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孟联句的艺术特质及其诗学谋略

在中唐大历两浙联句的影响下,韩愈、孟郊于元和初年进入了一个联句创作的高峰期,创作了包括《城南联句》在内的一批具有气势宏壮、意象奇崛、辞意均敌等艺术特质的联句诗,将联句这一诗体的创作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这些成就的取得,又与韩、孟二人在联句时所采取的以赋为诗、统一视点、以我为法等诗学谋略密不可分.     

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在《诗经》学史上的意义

《吕氏家塾读诗记》在《诗经》学史上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对传统《诗》说的肯定、维护和发展有力地校正了宋代《诗经》学演变，激活了传统《诗》说的生命力；主张《诗》为雅乐的“主声说”是郑樵、王质“主声说”向朱熹、王柏诗乐理论嬗递的桥梁；对郑樵“淫诗”说的批驳是“淫诗”说从郑樵到朱熹再到王柏不断演变的重要原因。     

玄晖诗变有唐风

谢朓,字玄晖,南齐著名的诗人。他的诗主要表现功名抱负和忧谗畏祸两大主题。谢朓的诗,巩固和发展了山水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对后代的山水诗有深远的影响。谢眺的诗,上变汉魏,下启唐风,是我国诗歌史上由五言古诗转变到唐朝近体诗的一大关键。宋朝诗人赵师秀《秋夜偶成》诗云:“辅嗣易行非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于诗歌的升降得失之间,肯定了谢朓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地位。此外,宋人唐庚《语录》说:诗至玄晖,“渐有唐风”;明人胡应麟《诗薮·外篇》说:“玄晖为唐调之始”。清人吴淇更说:“谢朓诗“开唐人一代之先”谢朓的诗在声律、写景、风格和篇章结构等方面,确渐近唐风。本文拟就声律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望今制奇”:孟郊诗的新变取向

处中唐之世,受崇尚主观的佛、道二教影响,受追求瘦硬的审美风尚濡染,受皎然主变诗学观的启发,孟郊诗表现出崇主观、尚瘦硬、求理致的新变取向。其"崇主观",主要表现在诗歌意象的创造,从"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的认识出发,孟郊构拟了山水组诗以及与韩愈联句中的奇崛意象,奠定了"韩孟诗派"的险怪基调。其"尚瘦硬",主要表现在锤炼狠重有力的字眼,选用质地坚硬的物象和采用奇险斩截的形式。其"求理致",主要表现为借象明理、以情驭理和语参道佛。孟郊诗的新变取向,已开宋诗之先声。     

明代前七子“宗汉崇唐”心态膨胀的诱因

明代前七子“宗汉崇唐”心态的膨胀，有两个文学上的诱因：一是陈献章、庄“性气诗”创作的负面及其流弊，二是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诗歌创作的负面及其流弊。     

论《清议报》诗词与“诗界革命”的发生

《清议报》是晚清报刊中影响力较大的一种,更由于梁启超在《清议报》开辟"诗文辞随录"栏以实践其"诗界革命"主张,而在报刊诗词发展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清议报》发表诗词作品的作者中,康有为、蒋智由尤其值得关注,这不仅是因为两人发表的诗作数量最多,更因为其作品最能体现其时"诗界革命"的理论主张。两人在晚清十年间的诗学思想演变轨迹也能够凸显时代变局中士人阶层的心路历程。康有为的诗作则是其流亡海外之后积极为保皇事业而奔走的游历、交往与心迹的真实显露;蒋智由的诗作最能体现"诗界革命"的主张,而他在晚清十年中的思想与诗学转变也为理解晚清士人阶层提供了一份可贵的样本。可以说,《清议报》诗词真正拉开了晚清报刊诗词发展与演化的大幕。     

闻一多、胡适诗论的艺术思维比较——新诗发展第一、二阶段的基本特征论

我国新诗发轫于1917年。“五四”前后的新诗人,在新诗发展方面尽了开路先锋的责任,完成了两项历史使命:1、在理论上阐明了用白话作诗的必要,并提出了作白话诗的具体主张;2、在实践上创作了一批白话新诗,使新诗取代了旧诗,在中国诗坛占据主要地位。但是,新诗运动先驱者并未全部完成革新诗体的任务。正如周作人在1921年所说的那样,“诗的改造,到现在实在只能说到了一半,语体诗的真正长处,还不曾有人将他完全地     

唐代法律体系正确理解的转捩点--辨《新唐书》“唐之刑书有四说”并复有关观点

在分析唐代法律体系及唐律性质的史籍中,《唐六典》及《新唐书·刑法志》的有关观点曾起了不同的导向作用。《新唐书》由于错误地以“四刑书”概括唐代法律,违反了唐人“文法有四”的正确概括;《新唐书》的“四刑书说”促使后代有些学者提出了唐代法律“皆刑法”的主张;“四刑书说”与其自身对唐四法的界定,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与汉、北齐、唐、五代、宋、元各代政治家与史学界的概括之法相乖违;支持“四刑法说”之观点与方法皆失之偏颇。     

韩愈碑志的创革之功

韩愈在碑志创作中发动了一场全面深刻的革新运动，把碑志从墓主的生平资料罗列发展为传记文学，从应用领域引入纯文学的领域。促成韩愈碑志革新的因素是多重的，它既是碑志这一文体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深受古文运动的影响，同时与韩愈尚“气”的人格型态和尚“奇”求新的创作理念密不可分。它也是文体间交流融合的成果和中唐传记文学全面繁荣的表现。     

清初李因笃诗学新论

李因笃的思路是进一步将师法对象追溯到《诗经》,主张学诗必本乎三百篇 ,“学三百而得苏李 ,学苏李而得曹阮鲍谢 ,学曹阮鲍谢而得开元天宝诸公 ,是真能学者矣。是故湛于三百而后为苏李 ,学苏李未能为苏李也”。以此类推 ,“溯洄从之 ,必自三百 ,所谓登山而诣其极 ,道水而穷其源也 ;溯流从之 ,必自盛唐。否则欲入而闭之门 ,升高而去其梯 ,恶乎可 ?”(《许伯子茁斋诗序》[5] (卷 1) )这虽是“学其上 ,仅得其中”(《沧浪诗话·诗辨》)的老生常谈 ,但对格调派“诗必盛唐”的诗学观念却是很大的突破和发展。“取材于《选》”的介入 ,不仅大大拓宽…     

试论李壁对诗歌笺释学的贡献

南宋李壁笺注的<王荆文公诗注>是宋代重要的一部诗歌笺注本.李壁在<文选>式的传统笺释方法基础上,发展了前代的注释之学,主要有三方面的贡献:以史证诗,借注王诗以显史;探求诗歌旨意;从文学角度来评论诗歌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这对后代诗歌笺释之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邓汉仪诗史观及其诗学意义

邓汉仪认为诗歌应"追国雅而绍诗史",所以他重视记载时变过程,反映一代兴亡之感,关注民生、民瘼的作品.这既是对传统诗学"诗史"观的继承,又是对国雅本质的回归.邓汉仪还以鲜明的历史意识为诗歌选本张目,借助诗歌总集《诗观》的编纂,以求"成一代之伟观",使选本具有诗歌发展史的意义,这是对诗史观的发展.作为康熙前期诗坛旗手,其诗史观对矫正清初世俗诗风,使诗歌创作回归现实主义传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汉魏六朝诗歌新变论

汉魏六朝诗坛的显著特征是新变,这也是它在中国诗歌史上重要意义所在.具体表现为,诗歌作品记名的普遍化、诗歌地位下移并保持平凡身份、注重形式创造、实现从歌诗到诗歌的转变.该时期诗风更迭频繁而较多个人色彩,"教化"意识相对薄弱而审美追求异常活跃,皆是以上新变诸气象的反映.以前正统诗论视六朝诗歌为代降的过程,并以梁陈两朝为诗歌史上最低谷时期,这种见解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认识汉魏六朝的新变特征和意义,有助于完善诗歌史的发展观念.     

新诗叙事艺术概观

新诗的叙事语言是“大白话”,并向着两个方向提升：一种是艾青式的“现代散美”,另一种是李季式的“民间歌谣美”。新诗的叙事方式主要有三种：故事型、散型、情节暗寓型。新诗的叙事结构更加灵活多变,其关键性的突破在一个“大”字上,几乎想写多大就能多大。     

论隋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价值

南北诗风的融合是南北朝诗歌向唐代诗歌发展的总趋势 ,而隋诗则是该阶段的重要一环。隋前期北方诗人的崛起 ,使得南北朝以来北方诗歌首次在诗坛占据主导地位。更值得注意的是 ,这时的诗歌创作在刚健厚重中融入了南方诗歌的精巧流丽。隋后期由于大批南人北上 ,因而出现了南朝诗风的复归。但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 ,而是在保持浮靡清丽本色的同时也融入了北方诗歌的阔大沉厚。“北人学南”、“南人学北”,正是这种双向交流 ,推动着诗歌朝着南北诗风融合的方向发展     

以苏轼为例：中国哲学语境中的诗画理论

中国诗画理论历来存在着诗评与画评标准的不一致性,但中国诗画理论又在美学精神上达到了对诗画共同艺术本质揭示的高度.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命题就是对中国诗画艺术创作经验和理论的一次高度总结和归纳.在苏轼的这个命题中,前者揭示了中国传统诗歌追求"画境"的形下取向,而后者则揭示了中国传统绘画追求"诗意"的形上取向.中国诗画理论特别是苏轼诗画命题与中国哲学道器观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国哲学道器观为中国诗画理论提供了哲学背景和言说语境.     

宋代咏物词的发展脉络

宋代咏物词的发展可分为承袭期、反正期、高涨期和汇合期四个阶段。承袭期注重描绘物象的外在形态，风格冶艳；反正期开始赋予事物以生命和情感，朝着敦煌、盛中叟原创期咏物词的录城大道反正、回归；高涨期更多借物抒情，托物言志，并在时代因素的作用下，形成家国身世之恨的新主题；在汇合期，家国之恨已成为咏物词创作的社会心理基础，而且不同词派都注重谋篇布局、造语运典、仍律合韵之法，表明南宋后期雅化、诗化已成为词体创作的共同蕲向。     

语言欧化与中国新诗的自我建构

欧化是现代汉语生成与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和现象,运用现代汉语进行书写的中国新诗面临着欧化带来的种种困境和难题。与欧化相对的是本土化,二者的关系相当复杂,其关键是欧化或本土化在新诗自我建构中的位置。其实,与其纠缠于欧化在新诗中的有无、可否,不如考察语言欧化的历史性存在如何重塑了中国诗歌的书写方式、改变了中国诗歌的哪些质素。这些方面在新诗的许多代表性诗人和文本中有清晰的体现。     

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新诗体式的演变

诗歌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它的文学形态除了凭藉语言外别无长物。新诗的语言经历了口语化、诗化和散文化的变迁,新诗的体式也经过了白话体、格律体、自由体的演变。通过探讨新诗体式的演变与诗歌语言的变迁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诗歌语言的诗化与非诗化是导致诗歌体式产生演变的重要原因。     

论南朝社会思潮与宫体诗的产生

梁朝后期出现的宫体诗,与南朝以来的新变思潮、社会流行的重色风气和梁代的好文之风密不可分.受新变思潮的影响,宫体诗在题材上大胆描写女性,并以此寄托作者的审美理想和追求.社会上流行的重色风气则对宫体诗抒情模式的形成有潜在的影响,因此宫体诗表达了一定审美规范下的程式化感情.同时梁朝兴起的好文之风,与现实政治形势息息相关,有利于文学集团的形成.此外受萧梁君主审美趣味的影响,文坛上以俗为胜,使得宫体诗具有世俗化的一面.