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与跨国公司政治风险管控

跨国公司在海外从事经营活动时,因政治风险而利益受损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政治风险可按照其风险来源划分为东道国政策不稳定、东道国政治不稳定、国家间关系不稳定以及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社会关系不稳定四类。在跨国公司管控政治风险的过程中,母国政府、东道国政府以及国际私营安保产业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又都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旨在从企业管理相关理论出发,探索一种研究跨国公司政治风险管控问题的不同视角。作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行为体,跨国公司既是母国国家利益的创造者,也是母国国家形象的承载者,这样的身份决定了其风险管控策略,既要维护企业经济利益,又应符合社会伦理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恰好能够兼顾以上两个方面,为跨国公司管控政治风险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作为一种企业行为,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无法对所有政治风险都发挥同等作用,它对来源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社会关系不稳定的政治风险管控效果最佳。在此类政治风险中,企业社会责任不仅能够通过管理社会问题规避或降低部分风险,而且即使在风险爆发后,企业社会责任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跨国公司经济利益和社会声誉的损失。     

国家审计与创新社会管理理论探索

摘要：国家善治理念推动创新社会管理，促进政府行政向有效、有限、分权、透明政府转变。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框架中，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助于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维系良好的秩序生态。国家审计制度作为国家政治与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国家审计推进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用新思路、新视角、新办法创造性地参与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国家审计的转型升级。     

现代型社会治理理念与路径思考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也是国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指的是公共权威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或者说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其主要内容是:保障公民权利,回应社会诉求,调解社会利益,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增强社会活力,维护社会秩序,构建     

论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社区矫正工作的路径

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有着重大意义。社区矫正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新形势下,围绕社会管理创新,深入探索突破社区矫正工作的＂瓶颈＂、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积极运用统战思维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推进改革、加快发展、确保稳定的重要任务。创新运用统战思维,改进和加强社会管理工作,可以及时掌握和反映广大群众的思想动态,协调社会各方面成员之间的关系,使不同社会群体在重大公共决策中,充分表达和反映自身的利益,实现政治上的有序参与,从而更好地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不断扩大和巩固好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政府职能的变迁与行政给付

政府的基本职能包括政治职能、经济职能、社会管理职能,不同性质的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政府职能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各国政府在解决诸如贫困、社会公正等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以及构筑社会风险防范机制方面采取的措施,使得各国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普遍得到加强,行政给付成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主要行为方式。     

海外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研究的几个视角

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此问题上,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中,国外学者研究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巩固政权和建设社会的行为,研究视角经历了从市场转型论和国家政权建设论,到发展主义国家和地方法团主义视角,再到企业家精神的官僚模式和掠夺式的地方政府模式的演变。其研究认为地方政府是自主和自适的行为体,它们主导着地方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乡村社会的治理,激励结构的改变导致了它们行为方式的改变。     

十九大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新思路

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在当前发展问题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从依托不同理论元素为基础的研究传统起,再到从"大小"到"强弱"、从"管理"到"治理",以及从"国家"到"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转变,在研究维度、主题和形式上都有所突破,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新的阐释,指出国家与社会关系协调应基于新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导向、把握新时代信息化背景下的技术倾向、以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等,这对创新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社会主义特色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国家与社会的镶嵌与互动——基于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

马克思创造性地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运用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透过社会组织的发展来分析我国当前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通过组织结构、人员组成等方式"镶嵌"在社会中,这种"镶嵌"发挥着"统帅"社会的功能。政府"型塑"着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时社会组织也从更多方面参与到了社会管理当中,通过将各种体制内和体制外、原有的和新生的组织要素进行重构,从而实现自身能力的重建和组织的扩张。     

中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绩效测评量表编制及应用

根据量表研制的理论与方法,通过文献调研、专家访谈、群众座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从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和保持社会稳定等七个方面,初始编制了包含70项条目的中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绩效测评量表条目体系;运用隶属度分析、鉴别力分析和相关分析对量表条目进行实证筛选,最终形成了包括50项条目的中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绩效测评量表;通过对浙江省舟山市1300名群众进行施测,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及较强的可操作性,可以作为考量我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绩效的有效工具.     

“七个统筹”全面创新社会管理

在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要使社会管理工作真正起到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关键要切实做到“七个统筹”。提升“人性化”管理水平，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摆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来思考和谋划，以解决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为突破口，改变主要靠行政手段通过“管、控、压、罚”实施社会管理的方式，通过走群众路线、平等商讨、做好服务的办法，强化公共政策制定，     

对新时期党的社会管理理念新发展的解读

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系统性的风险不断加大，迫切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以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胡锦涛“2·19”讲话，表明我党在社会管理的指导思想上逐步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种执政党式的社会管理理念符合时代发展和现实需求。我党根据经济转型发展给社会建设带来的新情况，在管理主体、维稳理念、管理职能、管理体制、管理格局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创新性的思维，对指导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有重要意义。     

社会管理创新在基层——以成都市温江区“百村千点”工程为例

近年来,成都市温江区注重基层工作,对民间产生的矛盾进行柔性化调解,积极创新民间矛盾纠纷化解的有效方式和途径,将乡镇社区作为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的平台。其"百村千点"工程为如何创新乡镇社会管理作出了新的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总体而言,可以归纳为国家管制范围缩小和社会力量增强,逐步向“强国家-强社会”的方向发展。针对这样一个变化,我国学者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研究模式用来解释和指导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构建,主要有新权威主义说、市民社会说、法团主义说和分类管理说等,这些理论学说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的见解。通过比较和梳理这些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问题，说到底就是法与伦理、法律与道德在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和规范社会主体行为中地位和作用的关系问题。由此构成法与伦理道德在国家统治社会管理中相互协作、共同促进的社会调控体系，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     

人口均衡型社会：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社会型态——成都市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研究报告

立足于中国当前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时代背景，在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实际发展脉络的梳理中明晰社会管理的规律与本质，在对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阐述中找寻理论依据，进一步在这两者结合的基础之上总结经验，突破传统“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政治思维模式，提出社会管理的国家——社会——吟人的网络模式以及构建路径。     

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体制性根源与发生机理——一个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框架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十分独特的社会政治现象。对于转型期突发性群体事件频繁发生原因，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化解群体性事件，必须结合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发展，从现代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两个方向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社会管理的网络模式探析

立足于中国当前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时代背景，在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实际发展脉络的梳理中明晰社会管理的规律与本质，在对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阐述中找寻理论依据，进一步在这两者结合的基础之上总结经验，突破传统“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政治思维模式，提出社会管理的国家0土t会一个人的网络模式以及构建路径：规范国家干预的界限；培育公民带会；尊重人的权利。     

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黑格尔曾第一次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做了现代意义上的区分,马克思在对黑格尔观点进行批判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国家与社会观。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从古至今也经历了多次变化,由封建社会两者的高度统一到改革开放后的逐渐分离再到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的出现,两者的关系不断变化和发展。自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乡村治理问题日益凸显,目前仍存在诸多弊端和不足,如乡镇政府定位的不准确、村委会职权的不明确、村民综合素质的不高等等,使农村社会仍处于弱势状态。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下探讨乡村治理问题,必须坚持两者的二元化关系和统一趋势,坚定唯物史观的立场,从而不断地探寻乡村治理新模式。     

社会治理创新与规范执法行为之思考——以规范警察执法行为为视角

从社会管理创新到社会治理创新的转变体现了政府治理理念的变迁,即社会治理创新由"管"的行为模式到"治"的行为模式。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坚持依法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去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应对社会风险。坚持依法治理促使警察机关创新执法理念、体制机制和执法方式、管理模式、管理措施,健全和完善规范警察执法行为的机制与途径,实现"法治公安"的任务目标,使之适应社会治理创新的变化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