乡村“混混”与城市“混混”的弱势边缘地位完全相反，他们在乡村社会中横行霸道，欺压村民，攫取非法利益，并称为乡村社会秩序的结构性组成力量，而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对其压制与控制却显得较为软弱无力。因此，探究乡村“混混”在乡村社会秩序中坐大的原因，就必须回归乡村内部视角，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所经历的转型中找寻“混混”成长的逻辑。     

农村社区建设:"三农"协调发展与乡村共治的生长

新时期的农村社区建设以社会和民生建设为核心,以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强调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协调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将催生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新变革,不仅会对村民自治实施有效的补救和创新,也有利于促进新型的农村公共治理格局的生成,使传统的"乡政村治"模式向"乡村共治"治理格局转变。     

社会结构类型与“混混”生存的社会基础——一项基于社会人类学的比较分析

在宗族、小亲族、分配型经济和高度地域认同等类型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村庄具有拒斥“混混”的能力。在核心家庭至上、有关系弱组织、户族以及宗族急剧衰落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村庄拒斥“混混”的能力则弱得多。抑制“混混”的根本之策是在新农村建设中提升村民的合作能力和组织化程度。     

法律边缘处的乡村“混混”——以陕西秦镇为例

乡村“混混”和“灰社会”是在中国经验研究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描述性概念。从乡村治理研究实践的脉络中梳理相关文献，导引出“混混”存在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问题；通过考察陕西秦镇乡村“混混”的群像及其社会生态，本文在一般意义上探讨了地方文化与法治和乡村秩序重建之间的内在关系。     

城市不是答案

张天潘先生在《乡土社会秩序与文明变迁简史》中提到,随着解放后一次接一次的社会改造,乡土原有的社会秩序全面瓦解,"农民的终结"在事实上实现,与此同时,乡土文明日渐式微,仅存在城市的"怀乡"消费中。在笔者看来,乡土社会秩序的存在,不仅仅在于它是乡土文明依附的所在,而在于它是经过漫长历史所积淀的人伦关系(进而也是整个政治秩序的基础)。而这种     

中国农村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决定因素

旨在评估未来中国农村幸福感函数的2002年全国家庭调查,特别设置了一个有关主观幸福感的模块。经济学理论所预测的对幸福感重要的变量,相对而言都不重要。分析报告表明:如果我们想理解这一点,就需要求助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国农村并不是滋生对生活不满的温床,其原因可能是大多数人把本村庄的人作为了参照群体。在本村庄内比较得出的相对收入以及与过去和可预期的未来的情况进行比较得出的时间序列中的相对收入都会影响幸福感。我们对"主观幸福感贫困"函数进行了评估,在该函数中,收入和代表"能力"、"功能"的各种代理变量作为参数出现。即使在贫困的中国农村,社会功能、态度和期望对主观幸福感也是重要的。     

维稳背景下的村庄行动——对某村庄纠纷调处记录的分析

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调处农村纠纷,鄂北一个小镇自2005年起建立了一种当地称为“逢四说事,有话就说”的纠纷调解制度.本文通过分析其中一个村庄的纠纷调处记录,认为该机制能够有效地调解村民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生的利益冲突,符合中央关于“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的要求,对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有积极意义.但该机制耗费了村干部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不少村庄面临治理资源短缺的情况,其可持续性受到挑战.此外,该机制的法制化程度也有待进一步提升.     

社会管理创新之道

维护一个社会的秩序稳定,不仅仅是政府的本能,也是"社会"本身的先验渴望。故自有社会始,即有"社会管理"。自治,或政府以权力、制度、法律、政策等建构、维护一个社会秩序,辅以自身的改革消除社会稳定的隐患。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给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设置一个不可逾越的边界。在边界内,是安全的。     

贵州省凯里市舟溪镇乡村自治研究

村庄是农村居民的主要居住地,它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最低的一层,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很难为村庄居民提供完全的设施,良好的公共服务,在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由于历史及经济、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国家可能更加难以兼顾这些地区,这就使得村民必须自己组织起来为获得村庄秩序的稳定运行而努力。而凯里市的舟溪镇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乡镇,乡民们通过制定的村规民约自我管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关于黔东南少数民族在乡村自我管理面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政策下乡"及对乡土社会的政策整合

政策对于农村发展和农民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政策将亿万分散孤立的农民组织到政党和国家体系中来。伴随"政党下乡"的"政策下乡",推动着权力的集中和渗透,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组织化和规范化,强化了农民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但农村社会并不完全受中央政策所支配,随着社会发展,地方性"土政策"的影响日益突出,给政策整合带来复杂的影响。因此,在现代国家建构中,乡村治理政策取向将表现为多样化的态势。除了统一的中央政策以外,也需要在中央政策精神之下,通过制定和实施地方性政策对乡土社会进行政策整合。     

新世纪以来农民公共权力观念的变迁

公共权力观念是政治观念的核心,农民政治观念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维度。本文通过对2000年和2017年两轮山东农村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随着新世纪以来的"社会政策下乡",农民的政治观念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由"社员意识"向"村民意识"的回归以后,正在由"村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主要表现为参与村庄选举的权利意识增强了、民主选举意愿超越了村庄"熟人社会"的界限、越来越关心国家政治、对公共权力的期望趋于理性以及对公共权力的评价更加积极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政治建设的制度设计应充分回应农民政治观念的变革。     

“村民直选”中候选人当选影响因素变迁的考察——以吉林市CY区三镇两乡为例

通过对吉林市CY区三镇两乡各村"海选"实施以来历届村民选举情况的调查,以村民选举中候选人因素为中心,发现影响村民选举的因素正在不断丰富、不断变化、有时还会具有不确定性,但最主要还是围绕村委候选人展开的。通过对当前村委候选人的考察,可以对农村选举工作提供有效的制度改善意见和建议。     

政情

国务院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1月20日,农业部表示将会"保2013年农民收入实际增速达到7.5%以上"。2月1日,国务院发文称"农村贫困人口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并认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呈现出"农业综合生产成本上升、农产品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城乡发展加快融合"的态势;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民利益诉求多元,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势在必行;建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机制的要求更为迫切,     

论法秩序之建构与维系

社会秩序表征社会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行为的规则性以及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法律具有建构、维系社会秩序的价值,以法律建构并维系的社会秩序为法秩序。传统中国法秩序以宗法等级制度为基础建构,注重皇权至上、集体本位,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近代西方法秩序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发展起来,注重保障个人自由。当代中国并未形成稳定的法秩序,原因主要在于我们仍深受传统宗法思想的影响但传统思想却不再能维系社会稳定,法律移植的过程中我们又只学皮毛而不学其法律精神。笔者认为,当代中国法秩序的建构要从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几个方面做起。     

农村留守人群刑事司法保护法理研究——以检察职能为视角

留守人群是城乡二元体制与城市化进程的特殊产物，是现代社会与传统乡土夹缝里的弱势群体，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建设中的重要环节。随着农村留守人群犯罪与刑事被害问题日益凸显，对农村留守人群进行特殊的刑事司法保护也成为预防农村留守人群犯罪、保障农村留守人群合法权益、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关键。立足于风险社会理论下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管理，考虑到恢复性司法理论框架下的犯罪预防与被害保护以及刑事一体化理论下的多机构协作与诉讼机制衔接，检察机关发挥检察职能，施行对留守人群的刑事司法保护具有必然性与可行性。     

另一个农村

正关于农村,关于农村的困境,似乎已经被说尽了。一谈起农村,人们就会想到凋敝,想到缺乏生机和希望。这是一种刻板成见,但它有深厚的现实基础支持。但是,并非全部的中国农村都是如此。农村中还有一部分是富裕的,能留得住人的,可以看到希望的。这些村庄的农民,不需要在世界工厂的劳动力市场上奔波觅食,实现了"离土不离乡",在自己的家乡享受到现代的生活标准。在这些村庄,没有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农民的生活世界得以保持完整。     

村民自治章程对转变乡村治理方式作用的个案分析

村级民主管理是依法实行村民自治的重点,构建和实施村民自治章程是实现民主管理的重要途径和方式.通过村民自治章程制度建设,我们实现了国家在农村治理方式的转变,提高了村民自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水平,村干部依法行使权力,村民依章行事,形成了"一册在手,规矩全有”的局面,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本文以笔者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对小南河村村民自治章程执行及推广情况所进行的调查为个案进行分析和研究.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研究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基层治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林改后农村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如村民参与度扩大、村民代表选举出现竞争、民主管理逐渐程序化、村级财政状况有了改善、一批林业能人迅速成长起来。但林改后,农村基层治理也面临了一些新挑战,如林权纠纷、村庄不太稳定、群体性决策失误和村民参与度呈倒U型起伏出现。对此,可以通过推进六步工作法等方式,在决策机制、实施机制、纠错机制和合作机制方面进行创新,进一步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实现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三大目标。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卡特眼里的村民选举美国前总统卡特说,他们曾就村民选举问题向中国政府多次进言,并有机会目睹过大约100个村庄的村委会选举,很熟悉中国基层选举的情况。80年代开始的中国村民选举,现已发展到近90万个村庄中的83万多个村的村委会主任都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村民选举通常被认为是静悄悄的民主化的征兆。“卡特中心”从1998年开始,一直积极参与中国的村委会选举工作,帮助培训选举官员,提供各种建议以及很多具体的帮助。在被问到为什么中国领导人会允许并热衷于推动村民直选时,卡特总统说:“村民选举不但是老百姓喜欢,中国领导人也     

如何应对本土恐怖主义——以“东突”暴恐活动为例

本土恐怖主义正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尽管也有着深刻的外部原因。新疆与内地爆发的多起暴力恐怖事件表明,中国所面临的本土恐怖主义风险和威胁正呈上升态势。"东突"有相当深刻和长期的内生性根源,复杂的外部因素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不仅造成了严重且深远的危害,更加剧了中国应对本土恐怖主义的困难。要有效应对本土恐怖主义,就必须采取综合治理方法,提高反恐预警、预防与应急管理能力,充分动员国际社会、国家、社会与公民等多元行为体的力量,形成全民反恐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