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

农民的低组织化水平已经影响到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强贫困地区的农民组织化建设已非常迫切。政府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对农民自组织能力建设给予更多的资金与政策帮扶。作为贫困地区自组织能力建设主体的农民,必须改变思想观念,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发展壮大我国农民经济组织的思考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组织化程度很低的庞大社会群体,缺乏组织的农民经常受到各种利益侵害.在加入世贸、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时期,必须加快发展壮大农民经济组织,保护农民利益,加快解决"三农"问题.农民经济组织主要是经济功能,也应该具有一定的政治参与能力,为农民与政府提供对话与交流的平台,促进政府协调农民利益,制定科学的农业政策.坚持民办、公助、法治、党的领导四项原则.     

农民组织维权困境分析

我国“三农”问题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弱势地位问题。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各种各样的农民组织，是着眼于农村内部制度创新、解决农民弱势问题的根本途径，对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然而，当前的家庭分散经营、缺少政府扶持和法律制度保护以及集体行动困境等因素严重阻碍着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发展好村民自治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加强制度建设和法律保护，建立农民组织与其他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和矛盾调处机制等，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举措。     

南京市溧水区农民组织化程度调研报告

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溧水区农民组织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然存在着农民对发展社会组织认识不足、民间组织发展缓慢、精神文化类组织及其他相对滞后、民间精神文化活动内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人才和资金匮乏、部分村干部认识不到位、宣传工作相对落后等问题。因此笔者建议从加大宣传力度和扶持力度,优化农民组织的外部环境、培育骨干,提高农村民间组织工作人员的素质、充分发挥村级组织的引导作用和典型示范作用、扩大组织化领域等方面采取措施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公民权利,实现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对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思考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组织化的程度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步伐。目前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民政治意识淡漠、乡镇职能转变不到位、农民观念保守和法制建设滞后。在国家主导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格局依然存在的条件下,政府应该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过程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提供政策指导、制度保障和发展空间。     

新时期崂山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探究——基于青岛市崂山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现状调查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引领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对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推动现代农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探讨崂山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括进一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强化政策的贯彻落实;加强宣传力度,加快合作社人才队伍建设等一系列对策及建议,以期抓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的有利契机,为崂山区农民合作社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帮助。     

资本下乡背景下的农民组织资源整合

在农民组织化蓬勃发展的农村社会转型时期,关于资本下乡的研究须突破传统的资本与农业的视野限制。下乡资本通过重构村庄生活、俘获乡村精英和引入农民组织来影响农民组织化发展,造成农民社会服务性组织日益衰落、农业组织异军突起和准政权组织的功能消解,进而造成农民组织资源的结构型失衡。整合农民组织资源的路径在于利用以权力、市场与信任为机制的合作整合模式,构建农民综合组织。     

湖南“万企联村”活动对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探索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湖南开展的"万企联村"活动通过引导、组织非公有制经济深入农村结对开发项目,创新了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形式和载体,为解决"三农"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农民组织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

农民自始至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而农民组织又是新农村建设得以推进和完成的生力军.在社会转型期,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效率与成败.所以,进一步加快、加强农民组织化建设,探析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路径方法,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北部湾经济区农民组织化发展研究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度转型进程,当前中国农村组织结构与农民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基于社会学的理论维度,从组织功能视角深入探讨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组织化的生长空间对农民组织化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     

乡村善治：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组织的合力推进

本文以四川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为研究对象,着重思考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背景下农村社会组织的变迁与公民社会的构建,企望在行动和结构的双重层面上对国家政权建设和农村社会组织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解释的同时,又对现实农村社会组织进行建构。     

陕西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实证分析

农村金融发展是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数据表明:陕西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支持现行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假设,现行经济发展战略和金融制度导致的陕西金融发展在结构和功能上与我省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实际需求间不协调。优化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促进农村正规金融的适应性改革,引导农村民间金融的规范成长,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塑农村金融市场主体,方可实现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制度供给短缺分析

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供给短缺问题依然比较突出,这主要表现在各种非正规就业存在制度保障缺陷,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缺乏分类管理的制度安排,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制度缺失,农民工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健全,农民工流动就业政策法规体系不够完善等方面。     

我国的农地制度与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变革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四个阶段。 实践证明,现阶段的农地制度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但在土地所有制度、土地产权制度、对农地征收税赋制度、国家征收和 征用农地制度、村级自治组织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为此必须实行农地所有权国有化;农地产权家庭化,同时,国 家应及时调整对农村的财政、征用农地和税收政策;制止村民自治组织政权化,大力精简县、乡(镇)、村的机构与人员;逐步取消城 乡隔离的各种制度。     

社会资本视野中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社会资本理论启发我们：通过外力作用来提升农民工社会资本,可使有限资源发挥更大效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是当前农村和城市义务教育中的难点之一。从根本上说,农民工及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及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当前必须立足于城乡平等和城乡统筹的原则,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法律和制度,消除对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歧视,建立城乡一体和公平的义务教育体制。为千千万万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创造条件。     

贵州省返乡农民工回乡创业对策研究

农民工回乡创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回乡创业的农民工面临着许多靠自己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问题。如果这些困难和问题得不到解决,不仅会影响他们创业的成功,而且一旦创业失败,除了使个人利益受损外,还会影响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大力支持农民工回乡创业,帮助他们走向成功。     

农会还能回到中国吗

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以及现代公共行政的法制化推动了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进程,也导致社团的勃兴。农会曾经在我国革命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却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消失了。由于我国长期受阶级斗争观念的误导,认为农会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忽视了农民利益并产生了“三农”问题。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性质要求有保护农民根本利益的农会的存在,当然,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历史性转变,农会的主要职能也要转变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上来。     

新形势下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调研报告

本文通过专题调研,深入分析了当前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在总结山东省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实践与探索经验的基础上,概括论析了当前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最后就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重要对策建议。     

论新形势下农民合作社的作用和发展

农民合作社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改变了单家独户进入市场的弱势地位,解决了农民进入市场的难题。农民合作社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农民素质的提高,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村的民主法制建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合作社的积极作用,减少合作社发展过程中的不利因素,扶持并规范合作社健康发展。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问题分析

提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程度是实现我国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的重要条件。政府组织、中介组织和自组织是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组织形式;农村劳动力流动组织化程度低是不争的事实,但原因是多方面的;提高农村劳动力流动组织化程度,需要健全组织系统,建立组织间的沟通、协调与衔接机制,构建网络信息共享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