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质是要使社区从国家领域中分离出来,回归到社会领域。社区管理是社区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完善社区管理就要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社区治理代表了社区管理的新走向,治理包含管理又超越管理,它是管理、服务、建设的有机统一。在社区治理中,除了发挥政府、社区主体组织的作用,还要重视和发挥其他社区组织、驻区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城市社区管理由行政主导的传统体制,发展为以居民自治为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发育的要求,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一次创新。     

链式治理结构:解释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框架

为突破城市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陷入内卷化的困境,需要反思基于西方经验产生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改革的可行性,也需要重新审视社区居委会行政化问题与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方向。从"条条"、"块块"、"国家"进社区三个维度去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职能社区化具有实践合理性,但这不必然导致社区居委会的行政与自治职能相互排斥与冲突。因为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形成的是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相衔接的链式治理结构,而非西方网式治理结构。因此,在转型时期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重点不在于以政府与社区分权为核心的社区去行政化改革,而在于建设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之间的制度化支持与衔接机制。     

行业协会的自治与转型

在我国目前试行的基层自治的三个领域——农村的村民自治、城市社区自治和行业自治中,行业自治是社会低成本、平稳运行的保障,能有效避免产生大的社会动荡。行业协会作为非政府性质的自治组织,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性力量,是国家实行行业自治的重要力量和有效途径,行业协会已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兰州市城关区以改革之力推动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今年以来，兰州市城关区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在铁路东村街道试点推行基层行政职能改革，将基层行政职能与服务职能相分离，充分发挥社区在服务群众中的重要作用。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基层社会治理: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社区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型,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以及社区的善治就成为新时代的必须。网格化管理的功能与困惑参半,其有限性在于它虽然通过行政力量实现了国家与社区个体的联结,却无法通过行政力量来重建社区的内部联结。只有根据网络逻辑再造社区治理体系,重构生活空间和科层组织的合作系统,避免成为既有科层组织的延伸和附庸,才能克服网格化管理自身的局限性。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转变,意味着"一元领导"到"多元共治"的转变,重新明晰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主体间权、责、利边界,构建平台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网络,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为社会力量赋权增能,把"原子化"的居民组织起来,使基层社会形成一个有自治能力,能够互助合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同体,实现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社区培力助力“三社联动”

在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三社联动"是"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目标的有效实践探索。然而"三社联动"的发展正面临着社区居民参与治理能力不足的严峻挑战。社区培力机制恰以专业化辅导提升居民参与治理的能力,是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辅导机制,更是一种完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机制。社区培力机制通过引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集聚社会组织力量以合作的方式服务于社区、促进社会工作职业化、在地化发展等方式,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奠定坚实的民众基础。     

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基于多元主体合作与整合的视角

加强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是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时代背景下,研究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治理主体的历史演进及角色定位,分析实现多元主体合作与整合的制约因素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创新治理形式、明确行政与自治的关系、厘清基层党组织与自治组织的职责、扩大居民参与、发挥社会组织协同作用,建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对于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城市社区党组织组织力提升路径探析

城市社区党组织是城市基层的执政基础,是党在城市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提升城市社区党组织组织力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应有之义、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客观要求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当前,城市社区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受到社区党组织组织能力弱化、动员能力弱化和贯彻能力弱化等因素的制约。为此,从组织内部来看,社区党组织应该加强对社区党员的教育与管理,创新社区党组织结构,强化社区党组织功能;从组织外部来看,社区党组织应该通过组织嵌入、理念引领和活动凝聚等方式,整合社区多方力量,全面提升新时代城市社区党组织组织力。     

融合“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的社会共治模式研究

在社会公共领域,面对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社会公共性成长缺失的治理问题,创新社会治理应当寻求“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相结合的社会共治模式。社会共治的治理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政府加快“放管服”的改革进程,也需要以具备专业性和创新力的社会组织业态作为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基础,还需要权衡基层政府的治理效率和风险,采用“适度”的行政干预将社会自治能力的生长控制在适当范围内。社会建设引导基金是公共治理的一次创新尝试,在社会共治理念下,它通过融合“政治”“社会”“经济”三个维度的机制设计,整合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和企业的优势力量,最终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增效,推进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设想和路径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是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与重要途径。在基层政府领导下,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社区自治组织为纽带,凝聚社会各方力量,建构"多元协作式"的社会管理格局,成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总结了基层治理的总体构想,探究了治理方式的有效路径,希望对基层社会治理效果的提高有所帮助。     

政治治理与社区治理的冲突——基于对甘肃省东部景张村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东部景张村的实证调查,以景、张村的合并为重点分析对象,探讨了其政治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内部不均衡以及与村民自治的发展趋向——乡村社区重建的矛盾。在此基础上认为,村民自治中所渗透的社区治理是社会自组织力量发育、完善的温床,而单从行政效率出发试图通过村组合并整合乡村社会的行为,不但没有减少行政成本,而且抑制了村民自治向纵深发展。政治治理与社区治理的冲突的解决出路在于改革乡镇政治治理结构。只有贯彻社区治理才是最终走向城乡一元化发展的途径。     

社区行动者逻辑: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正党的十九大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从政治学看,社区治理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有序调适的过程,是要在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和基层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同步加强社会协同作用和居民自治作用。居民是社区生活的主体,社区治理的目的是满足居民对社区美好生活的需     

城镇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中国基层民主自治的典型制度安排。城镇化进程中,"村民自治"的群众基础、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三大要件遭遇挑战,导致"村民自治"职能弱化。从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出发,剖析"村民自治"社会管理失效的原因,提出从村民自治走向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     

从中国大城市基层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看城市管理及社会治理(上)——以北京市街道办事处管理体制改革为例

本文通过研究北京城市政府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探索中国大城市管理及社会治理之道。研究对象为以街道办事处为主的城市管理系统;研究内容是街道与区政府及其各专业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能、权限的划分,街道内部各机构管理职能的科学界定及整合,街道向上与区政府相关专业管理部门的职能衔接,向下到社区居委会、居民、住区单位、承担公共服务的企业和中介组织以及社团组织、志愿者组织的职能延伸;研究目的是探索如何科学界定城市基层政府的职能,理顺街道与上级政府专业管理部门的关系,理清并整合街道内部各科室的职能,以便为实现社会治理之道搭建制度性平台,为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功能拓展更大的治理空间。     

构建“和谐社区”的关键在于创新社区管理体制

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在物质、制度和人文三方面条件中，构建“和谐社区”的关键在于创新社区管理体制。传统的“行把社区居委会变成了基层政府的“腿”。功能“二元化”政化＂社区管理模式混淆了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质，使社区的角色发生了错位，社区管理模式将社区居委会原先承担的“行政”职能和适应社区发展的“自治”职能混合在一起，使社区的角色出现“双重化”，既要作居民的“头”，又要充当政府的“腿”，社区治理多元混乱、无序。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必须改革和完善现有的“议行分设”模式，全面推行社区居委会直选，加强社区组织建设；理顺政府和社区的关系，保障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权力。     

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的悖论及其原因探析

针对城市社区居委行政化和社区负担过重的问题,新一轮的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改革普遍采取“社区工作站模式”,将行政职能从社区居委会中剥离出来,让居委会回归社区自治功能.但是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在实践中却产生了居委会被边缘化、制度化交易成本增加和居民参与不足的困境,即产生了无法实现居民自治的悖论.产生悖论的原因为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的手段和目标不匹配,这是由于误解了城市社区和居委会的性质,没有区分冗余行政与基础行政以及行政与自治的关系.     

代理治理模式：一种统治类型的讨论--以基层政府治理体系为分析单位

代理治理模式揭示基层政府治理的性质,指出基层政府治理体系的核心元素是政治治理而不是科层治理,是党政统合体系与威权治理结构的多重因素作用结果。代理治理模式有三个基本特征：代理治理是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统合体系;代理治理与社会是一种统治关系;代理治理是一种多中心权威治理结构。代理治理模式的权力来源在国家,不在基层社会,向上级政府（国家）负责,与基层社会没有授权关系。代理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应从基层政府的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分离着手,以民主法治原则来建构基层政府的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在行政职能上建构政府治理的公共本质,在政治职能上建构基层治理的社会授权关系。     

加强社区精细化治理 全力提升群众幸福感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最末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直接与群众对接，推动社区精细化治理对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居民幸福感和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     

论城镇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中国基层民主自治的典型制度安排。城镇化进程中，“村民自治”的群众基础、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三大要件遭遇挑战，导致“村民自治”职能弱化。从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出发，剖析“村民自治”社会管理失效的原因，提出从村民自治走向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