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的维稳“悖论”与化解之道

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创新社会管理,优化社会服务,建设社会和谐变得愈加迫切和必要,也因此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地方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民众权益之间存在着价值预设和行为结果的背离.究其原因,主要源于地方政府自身维稳的政治“惯性”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凸现出来的维稳“悖论”.破解维稳“悖论”需要重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政治信任,从而在官民互信的氛围中共同维护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     

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社会维稳的行为逻辑及其治理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要求下,社会维稳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但在社会维稳中地方政府却陷入"维稳怪圈",出现维稳行为失范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地方政府僵硬固化的维稳观、压力型社会维稳机制、地方政府的自利性与财政压力。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社会维稳的治理路径选择,一是要树立科学的稳定观,正确区分维稳与维权;二是合理界定地方政府的事权,创新社会维稳的考核机制;三是规范地方政府的社会维稳行为,有效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基层政府“维稳怪圈”:现状、成因与对策

作为维持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的维稳工作近年来虽取得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不少问题,甚至陷入了维稳"成本递增收益递减"的"怪圈",主要表现为"维稳强迫症"、"维稳恐惧症"、"维稳虚弱症"、"维稳变异症"。"维稳怪圈"在本质上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失衡所导致的。因此,应通过基层政府创新,提升治理能量,积极探索"多元协作式"的社会治理模式,建立基层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     

从“异化”的维稳回归到常态的维稳

社会转型期矛盾和冲突凸显、政府不合理治理、民众误导性预期和网络媒体的扩大化等原因,使部分地方政府的维稳行为出现了"异化"的现象,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只有通过树立科学维稳观、转变政府职能、拓宽利益表达渠道、严惩"异化"维稳行为才能使"异化"的维稳回归到常态的维稳。     

政府跳出“维稳怪圈”的新思路

由于现有维稳思路和模式的内在缺陷,使各地陷入一个"越维越不稳"的怪圈。要走出现实的维稳窘境,政府既要懂得"洋为中用",又要善于"古为今用",重构标本兼治的维稳模式。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相结合,系统提出了明道为本、抱法为上、取势为要、优术为用的维稳新思路。     

从管理到治理:地方政府维稳职能的失衡与矫正

转型时期,以维稳为重心的地方政府管理职能呈现失衡状态,突出表现在维稳工作的泛化导致社会治理责任的弱化、维稳目标的强化导致公共利益目标的淡化、维稳的高成本导致社会治理能力降低、维稳责任与权力资源之间的错位等。当前应以治理为目标对政府管理职能予以矫正:职能结构上,要从维稳职能为主转向各职能平衡发展;职能关系上,从职能交叉向责权统一转型;职能主体上,从单一政府管理向多元合作治理转变;职能环境上,要培育公民社会以增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维稳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社会格局的不断变化,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不稳定因素大增,维稳成了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维护稳定有其必要性,但是维稳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例如以维稳为借口,侵害民众正当的权利;维稳中的暴力打压和利益补偿问题;不依法维稳等。这不利于问题的长久解决;为了保持长治久安,有必要采取相应对策,消除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增强社区在基层政府维稳中的作用

维稳不是社会治理的终极目的,而是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手段。但我国现阶段维稳制度并不算完善,以基层政府维稳为案例,其在维稳态度、维稳目标、维稳主体、维稳方法以及维稳回应性等问题上存在一定缺陷,严重影响了基层政府维稳效率和维稳质量。而社区的建立和介入,则是弥补和完善我国基层政府维稳的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方式,在基层政府维稳中具有重要作用。     

维护社会稳定的路径探讨

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当前社会稳定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转变思维,创新方法,探索新路：抓好第一要务,从源头上维稳;维护群众权益,从根本上维稳;加强社会建设,从基础上维稳。     

维权与维稳:何以错位如何归位

作为富有时代特征的两个极为重要的关键词,维权与维稳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已成为考察中国社会发展与治理变迁的重要途径。从根本上讲,维权与维稳之间应是一致的关系,都反映着社会良性发展的内在需求,但二者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往往又呈现出难以协调甚至相互反向发展的一面,突出表现为"维权维稳化"与"维稳维权化"。基于"维权维稳化"与"维稳维权化"的发生逻辑,需要在健全公民权利保障体系、提高公众政治参与制度化水平、矫正政绩化维稳观、强化基层政府公信力建设的过程中缓解维权需求与权利保障、公众参与需求与参与制度供给、政绩化维稳与现代性稳定观、"好"中央与"坏"地方之间的差距,进而促进"公众维权"与"政府维稳"之间一致关系的回归。     

从群体性事件看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基于“乌坎事件”的思考

地方政府是最直接与公民发生接触的政府机构,是政府管理的神经末梢。地方政府的行政表现,深刻地反映了国家政府的形象,也最直接反映了地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能力。根据广东"乌坎事件"的梳理,可以看到我国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的问题,对此提出了"维稳"新思维;处理方式柔性化;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培养社会组织;完善政府责任追究制度等对策。     

长沙绩效考核指向民意

合理的绩效考核指标设定,帮助地方政府加快实现发展转型,翻阅长沙市下达的政府绩效考核中的工作任务,唯GDP,唯招商引资等一些地方热衷的片面发展方式     

基层维稳中的误区与矫正策略

多年来,我国基层维稳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同时也存在一些误区,主要表现为:反应淡漠与过于敏感并存,重政绩考核轻公共利益,政府大包大揽缺乏社会参与,重应急性维稳轻制度性维稳,重事后被动"治疗"轻事前主动预防。对应的矫正策略是:树立科学的维稳观,变压力型维稳为激励型维稳,实现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治理,坚持制度性维稳,变事后被动"治疗"为事前主动预防。     

维权才能维稳

笔者的几位同学都是基层干部,一次聚会,他们都道出了维稳的艰难与辛酸。为了维稳,地方政府可说是下了大气力,而基层干部也是做了艰苦的工作,同时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严重影响了其他工作的正常开展,也浪费和消耗了政府的执政资源。既然花这么大力气盯梢、截访,为什么不把这气力用在切实解决上访户的实际问题上呢?为什么不将精力用在维护上访户的权利上呢?所耗费的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可以解决多少上访户的问题啊!     

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与应对策略——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差序政府信任是我国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的现实写照。通过分析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问卷,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人、政府和社会等三个维度探讨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因素是引起差序政府信任变化的关键变量,中央政府的反腐倡廉力度与回应性、地方政府的经济绩效等因素会对差序政府信任产生显著影响;个人的人际信任水平、政治效能感、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越高,其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就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不明显;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程度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小,而社会宽容度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大。为了夯实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基石和改变差序政府信任格局,中央政府应持续推进反腐败工作,增强对公众诉求的回应,维护好中央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地方政府则应在做好经济发展工作的同时不断提高政府透明度,提升公众满意度;央地政府还应共同促进社会发展更加公平,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积极防范由差序政府信任带来的社会风险。     

权力与关系网络中的农村低保

低保作为一项具有伦理属性的政治制度发挥着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在实践中,低保制度在地方社会的权力与关系网络中运作并产生了"关系保"、"维稳保"等违规低保形态,权力性关系和维稳体制导致低保制度发生体制性异化:低保分配公平性较差、低保分配私人化、低保成为地方干部的工作手段和治理资源以及低保的伦理属性被剔除。在官员、村民、低保户等主体参与低保分配的互动中,村落社会形成新的低保观念并积聚着异化低保制度的民间力量。     

民痛与国伤——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上访,在中国是十分普遍却又极其复杂的现象。它唱出民众的苦与国家的伤,也为探析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提供绝佳窗口。经由过程—事件分析与利益表达机制的视角,试图分析移民上访事件中的内在逻辑、"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从而深刻反思民众与政府对同一话语的不同表述,探索社会长治久安的出路。     

“维权”与“维稳”的高成本困局——对中国维稳现状的审视与建议北大核心CSSCI

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但引发大规模政治动荡的可能性较小。社会稳定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体制内"维权"与政府"维稳"皆陷于高成本的困局。这一困局的根源在于政府现有民权观与稳定观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即政府对民众个体权益的忽略与对社会稳定问题的过敏之间的矛盾。权利观、稳定观和高成本的体制内维权是导致高成本维稳的重要原因。政府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加强宏观长远规划,确立正确的稳定观与权利观;第二,重建社会公正,降低民众体制内维权成本;第三,客观评估社会稳定形势,逐步降低维稳成本;第四,理顺维权维稳关系,走出高成本维权维稳困局。     

地方维稳工作中的“异化”现象值得深思

2011年3月7日出版的《学习时报》刊载题为《应纠正地方维稳工作中的＂异化＂现象》的文章,文章指出,当前,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工作中,一项极其紧迫的现实任务就是澄清这样一种错误认识,     

加强法治建设是首都维稳工作的重要途径

维稳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针对首都维稳呈现的重人治轻法治的现象,提出必须加强法治建设才能实现彻底维稳。建议采取强化立法、完善行政法律解释体系、强化监督、对疑难信访案件公信听证等措施,推进法治以预防和化解矛盾,实现法治状态下的长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