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边缘处的乡村“混混”——以陕西秦镇为例

乡村“混混”和“灰社会”是在中国经验研究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描述性概念。从乡村治理研究实践的脉络中梳理相关文献，导引出“混混”存在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问题；通过考察陕西秦镇乡村“混混”的群像及其社会生态，本文在一般意义上探讨了地方文化与法治和乡村秩序重建之间的内在关系。     

乡村"混混"对村庄秩序的影响——两湖平原与湘南农村的比较

村庄的社会性质对村庄的社会秩序产生重要影响。在两湖平原和湘南农村,由于村庄社会关联、农民行动单位和村庄价值生产能力有所不同,乡村"混混"对村庄社会秩序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在两湖平原农村,本土"混混"危害村庄内部秩序,外来"混混"也会在村民的引入下危害村庄秩序;而在湘南农村,本土"混混"一般不会危害本村,外来"混混"进入村庄也会受到村民的一致抵制。     

聚焦社会病--社会病视角下的“越轨青年”研究——以街角青年与乡村混混为例

作为“问题青少年”的街角青年研究和作为“乡村问题”的乡村混混研究均是作为“问题研究”的“越轨”青年研究。街角青年、乡村混混等“越轨”青年群体的生长,主要是源于社会转型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缺位、主导性公共舆论的缺失与社区内部惩罚性机制的缺乏。乡村混混与街角青年的存在,已经不是单个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病。从社会病视角去看待、研究被添上“越轨”标签的青年群体,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和理解“越轨”青年本身。     

社会结构类型与“混混”生存的社会基础——一项基于社会人类学的比较分析

在宗族、小亲族、分配型经济和高度地域认同等类型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村庄具有拒斥“混混”的能力。在核心家庭至上、有关系弱组织、户族以及宗族急剧衰落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村庄拒斥“混混”的能力则弱得多。抑制“混混”的根本之策是在新农村建设中提升村民的合作能力和组织化程度。     

从乡村“混混”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理论脉络、研究群体和未来走向

乡村混混是社会的边缘人，而边缘人研究是社会学自诞生以来的重要领域。中国社会的时空分异特征使边缘人研究出现城乡互动的特点，学者们通过多点民族志方法和田野调查，建构了主流群体相对应的混混群体作为“他者”，这是宏大学术关怀和研究方法跟进的典型做法。随着乡村混混研究的深入，对于乡村社会结构变化、政治转型和治理转换、法制植入和乡村重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社区社会资本与乡村“问题少年”

社会解组与社公控制理论虽能有效解释乡村青少年越轨现象，却未能揭示乡村“问题少年”现象发生机制的关键环节。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转型过程中社区社会资本匮乏是导致乡村少年越轨问题日益突出的重要原因。因此，防范、矫治乡村青少年越轨的思路之一是重构乡村社区社会资本。     

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制度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秩序再造

20世纪30年代中共将苏维埃革命的触角伸入广袤的中国乡村之时,失序的乡村社会考验着苏维埃政权的乡村治理能力。中共以阶级斗争作为乡村权力再造的重要切入点,推动苏维埃制度在乡村中的确立,唤起了权力主体的民主意识觉醒,使国家权力顺利嵌入乡村基层政权。苏维埃政权成功实现对乡村民众的赋权,并导入新的委员代表制度,构建了一个超越传统的全能型政权,通过重构社会组织的机能,再造乡村社会秩序的国家意志得以体现。     

论当前乡村治理中的利益传输与利益政治

利益传输与利益政治是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重要维度。在转型过程中,我国乡村社会的利益格局持续变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利益实现的方式异彩纷呈。在变化与多元的现实中,透过表象揭示乡村利益传输与民主化进程的关系,进而解析乡村利益政治过程的内隐机制,是正确理解乡村治理结构的重要一环。     

盈利与责任和谐共进：西方公司社会责任思想的理论与实践

2006年12月10日，穆罕默德·尤努斯获得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这位社会企业家用27美元，30年光阴，打造出孟加拉国放款规模最大、专属穷人的乡村银行，扭转了一亿人的命运。他的著名的“穷人的银行”以及与他同样取得成就的企业向世人宣示：企业不仅是创造利润的社会单元，还应是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载体。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嵌入汲取型到整合服务型

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力量是影响乡村治理模式的两个变量,二者只有巧妙融合才能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嵌入汲取型的乡村治理模式符合中国政权建设与经济发展需要,但嵌入式结构以及汲取性的功能容易造成乡村治理的内卷化、碎片化,造成乡村治理的困境.而整合服务型的乡村治理模式以乡村振兴总要求中的"治理有效"为出发点,以建设和服务乡村为核心,强调治理主体、治理结构以及治理逻辑的转换,能够有效地提升乡村治理绩效,不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印度人民院大选情况初析

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拥有11.5亿人口和数千个政党。问及印度任何一个政党负责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方必然回答：选举。若问：最重要的选举是什么？答案一定是：人民院大选。印度人民院相当于议会下院，是国家主要立法机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法律和修改宪法、调控联邦政府收支、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提升父母教育素质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影响因素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父母教育素质的缺陷。由于父母失职或教育不当,孩子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厌学、逃学、沉迷刚络、离家出走、直至走上犯罪道路的越来越多。造成父母教育素质缺陷的原因主要是：家长自身学习不足、家庭教育指导执行不力、社会舆论引导偏颇。应当把父母教育素质提升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重视家庭教育指导,着力强化依法履行父母职责、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的理念;引导家长自我教育,着力促进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父母教育素质的提升,将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从中受益,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的科学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构成一部党的建设科学化发展的历史。把科学化要求植入党的建设,事关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中国化、事关党的建设的与时俱进、事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事关党的建设思想向实践的转化,意义十分重大。党的百年建设实践在科学化轨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随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旺盛。坚持科学化的建设逻辑,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收获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科学化发展积淀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一笔宝贵财富,是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奋进的巨大资源优势。     

结构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使用行为研究

新型毒品作为娱乐场所药物，它的使用体现年轻化、大众流行与集体狂欢的娱乐特点。吸毒是个体在制度压力下的不恰当选择，与无业空虚、职业需要、社会交往、逃避现实等需求有关；应该通过促进就业、认清危害与树立健康的娱乐交往方式等治理办法减少吸毒行为的发生。     

数百万“网瘾少年”现象引发的思考

今年8月2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关于检查<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就是目前我国约有4000万未成年网民,其中"网瘾少年"占10%左右.     

药家鑫案死刑适用分析

药家鑫案的死刑适用符合我国刑法第48条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成立激情杀人的关键要件在于被害人的严重过错，不能随意扩大激情杀人的内涵。同时，存在自首情节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从轻处罚，少杀慎杀的死刑控制政策并不排除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     

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建构——以“望、闻、切、问”四诊法判断机制为核心

少年审判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是针对承认基本犯罪事实、愿意补偿损害、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即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被告人提供的一种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该制度的两大前提之一是对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判断。本文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望、闻、切、问”四诊法，并以此判断机制为核心，构建了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即主观恶性的判断机制、主观恶性判断效度的验证机制、主观恶性判断的监督机制和主观恶性判断的保障机制，以期能够提高主观恶性判断的效度，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之展望——以《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为视角

《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贡任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原则的正当理由和年龄的划分以及制裁提出了新的建议，代表了当今世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发展趋势的展望。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范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检讨了中国现行刑法关于未成年犯罪刑事责任规定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的不吻合之处，并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刑事责任年龄、制裁措施提出了完善建议。     

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

法治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在观念意识方面,包括公民要具备"善法"与"恶法"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覆盖于全社会的法的统治意识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及全社会权利文化的形成;在制度设计方面,包括权力的控制与制衡,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权利义务一致性基础上的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系统的健全与协调;在技术操作方而,包括法治的统一,法律的效力,司法的中立和独立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解析

根据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解析，尽管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是由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完成，但由于本罪侵犯的犯罪客体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也被限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不可能构成间接正犯。同时本罪的犯罪性质也决定了一旦“组织”行为中的暴力胁迫等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造成了未成年人不应有的伤害或死亡结果，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而不能依照转化犯、包容犯等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