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策略选择

当下中国的社区治理存在着诸多主体,包括党组织、政府组织、居民自治组织、社区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和居民个体等,这些主体在协同治理的过程中会出现"治理失灵"的现象,使多元治理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力。为此,社区党组织应构建治理框架、制定规则并与其他社会力量对话合作,以解决多元主体角色不明、社区治理缺乏明确法律法规、社区多元治理的思想基础相对缺乏、多元治理平台建设缺陷等问题。     

治理视野中的城市基层管理改革:问题、悖论与出路

大国治理的基石在基层。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迅速推进,各地陆续进行城市基层管理改革。但是,在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缺陷:在范畴上,基层管理被狭隘地界定在社区层面;在结构上,存在"强政府弱社会、党的作用未摆正"的误区;在机制上,存在"社会管理行政化"和"服务外包简单化"的局限。由于理论预设与现实环境的非对称性,城市基层管理凸显出"主观减负与长期增压、小政府主张与弱社会现实、赋权社会与权力回旋"等三重悖论。总体而言,当前的城市基层管理改革凸显出"问题导向"的特征,未触及治理的根本,特别是在社会赋权方面缺乏战略布局。未来改革的出路在于:跳出社区谈基层,做好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的衔接;培育社会力量、摆正政党位置,完善基层管理的结构;正视赋权社会,推动城市基层管理社会化。     

论环境治理中区域行动者网络的建构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政府治理效果的不佳与多元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诉求等,促使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成为应对复杂环境问题的新方案。面对跨域环境问题的共生性、外溢性与流动性等特征,为了有效地将多元行动者组织起来,应建构区域行动者网络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结构。亦即,只有打破现有官僚体制的封闭性并突破现有行政区划的界限,才能实现区域环境合作治理的良好局面。在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区域行动者网络的建构既是国家机构改革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基层社会治理: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社区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型,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以及社区的善治就成为新时代的必须。网格化管理的功能与困惑参半,其有限性在于它虽然通过行政力量实现了国家与社区个体的联结,却无法通过行政力量来重建社区的内部联结。只有根据网络逻辑再造社区治理体系,重构生活空间和科层组织的合作系统,避免成为既有科层组织的延伸和附庸,才能克服网格化管理自身的局限性。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转变,意味着"一元领导"到"多元共治"的转变,重新明晰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主体间权、责、利边界,构建平台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网络,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为社会力量赋权增能,把"原子化"的居民组织起来,使基层社会形成一个有自治能力,能够互助合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同体,实现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论和谐社会构建下的社区治理

当前社区治理在社区制度需求与政府制度供给的均衡、社区文化重建、政府与社区职能的定位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需要推进社区理念与制度的创新,加快推进社区治理运行机制和模式的重建与再造。     

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社区培力助力“三社联动”

在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三社联动"是"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目标的有效实践探索。然而"三社联动"的发展正面临着社区居民参与治理能力不足的严峻挑战。社区培力机制恰以专业化辅导提升居民参与治理的能力,是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辅导机制,更是一种完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机制。社区培力机制通过引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集聚社会组织力量以合作的方式服务于社区、促进社会工作职业化、在地化发展等方式,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奠定坚实的民众基础。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设想和路径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是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与重要途径。在基层政府领导下,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社区自治组织为纽带,凝聚社会各方力量,建构"多元协作式"的社会管理格局,成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总结了基层治理的总体构想,探究了治理方式的有效路径,希望对基层社会治理效果的提高有所帮助。     

论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社会治理重构

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建构起了以"民主""法治"以及由现代政府所承载的"公共行政"等为内容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个社会治理体系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无比重要的作用。然而,人类社会处在进化过程中,不会停留在某种状态而不发生变化。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又一次伟大的历史转型运动,意味着整个社会及其社会治理体系的重构。在思考社会治理体系重构的问题时,我们应当认识到的主要问题就是,社会治理应当承担的任务和开展行动的条件都完全不同了,因而,社会治理体系的建构逻辑以及所要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将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体系完全不同,即建构以合作行动为特征的社会治理。     

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及其建构

社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社区的应急管理能力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提升基层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能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搭建广泛协同的治理平台、形成即时共享的互动关系、遵循集中统一的领导模式,以社区为核心,建构社区与政府、医疗机构、社会力量、居民以及社区之间的多元协同网络治理体系。通过信息网络、决策网络、服务网络的顺序,将多元主体连接起来,依据信息网络双向互联、决策网络自上而下、服务网络两两互连末端指向的动力机制与网络间的结构关系,最终形成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的建构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卫生的治理优势,回应了我国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中权力与责任下放、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及资源与服务下沉的总体趋势,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农村社区治理的困境和消解路径

新时代加强和创新农村社区治理是摆在当前的重要问题,农村社区治理的成效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进乡村振兴发展,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当前农村社区存在集体力量薄弱,社区服务水平较低,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问题。为此必须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升社区服务水平,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等方面进行路径探讨,以此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的进一步发展,促进农村善治局面的实现。     

灾后重建与基层治理模式的变迁:对5·12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L镇的比较研究

在5·12地震三年的灾后重建过程中,政府通过强化对基层政权的控制,使得权威主义治理模式成为重要的灾害应对机制。与此同时,社会组织的介入成为5·12地震灾后社区重建的新的社会参与形式。通过持续三年对四川省龙门山镇A社区和B社区重建的比较研究,发现在社区治理层面,无论社会组织的参与式治理还是村集体的权威主义治理都有自己的优势,但又处于超越社区层面的急速的灾后重建过程、城乡一体化过程以及社会管理改革过程的交互作用中。各种力量对社区的多方面介入使得基于相对隔离封闭的传统社区的参与式发展理论和以往计划体制下的单一权威治理思路都难以应对。社会治理制度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在多元共治和权威管控之间达到平衡。     

行政力与自治力之契合——城市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创新思路

网格化管理作为行政力量应对碎片化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举措,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持久性不强、运行成本高、抑制社区自治、全能网格等问题,导致这种行政管控型体制难以与社区自治力量有效衔接。面对城市基层社会的新形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在于推动社区自主建设,促进政府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型,加快服务职能向专业性服务组织转移,充分满足居民的服务需求,实现行政力与自治力的精准对接。     

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或社会的事——来自太仓市“政社互动”先行实践的启示

社会需要治理并决定于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全能政府"时代,社会治理被视为只是政府的事,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被忽略。随着治理理念的提出和不断深入人心,随着"政社互动"创新实践的先行与推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事,而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的事。在"政社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互动",社会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互动",培育社会成长,推进社会自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关系,调动政府与社会两个积极性,通过社会自治保证有效社会治理是"政社互动"先行实践引出的有益启示。     

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的路径思考

<正>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最重要、最基础的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但目前社区治理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把社区建设成为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     

日本公共部门民营化与NPO困境——新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质疑

在新公共管理潮流的推动下,日本的公共部门从中曾根政权开始,进行了一系列"从官到民"的改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以强化公共性为名义的公共部门民营化改革呈现出这样两种特征:首先,改革的真实动力源自政府财政困境,在"官制市场"中引入非营利组织NPO是缓解财政压力这一实质内容的外在形式;其次,NPO组织普遍面临资金不足以及对于政府资金的高度依赖,从而压抑着组织公共性的生长.为走出改革的困境,充分发挥NPO组织的应有功能,由"批判型"市民运动转向"政策提案型"市民运动可能是一条有效路径.即通过进一步培育民间主体,并建构各主体之间的对话机制,使社会力量的公共参与并不仅仅局限于争取和接受政府项目委托,而是延伸至政策提案层面,从而彰显以NPO等社会力量为重要主体的区域治理的公共性.     

单位社区再组织化的网络建构逻辑——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的案例研究

社会发展需要基本的组织载体和平台,但因社会转型而导致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改变,使得现阶段我国单位社区出现一定程度的“去组织化”。如何打破单位社区的封闭性,实现单位社区与社区外其他组织单元结合实现再组织化,以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成员动员、统筹协调和资源整合等问题,是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通过区域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建构了一个由党组织引领、统筹的基层治理组织间网络,其单位社区的再组织化过程就是一个基层治理网络重构的过程。借助网络分析框架,考察学院路街道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尝试揭示转型社会中单位社区再组织化的动态过程,以丰富学界对基层治理网络及其建构过程的认识。     

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角色重构与制度安排研究——基于多元合作治理的分析框架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持续推进,社区治理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管制型社区治理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利益主体多元化的需求。尤其是企业作为社区利益相关之一,向社区政府缴纳各种税金,保护社区环境,吸纳社区劳动力,解决社区就业问题,积极参与社区慈善事业。但基于政府及其附属居委会是社区治理的核心力量的观点,对于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作用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研究。为此,在检讨既有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文献的基础上,借鉴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研究成果,重塑社区治理的格局,提出多元合作治理框架,阐述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实现路径,以期对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有所助益。     

治理视角下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治理"理论强调的治理主体多元性、合作互动性与服务型政府要求在建立有限政府、注重社会力量的培养等方面在价值追求上有契合点。从治理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对服务型政府内涵和特征的界定,探讨现阶段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如下:要保证政府在整个治理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促使公民社会的壮大,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打好基础;促进信息透明,加强法制建设,为政府与社会力量共治创造条件。     

社会资本视角下城市新型与传统型社区比较

我国正处在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基层社区建设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但在从"单位制"向"社会制"转轨的阶段,也暴露出社区居民关系日益疏远,居民交往减少、信任度下降等问题,而关系网络、互惠、信任也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由此可见,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社区治理问题具有先天的契合性,通过对两种社区类型的实证比较,从社区社会资本内在差异的视角进行原因分析有利于深入探讨社区居民关系网络的问题,建构社区居民的良性互动网络。     

"吸纳型治理":社会组织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基于多元治理的理论支撑、传统社区治理的博弈困境以及部分参与主体的冷漠态度。从社会组织的视角审视社区治理实践,治理主体力量差异明显、治理体制僵化、共同体意识淡漠等导致社区治理绩效低下;而基于利益激励、制度保障及价值引导的项目制、协同制和联动制都存在部分困境。"吸纳型治理"作为一种纳入利益因素、价值关切及制度考量的综合治理模式,应该是推动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